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面容憔悴的香烟小贩正低头向路人兜售着廉价香烟。这普通的一幕，在1950年的一天，却让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目光定格。七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革命英雄黄骅司令员遇害的惨剧，至今仍让肖华心痛不已。而今，命运竟让他在首都街头，与当年的凶手之一不期而遇。那个貌似平常的小贩，为何会与黄骅案扯上关系？他又是如何从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刽子手，变成了街头卖烟的小贩？
一、峰回路转：街头意外重逢
1950年的北京城，百废待兴。这一年的春天，肖华接到任命，从东北局调任北京，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初到北京的肖华，除了处理日常公务外，也常常抽空了解首都的社会治安状况。
这天下午，肖华乘坐一辆普通的黑色轿车，沿着前门大街巡视。街道两旁的店铺林立，市井气息浓厚。街上的小商贩们此起彼伏地吆喝着，叫卖声此起彼伏。
就在车子驶过一处较为拥挤的路段时，一个蹲在路边的小贩引起了肖华的注意。这名小贩看上去四十岁左右，身着灰色布衣，面容晦暗，正低着头整理手中的香烟。
＂停车！＂肖华突然出声，吓了开车的警卫员一跳。车子刚一停稳，肖华便快步走向那名小贩。此时的小贩还在专注地整理着香烟，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来临。
＂你叫什么名字？＂肖华站在小贩面前，沉声问道。小贩抬头的瞬间，脸色骤变，手中的香烟洒落一地。那双惊恐的眼神，立刻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报告首长，我叫...王德胜...＂小贩颤抖着声音答道。
＂王德胜？＂肖华冷笑一声，＂还是叫你本名吧，潘特！＂
这个名字一出，小贩如遭雷击，瘫坐在地。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不明就里。警卫员们迅速上前，将潘特制服。
原来，这个自称王德胜的香烟小贩，正是1943年参与谋害黄骅司令员的五名凶手之一。潘特在作案后，辗转逃亡多年。建国前夕，他改头换面，隐姓埋名来到北京，靠卖香烟为生，企图在人声鼎沸的首都躲过追捕。
＂押回去！＂肖华一声令下，警卫员们立即将潘特带上轿车。就这样，在北京前门大街上演了一出出人意料的抓捕场面。从凶手潜逃，到伪装成小贩，再到被当场认出，这不可思议的巧合，让正义终得伸张。
当轿车驶离前门大街时，街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然而这个普通的下午，却注定要被载入这座古城的公安史册。七年前那起震惊华北的要案，终于在这个春日午后，画上了一个句点。这突如其来的相遇，不仅是命运的捉弄，更是历史的必然。
二、英雄往事：黄骅的革命生涯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黄骅的名字虽不如其他著名将领那般广为人知，但他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黄骅出生在湖北省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境所限，年幼的黄骅只读了一年私塾便被迫辍学。但求知若渴的他并未放弃学习，经常向村里识字的长辈请教，利用农闲时节自学文化知识。
1926年春，新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15岁的黄骅积极参与其中，很快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初期，黄骅在新县一带组织农民武装，打击土豪劣绅，为当地农民争取利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骅随部队转入鄂豫皖根据地。从一名普通战士开始，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很快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基层指挥员。在肃清土匪、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黄骅屡立战功，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职务。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黄骅所在的部队在向北转移途中，多次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一次突围战斗中，部队被分割包围，情况危急。黄骅带领一个连的战士，主动请缨担任断后任务。他们利用地形优势，与敌人周旋数小时，成功掩护主力部队突出重围，自己却损失惨重，仅剩不到二十人脱险。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骅被派往华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一次次与日军的较量中，黄骅逐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游击战术。他提出＂小部队、大活动＂的作战方针，采取声东击西、围点打援等战术，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1941年，黄骅在冀鲁边区的一次重要战役中，指挥部队歼灭了一个日军大队。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
在战友们的回忆中，黄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指挥官。他经常深入基层，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了解部队实际情况。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多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
1942年，黄骅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军区副司令员。上任后，他积极推动部队整训，加强政治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他还注重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兵组织，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的抗日武装网络。
然而，就在黄骅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1943年8月15日，这位年仅32岁的革命英雄，在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时遭遇不测，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血案真相：凶手的精心预谋
1943年8月15日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在冀鲁边区却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区的惨案。当天上午，黄骅司令员按照既定计划，准备前往涉县参加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这场会议原本是为了商讨部队整编事宜，却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陷阱。
事发当天清晨，五名凶手分别埋伏在通往会议地点的必经之路上。这五人分别是潘特、赵明、李四、王顺和张德，他们都曾在地方武装中任职。据后来的审讯记录显示，这五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策划这次行动，他们选择的伏击地点位于两个村庄之间的一段偏僻山路。
这条山路地形复杂，两侧是陡峭的山崖，道路狭窄，只容一辆马车通过。从地形上看，这里确实是实施伏击的理想场所。凶手们显然经过了细致的踩点，他们甚至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挖掘了临时掩体，以便隐蔽。
当天上午九时许，黄骅一行人从驻地出发。按照惯例，黄骅乘坐一辆普通马车，由四名警卫员护送。这种低调的出行方式是当时革命干部的通常做法，为的是避免引起敌人注意。然而，这次正是这种简单的警卫力量，给了凶手可乘之机。
马车行至山路拐弯处时，路边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响。这是伏击的信号。早已埋伏就绪的五名凶手同时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向马车倾泻。警卫员立即组织还击，但由于敌暗我明，加上地形劣势，很快就伤亡殆尽。
在这次伏击中，凶手们使用的都是美制汤姆逊冲锋枪。这种武器在当时的华北农村地区极为罕见，这也成为后来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之一。据统计，整个伏击过程中，凶手们共发射了超过二百发子弹，充分显示出他们杀人灭口的决心。
事后的现场勘查发现，凶手们不仅在现场布置了多处伏击点，还在附近的村庄安排了眼线，用以监视黄骅一行的行踪。这种周密的部署表明，这绝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行动，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骅遇害后，凶手们还匆忙搜走了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其中装有重要的军事文件。这一细节表明，他们此行不仅是要杀害黄骅，还有窃取军事情报的目的。
案发后，凶手们分头逃窜。其中赵明、李四和王顺逃往了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张德则躲进了太行山区，而潘特则选择了北上，最终逃到了北平（今北京）。他们的逃跑路线显示，这些人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很可能事先就规划好了退路。
这起震惊华北的谋杀案，不仅造成了一位优秀革命干部的牺牲，更暴露出当时根据地内部存在的严重治安隐患。案发后，边区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行动。通过细致的走访和情报收集，专案组很快锁定了这五名嫌疑人的身份。
四、追凶历程：七年跨越的追捕
案发后的第一个月，专案组在肖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通过对现场遗留的弹壳进行分析，专案组发现所使用的都是美制汤姆逊冲锋枪的子弹，这种武器在当时的华北地区极为少见，主要来源是缴获的日伪军武器。
经过对边区各部队武器装备的排查，专案组很快查明，在案发前一个月，涉县地方武装部队曾报告丢失了五支汤姆逊冲锋枪。而这批武器正是由赵明负责保管。这一线索立即将调查方向指向了赵明及其同伙。
1944年春，专案组在太行山区发现了张德的踪迹。当地群众报告，曾看见一名陌生人经常在夜间出现在村外的山林中。专案组立即布置了抓捕行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专案组成功将张德抓获。经过突审，张德交代了其他四名同伙的身份和逃跑方向。
同年冬天，专案组在平汉铁路沿线展开地毯式搜索。通过当地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专案组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发现了躲藏的赵明和李四。两人企图负隅顽抗，但最终在专案组的强大火力下被当场击毙。
1945年底，王顺在河南境内落网。据王顺交代，他在逃亡期间曾多次改换身份，先后在多个县城做过短工。最后因为在一次赌博纠纷中暴露了行踪，被专案组发现。王顺的落网，为专案组提供了更多关于谋杀案的细节。
然而，最后一名嫌犯潘特的下落始终成谜。根据专案组掌握的情报，潘特在案发后立即向北逃窜，但在到达北平后就仿佛人间蒸发。专案组在北平城内外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却始终未能发现他的踪迹。
1947年，专案组在北平城内的一家茶馆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名茶客称，曾见过一个与潘特相貌相似的人在前门一带贩卖香烟。专案组立即在前门地区布控，但当时由于国共战事正酣，这条线索未能得到有效追查。
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专案组才重新启动对潘特的搜捕行动。然而，此时的前门地区小贩众多，人员流动频繁，要在芸芸众生中找出一个刻意隐藏身份的逃犯，难度可想而知。
专案组采取了一个大胆的策略：在前门一带散布消息，称要整顿商贩秩序，所有小贩必须进行登记。这个举措迫使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不得不转移地点，但潘特却选择留了下来，他担心贸然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
就这样，潘特在前门一带经营着他的香烟生意，直到1950年那个命运的午后。当年参与追捕的专案组成员回忆说，如果不是肖华同志的意外发现，潘特或许还会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市井中继续隐匿下去。这起历时七年的追捕行动，最终以一次偶然的街头邂逅画上了句号。
五、最后的审判：潘特的供述与结局
1950年4月15日，在北京前门大街一家小商铺前，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肖华同志偶然发现了隐藏七年之久的潘特。那天，肖华正在前门附近视察工作，突然注意到一个卖香烟的小贩面容异常熟悉。经过仔细辨认，确认此人正是当年在冀鲁边区通缉的要犯潘特。
潘特被捕后立即被押送到专门设立的审讯室。在首次审讯中，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坚称自己是山东临沂人，名叫王建国，一直在北平做小本生意。然而，当专案组出示了他在地方武装部队服役时的档案照片后，潘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在随后的审讯中，潘特详细交代了策划和实施谋杀黄骅的全过程。据他供述，1943年6月，他与赵明、李四等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商议了这个计划。当时，这五人都对组织的人事安排不满，认为自己被排挤。他们决定通过暗杀黄骅来达到破坏根据地稳定的目的。
潘特还交代，在案发前两周，他们就开始对黄骅的行程进行侦查。通过收买一名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得知了黄骅将要参加涉县军事会议的消息。随后，五人利用职务之便，偷取了武器库中的汤姆逊冲锋枪，并在伏击地点进行了多次演练。
在讯问中，专案组特别关注潘特逃亡期间的活动。据潘特交代，他在案发后立即向北平方向逃窜。为了避免被发现，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走小路、穿山林，最终到达北平城。期间，他曾在一个偏僻的农家借宿，那家的老农无意中提到了通缉他们的消息，这让他更加谨慎。
到达北平后，潘特使用预先准备的假身份证件，在前门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选择在这个人员流动频繁的地方卖香烟，既能维持生计，又便于隐藏身份。七年间，他从未离开过前门地区，也没有与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过去。
1950年5月，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潘特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持续了三天，法庭调取了大量的物证和证人证言。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那个被搜走的公文包，潘特供认当时将公文包交给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的联络员。
在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证明这起谋杀案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更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叛变行为。特别是通过潘特的供述，揭示了当时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些隐患。
1950年6月1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潘特案做出最终判决。考虑到潘特罪行严重，对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法院依法判处潘特死刑。判决书特别指出，潘特等人的行为不仅剥夺了一位优秀革命干部的生命，更是企图破坏革命根据地的稳定，性质极其恶劣。
6月15日清晨，伴随着一声枪响，这起历时七年之久的特大谋杀案，终于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潘特始终保持沉默，他的沉默似乎预示着这个案件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