陈旭麓在家中书房
文 | 杨海亮，作者投稿
陈旭麓（1918-1988），湖南双峰人，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尤重中国近代史，“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已朝夕思辨的契机”，孜孜求索近代中国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在严峻反思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百年递嬗的曲折历程，最终完成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和自立新局的史学大家”。陈旭麓生前笔耕不辍，著有《辛亥革命》《近代史思辨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 谢》《浮想录》等。1946年9月，陈旭麓随大夏大学复员到上海，从此居住沪上四十余年。在离乡的漫长岁月里，陈旭麓一直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乡，其子陈辛说，“他对故乡十分浓厚的情谊，使日后远行的他始终对这片土地情牵梦绕”。
一
1918年3月31日，陈旭麓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锁石镇白源湾。幼时，陈旭麓在家乡的私塾学习旧学。1934年，陈旭麓离开湘乡来到长沙，就读于孔道国学专科学校。虽然换了环境，但接受的主要教育还是传统国学。换言之，从私塾到国专，陈旭麓“十余年来一直与旧学为伴”。在传统时代，湖南人要受到新的文化刺激，往往走出湖南，即所谓的“出湖”。陈旭麓童年时代即受到“出湖”观念的影响，他在《湖山情思》中回忆：
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来”，八指头陀出了湖；《洞庭波》杂志创刊，湘籍留日学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胜水，就是这样鼓舞着她的儿女前进。
到长沙后，陈旭麓“出湖”的念头与日俱增。为了“出湖”，1937年12月，陈旭麓曾赴武汉拟报抗日训练班，可惜因病未考。1938年2月，上海大夏大学由庐山迁黔，取道长沙。经人介绍，陈旭麓入大夏大学中文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社会学系），并随校前往贵州。大学毕业后，陈旭麓在抗日烽火中颠沛辗转，直到迁往上海才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从陈旭麓的早年经历可知，陈旭麓二十多岁即已“出湖”，但他的乡音始终未改。陈辛在《怀念父亲》中回忆：
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来到上海的，尽管在此生活了40多年，浓重的湘音却始终未改。他给研究生上课竟然需要高年级的同学作翻译，由此出现了多种不同方言版本的传译，引为笑谈。
1964年陈旭麓与毕业学生合影
据陈旭麓的诸多弟子称，初次听到陈旭麓湘乡话的人大多稀里糊涂，一头雾水。其中，弟子潘振平感受深刻。1980年5月，潘振平见陈旭麓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觉得“很有吸引力”，便报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考完试后，潘振平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托人联系陈旭麓，并得以拜见。他在《回忆陈旭麓老师》中回忆：“在先生的小书房里，第一个感觉是谈话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先生的口音常常使我不知所云，十分紧张。”文中，潘振平还提到自己1988年11月参加“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时，为陈旭麓充当“翻译”的经历：
不过在广东会议期间（不包括会后等火车票的日子），我看他还是轻松愉快的。不管在南海西樵山还是新会，我每日自然都要去请安，他那里访客不断，话题相当广泛。在新会他做了一次大会发言，因为他的湘乡口音经扩音放大不太好懂，我被叫到台上充当“翻译”。
同潘振平一样，弟子熊月之也认为陈旭麓湘音很重。在《陈旭麓先生传略》中，熊月之两处提到陈旭麓的湘乡口音：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重点是以“新陈代谢”的旨趣，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对于近代史线索、中西文化的比较、资产阶级评价，对于海派、租界、会党、洋务，对于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体与用、一与多……凡是近代史重大问题，几乎都有陈旭麓一家之说;凡是学术界热烈争鸣的现场，几乎都可以听到他那高亢独特的湘乡口音。他由现实反思历史，孜孜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去路。
尤其是近年，先生除了编书、撰文、讲课、指导研究生等繁重的工作外，更以急切的心情，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期望史学冲出重围。在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上，浓重的湘乡口音，凝聚着他的一片赤诚与苦心。
陈旭麓善于思辨，却湘音浓重，致使“外人”难以听懂。其实，即使是他的“同乡”，要听懂他的湘乡话也是很难。在陈旭麓诞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郭世佑提到自己与陈旭麓的一次见面：
在兰州，与会者私下议论最多的就是两个话题：一是陈先生的话不好懂，二是他居然还只是副教授。有好几位学者对我说：小郭你是湖南人，请你翻译一下陈先生的话。我说，我也听不太懂。我要纠正一下今天好几位学者的发言，你们说湖南话不好懂，其实误解了，很多湖南话是比较好懂的，只有陈先生的湖南话很不好懂。他说湘乡话，可以跟曾国藩对话，他俩的家乡后来都划归双峰县，那是湖南话里的“经典”，真不好懂。
对于陈旭麓的湘乡话，郭世佑表示“听不太懂”“很不好懂”，又言陈旭麓可以跟曾国藩“对话”，皆言出有据。位于湖南中部偏东位置的湘乡，建置甚早，历史悠久。相传西汉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皇帝刘欣封长沙王子刘昌为湘乡侯，故而得名。新中国成立之初，湘乡县属益阳专区，故郭世佑与陈旭麓曾经“同乡”。1951年，经湖南省政府批准，原湘乡县析为湘乡、涟源和双峰三县。曾国藩所在的荷叶镇与陈旭麓所在的锁石镇均划在新置的双峰县。因此，与郭世佑相比，曾国藩与陈旭麓更为“亲近”，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同乡”。
二
1984年1月，陈旭麓在给成晓军的信中写道：“你托徐泰来同志带来的白沙液两瓶，早经饮尝，家乡的酒当然远浓于家乡的水。”白沙液是湖南人钟爱的名酒，据说酒名是毛主席所定。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考察，喝到长沙酒厂酿的酒，说：“这酒很好，是取白沙古井之水酿造成的酒，酒质味道都不错，叫‘白沙液’好啦！”于是，白沙液流传开来。只是，在物质匮乏和交通不便的年代，远在上海的陈旭麓能喝到家乡美酒的机会不多。
陈旭麓喜爱家乡的酒，也爱家乡的茶。1983年，陈旭麓到湖南开会。会后，他与戴逸、李侃等人游览君山。陈旭麓说：“名山从来多胜迹，也从来有名产。君山茶是脍炙人口的，到了君山，不能不喝君山茶。”于是，几人步入茶楼，一饱口服。“我们要了一杯银针作公茶，放在台面的中央，有似‘井田’中间的‘公田’。开水冲入高玻璃杯中，茶叶一片片竖起来，仿佛一丛银针，茶水随呈嫩黄色，直可呼之为‘洞庭早春’。”这段经历，让陈旭麓念念不忘，“偶一回味，齿颊犹留余香”。
这里，简要说说陈旭麓的家世。陈旭麓的曾祖父、祖父都曾以经商为业。在曾祖父一辈，陈家家境还算殷实；至父亲一辈，家道已经中落。陈旭麓出生时，湖南境内战火不断，其父在别人的店中“帮工”，干管账、跑街一类的活儿，薪酬微薄，入不敷出。五岁那年，其母因病而死，家中更为窘迫。童年的凄苦遭遇，使陈旭麓从小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以至于后来对粗茶淡饭、清汤寡水的生活也毫不在意。可以说，在吃的方面，陈旭麓并无讲究。但如果能常吃家乡菜，还是特别欢喜。虽然长期在上海生活，但他始终保留着湖南人的生活习俗，而且影响到了子女。陈辛回忆：
我们姊妹兄弟五个自小耳濡目染父亲的为人处事，也深受湘人生活习俗的影响。一口腊鱼腊肉、猪血丸子，总会勾起他对家乡的浓浓情丝，而出生在上海的我们对这些也常常食之如饴。
可见，陈旭麓爱吃湖南的腊鱼、腊肉、猪血丸子等特色食品。幸运的是，陈旭麓的妻子陆鸿逵非常能干，内外兼具，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代知识女性”。陆鸿逵是贵州人，不仅能做黔菜、川菜，也能做湘菜，这让陈旭麓十分满足。1970年4月，陆鸿逵因病离世，陈旭麓很是悲伤。对于这位贤妻良母，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三首七绝诗悼念，其中有“海滨风吹久相依，垂老那堪失伴飞”，足见他对妻子的感激与怀念之深。
三
陈旭麓钟爱湖南的青山绿水，在其为数不多的诗词和散文中，有着他对“湖”山“湘”水的深情。
民国时期长沙岳麓山云麓宫
早在1936年，意气风发的陈旭麓在长沙读书时就与同学戴礼、谢璞等人游过岳麓山，并留下长诗，诗云：
衡岳北迤脉奔散，云麓峥嵘湘江岸。
蜿蜒曲折洞庭南，龙蟠虎踞犹雄悍。
据陈旭麓自述：“我原名‘修禄’，我的哥哥叫‘应禄’。我到长沙后，我讨厌禄字庸俗，‘俸禄’、‘求禄’是升官发财的标记，因改名‘旭麓’。”虽然名字与岳麓山发生了联系，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陈旭麓少有机会重游岳麓山，以至于岳麓山云麓宫的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成了他梦魂中追踪衡山、洞庭的向导。1980年，已过花甲的陈旭麓有机会重游岳麓山，不由写下一首《登岳麓山》：
楚天寥廓一江流，岳麓山偎橘子洲。
历劫犹留黄蔡冢，斩除君统自千秋。
除了岳麓山，君山也是陈旭麓心驰神往的。1983年，陈旭麓到长沙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会后，他与几个同行同登君山：
波涛滔滔的洞庭湖中长出一座婀娜多姿的君山，是自然界的神奇赐予；山间的二妃墓、柳毅井和许多诗碑，又给大自然嵌镶了多彩的人间情思，谁不心醉。
岳麓山、君山之外，陈旭麓也向往天子山。1987年8月，“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在天子山召开，陈旭麓应邀参加。会后，他在致好友左步青的信中写道：
陈旭麓与左步青
我有一天从山峰螺旋而下，沿山谷行，两边是危崖奇石，中间是清澈的溪流，这里名沙刀沟，是此行最值得流连的风景点。我连续步行了七个小时，第二天上午继续上腰子山，过了一道险岩……
关于此次游山，陈旭麓还赋诗一首：
史坛岁岁集群才，酌古论今第几回？
虽有痴情填学海，此行却为看山去。
秀冠五岳的衡山，则一度让陈旭麓朝思暮想。可惜，他多次从衡山脚下走过，却没有上祝融峰，只得“每每从地图上、游记里和诗词中贪婪地领略衡山的风姿”。
陈旭麓除了对“湖”山心醉神迷，对“湘”水亦是不能忘情。“湘”水之中，最负盛名的是洞庭。陈旭麓第一次到洞庭湖上，见到万千景象，不由大叹“八百里洞庭尽收眼底”。而对南宋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他更是烂熟于心，“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此外，每次回乡，陈旭麓都尽可能四处游览。1980年，陈旭麓回到湖南。到长沙时，作了《车到长沙》，诗云：
去时烽火湮万家，来日昭苏睹物华。
却道长沙应识我，休嗔我不识长沙！
到邵阳时，留诗一首：
资水奔流出万岑，悠悠已鉴百年心。
识时首倡师夷议，到此谁不念默深。
回到双峰老家，更是心潮澎湃、心绪万千：
三十六年此日还，心情未老鬓双斑。
家家有酒迎归客，话到心酸语转删。
陈旭麓曾经表示：“尽管年光流逝，趁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湖”山“湘”水，无疑是他思乡的源泉。
四
作为历史学家，陈旭麓的教学与研究侧重于中国近代史。而近代湖南风起云涌，人才辈出。可以说，陈旭麓的教学与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家乡的先贤“对话”。在陈旭麓的随想、论文、书信中，湖湘历史人物比比皆是。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晚清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陈旭麓的笔下时常提到魏源，“魏源从编《皇朝经世文编》到《海国图志》就是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过渡”，《海国图志》是“开眼看世界的表现，也是世界概念的改变，并促进中国人对世界概念的改变”。陈旭麓对魏源“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思想极为认可，说它是积极促进“新陈代谢”的言论。但陈旭麓认为魏源对拿什么变缺少明晰的认识，没有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与“师夷之长技”联系起来。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位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陈旭麓对这位同乡的评价不偏不倚：“自1860年起，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儒生军事力量已显著地给衰败中的清朝起着加固作用”；“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的忠诚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身上开始展现了传统的裂口”；“从曾国藩到康有为等人都是从内心的分裂引向社会的分裂”等。尤其可贵的是，陈旭麓指出，研究人物不要走过去那种“讲一个人好，那个人简直好得是一个完人；讲这个人坏，那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极端。
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
宋教仁是湖南常德人，是中国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陈旭麓对宋教仁的研究十分深入，分析也有理有节，有根有据。他提出，宋教仁是“一个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志士”，“宋教仁以改良中国的政治，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己任，不仅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等一整套政治主张，并为其实现而进行了努力，而且还拟定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具体政策，准备在他当政的时候施行”。只是，宋教仁的理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实现，“这不是由于他的年轻被杀，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在陈旭麓看来，黄兴虽然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的民主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兴建实业的主张，均有足述者。尤其是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与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
此外，对左宗棠、谭嗣同、蔡锷、陈天华等湘籍名人，陈旭麓都有精准评价，并在人物研究方面形成许多独到见解。如，“近代人物‘转化论’，是研究他们的社会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不在于写千言万语，而要在精，说到点上”；“研究人物还要有点生活气息，才能活龙活现展示人物的风貌”等。
陈旭麓的近代中国人物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离不开他对知识的积累、史料的把握、方法的运用等。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陈旭麓在理解湖南历史人物上无疑有着先天的优势。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乡土”上的一致，似乎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对话”。即便隔着时空，也因同生于斯、同长于斯而更有亲切感、认同感，更能同频共振、强烈共鸣。
陈辛说：“在我眼里，生活中的父亲是真正的男人，一个性格凸显、堂堂正正、挥洒自如、独立思考的男子汉，有责任、敢担当、顾亲情、兼柔情。”应该说，陈旭麓流淌着湖湘的文化血脉，也传承了湖南人的性格。
五
1978年，陈旭麓回到华东师范大学，教书、编书、指导学生，各种事务缠身。因为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日渐丰硕，加上怀抱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创新的使命感、责任感与紧迫感，陈旭麓还是不厌其烦地前往各地参加学术活动。而对于来自湖南方面的邀请，更是有呼必应，不辞辛劳——
1980年12月，陈旭麓应湘潭大学之邀，到该校作了近史问题讲座。1982年8月，陈旭麓外出参会，归途在长沙停留数日，与湖南社科院的许多同道畅谈民国史问题。1983年5月，陈旭麓到湖南参加全国历史学“六五”规划会议，随后参加了《魏源全集》编辑会，并筹设“魏源研究会”。1985年11月，陈旭麓参加了左宗棠逝世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又去了湘潭大学交流，以及到湘潭师专祝贺学校升格为师院。1987年8月，陈旭麓带着几个研究生参加了由湘潭大学发起和组织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年底参加了魏源逝世130周年纪念讨论会，并为“中国近代文化讲习班”授课。1988年9月，在致湖南社科院杨慎之的信中，陈旭麓表示：“对于黄兴学术研究讨论会，一是应该恭谨赴会，二是应该写文章。”
从以上学术活动可知，晚年的陈旭麓尽管工作繁忙、年老体衰，但还是尽量参加湖南方面的活动。
对于湖南的出版行业，陈旭麓格外关心与支持。1985年11月，陈旭麓访问岳麓书社，同钟叔河等人谈起“旧籍新刊”计划。陈旭麓建议重印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并欣然为新刊本撰写前言。在与钟叔河的往来中，陈旭麓对其宣传郭嵩焘的做法也极为认可：
郭嵩焘生前与死后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二十年前我在教学中即发生过感慨。你写的《论郭嵩焘》一洗过去对郭的许多浮言，今又在印行郭全集的基础上将其日记精心整理，并编制多种索引，发先贤的潜德，大有益于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
《陈旭麓文集》第五集《浮想偶存》中，收有陈旭麓与邓代蓉书信四通。邓代蓉曾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副主任。从中可知，陈旭麓曾对湖南的出版建言献策，十分热心。如，购买岳麓书社出版的新书，建议选编政情类文章成书拓宽销路，推荐出版钱实甫遗著《北洋政府官职年表》等。对于《从西方到东方》，陈旭麓更是建议“可换其他角度考虑”：
分传教士、外交官、税务司、大班等类型编纂；就人物如李提摩太、赫德、斯坦因、司徒雷登等来华经过及其事迹编纂（选二三十个代表性人物）；就历史进程写，如鸦片战争前后的外国人，洋务运动与洋人，太平天国与外国人，戊戌维新运动与西学，二十世纪初在华的外国人士，等等。
潘振平曾评价陈旭麓：“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观察问题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深度令人叹服，不经意间的归纳和点评，往往就能给人启迪。”陈旭麓给邓代蓉的建议，即是一证。
晚年的陈旭麓还遇上了一件令其“心动”却不能“行动”的事情，即迁回湖南。1983年5月16日，陈旭麓写信告诉郑云山：
两月前湖南杨慎之同志来沪专访，他说奉命请我去湖南社科院工作，专做学术带头人，儿女都可安排，住房比此宽敞，图书资料尽量供应。我未拒绝，以考虑后函复。此次去了，他们必面议。我想待师大新旧交替后有人做主再定答之。前此未及征求你的意见，不知你以为何如！总之，在上海已数十年，一旦他迁，也非易事。
后面，陈旭麓终未去湖南社科院“专做学术带头人”。1984年5月，时任湖南社科院院长的汪澍白调往厦门大学，陈旭麓写信告诉郑云山：
湖南专函谈及湖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汪澍白同志将他调，汪和副院长杨慎之同志联名向省长刘正同志推荐我去承之，刘同意后已向省委提名。并说他们将来沪劝驾。这事有点突然，不予考虑，因为我的年龄已出线，球应由年富力强的同志去发;而且上海方面也未必同意，这种慎重是必要的。
其间，陈旭麓有所考虑，如果上海和师大的领导允许，可请假去湖南两三年，“为他们安排新人过渡，而我暂时也可以脱离这里的是非，换换空气，未尝不好”。但这只是他的想法，最终得“听候师大党委的决定”。
不久，湖南方面催促陈旭麓表态，可是上海方面“明确表示不同意”。陈旭麓也就不再他想，“一切职权的事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重要的是在有限的岁月里，完成我想写的东西”。
1984年11月，在致钟叔河的信中，陈旭麓写道：“湖南社科院约我回湘任职，不无他迁之意，徒以老境已增，沪上又不放行，行止终难自决，事情也就成为过去了。”就这样，陈旭麓最终未能“告老还乡”。
“四山大树尽飘零，万叠新株峰又青。原上几回寻旧迹，故乡泥土总芳馨。”陈旭麓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陈旭麓曾经表示，“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又言“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应该说，早年“出湖”的陈旭麓，一生对家乡湖南有着深厚感情和眷恋。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旭麓：《陈旭麓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
[2]沈渭滨：《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上海学》集刊（第三辑），2016年
[3]潘振平：《回忆陈旭麓老师》，《读书》，2022年第6期，第13-22页
[4]郭世佑：《像陈旭麓先生那样站起来思考》，澎湃新闻，2018-12-08
[5]陈辛：《怀念父亲陈旭麓》，《中华读书报》，2019-02-20
[6]岑金：《学术职业的“新陈代谢”》，华东师范大学，2010-04-01
[7]于翠艳，傅德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重读《陈旭麓文集》有关“人物研究”论述有感》，《史林》，2019年4期，第215-217+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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