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姚远
编辑 | 董可馨
熊培云生了一场大病，几个月后又出了几本书。在气温接近零度的北方，他用层层叠叠的织物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企鹅，却依然瘦削孱弱。
他对记者说：“什么是人性？我这半生，寄希望于自己的事情基本做成了，寄希望于其他人的事情大多一败涂地。”
21世纪初，熊培云写新闻评论，写社科类书籍，《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自由在高处》《重新发现社会》，字字句句振聋发聩，大都出于一种知识分子“不得不写”的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文字是在给社会“缴思想税、良心税，希望船不沉下去”。
熊培云大学毕业，恰好赶上互联网时代帷幕刚刚掀起的好时机。一切都是崭新的、纯粹的，互联网给普通人赋权，让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抵达无数心灵的深处，激起风暴或涟漪。他曾经因这么一个时代的到来感到无比欣喜。表达激情最丰沛的一段时间，熊培云每个月发表四五十篇评论稿，孜孜不倦地阐述自己对社会进步的期许。
渐渐地，互联网的面貌却似乎变了，“不仅互联网正在走向它的反面，而且每个人都变成弱者”。
熊培云
数据构建的虚拟广场，逐渐被混战盘踞。建设性的对话消失了，人与人互掷刀剑，猎巫运动蔚然成风。个人具体而复杂的处境坍缩成一个个单一身份，继而被施以暴力，沦为公共戏剧中的牺牲品。
2017年秋天，熊培云在牛津大学访学，时常坐在牛津街边的长椅上，望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他正式开启了自己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系统思索，后来陆陆续续历时七年，写成《人的消逝》一书。
与此同时，他重新拾起诗歌与小说的创作，以抵御一个无意义世界对自己时间和主观世界的侵蚀。“和日常的修修补补相比，虚构是另起炉灶，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他说。
熊培云如今笃信的是，尽管在不远的将来，人造的技术或许将驱逐真实的人类，甚至取而代之，但一个柔软而诗意的心灵世界，将是人类留存于世的最后堡垒。
结构性混战
南风窗：你对互联网技术的反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熊培云：我从1996年开始上网。当时，我在天津一家报纸负责互联网周刊的编辑与撰稿，应该说在天津当地，很多人的互联网启蒙是从我开始的。
一开始，我对互联网抱以乐观的期冀，以为互联网的发明是所谓“庶民的胜利”。普通人因为互联网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从而获得了力量。后来渐渐地，我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人的消逝》这本书，最初起源于南开大学一个关于微博的普通课题，因为当时手头有事正忙，没来得及做。几年后微博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变成了恶人谷与斗兽场，许多正直的朋友都陆续离开，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仍在纵容舆论生态的严重恶化。因为厌恶微博，彼时对它我已经毫无兴趣，更别说研究。若要研究，首先得倾注感情。
既然没法做，只好改题目。相较于简单且应景地剖析为何烂泥坑里人人互掷刀剑，我宁愿关注价值深邃恒远的人之消逝，于是写了这本书。
《人的消逝》封面
南风窗：你对互联网技术的态度发生质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
熊培云：大概2018年，我当时在牛津大学访学，在网络上被一群人围猎。我没有热情甚至没有义务为自己辩解，后来我在英国和欧陆看了将近100家博物馆和美术馆。
有学生为我辩护。我告诉她在一场运动中，为人辩护往往无异于“湿布投火”，你将一块湿布投进大火，它很快会变成燃料。如果我能继续与人为善，就不会被摧毁。
之后我又因为曾经受邀在东京大学访问而被围剿，外交部发言人特别澄清这是正常民间交流也不能阻挡有些人的恶意揣测。其实《西风东土》一书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中，只有我自己知道写这本600多页的书如何严重影响了我的健康。
这些经历让我对互联网媒介与人性产生了巨大的失望，也看到了人在特定结构中的无能为力。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相较于关注人性，我更愿关注结构，即人的境遇。
南风窗：技术统治对人的威胁体现在什么方面？
熊培云：在此，我并非要赞扬“人治社会”的优越，而是与绝对的技术统治相比，在一个尚有“人治”的社会，假如你遇上一个能体恤他人困境的人，一些事情的解决方案是拥有自由裁量权和有弹性的。倘若完全把社会交给技术统治，可以求情的人消失了，只剩下一台冷冰冰的机器。没有人情的世界，还是人类世界吗？
我并不完全否定技术的作用，但你说哪一种技术的发明，不是又增加了一种人类的死法？比如无人机，在它被发明应用以前，谁能想到在俄乌战场上，一名士兵卧在地上装死，竟然还能被无人机发现，被丢来一枚炸弹？想想技术进步有时候真的很悲哀，不过是让死神又换了一把镰刀。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南风窗：究竟是技术塑造了人的混乱与自毁倾向，还是人性本就如此，技术只是恰好盛放、展示了人类的这一面呢？
熊培云：像上面说的，我很少直接批判人性，古今中外的人性，无非都摇摆在欲望、恐惧与愚昧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人永远无法拥有全知的真理、绝对的理性，肯定会犯错，所以都是善恶并存的。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善是恶，和他的人生际遇有关，和他处于怎样的社会结构、人群互动关系有关。
过去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谁也看不见谁，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现在人人都有一部手机，彼此都看得见，技术塑造了这样一种结构，让手机变成冲锋枪，人们拿着它在互联网上混战。
南风窗：是什么技术结构激发了人们对“混战”的欲望？
熊培云：如果把互联网比作一个全景监狱，当下不仅看守可以监视你，其他囚犯也可以彼此看见，甚至可以组团侵入你的牢房发起质问。
属于人们的私人领域被挤压、缩小到了极致。一些社交媒体上，你点赞了什么内容会被展现给朋友和公众，于是哪怕是打瞌睡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点赞按钮，你也可能会被一些人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手机变成了一个卧底，它可以随时出卖、背叛你，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结构中。造神运动几乎不会再发生，而猎巫运动每天都在进行。
表达的原则
南风窗：一些现代年轻人渐渐患上了“精神失语症”，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无论以前多么热衷于更新个人社交媒体、参与公共讨论，如今都觉得无话可说。你怎么看这种状态？
熊培云：我最近稍微好一些，但也已经很长时间不想说话了。这几年一直在生病，觉得生活首先还是自己的，就不太在意别人怎么想了。
早先我写了很多社科类书籍，关心社会和国家，希望外部世界变得更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本人始终处于自我牺牲的状态，自己完全被掏空，直到生了一场病，意识到并非来日方长，当务之急还是抓紧建设自己。我不想在文学上辜负自己，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尚有激情与才华。
南风窗：在这种泥沙俱下的信息技术环境中，普通人如何保全自己的心智？
熊培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短视频平台和算法机制，人们往往批判它会塑造信息茧房、同温层效应，会促使观念极化。而我想说，如果你是一个具有媒介素养或者“算法素养”的人，这些算法的操纵是可以为你所用的。
而我深受其益，最近写了一部小说，主人公是一名昆虫学家。在短视频算法的反复推荐下，我打造一个关于昆虫学的“信息茧房”，得到了关于昆虫学的各种知识，完成了一种正向的知识积累。只要你是自由的，信息茧房也可以变成一个专业的图书室。
即使是在算法世界中，如果你是一个爱思考、具有主体性的人，你也可以是自由的。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南风窗：是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更愿意打造自己的信息茧房，只看自己想看的内容。
熊培云：这也没错，谁愿意天天活在一个充斥着冲突的世界中？人之所以会不断强化自己的观念，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内心的冲突。但保持开放与清醒也是必要的。
南风窗：所以对于“真理越辩越明”这个道理，在互联网世界中，是否依然成立？
熊培云：大多数时候真理的确是越辩越明的，但人们经常辩论的往往并非只有真理，而是意义。比如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实际情况。就像尼采所说：“没有真理，只是阐释。”我原先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没有角度就没有风景。”每个人其实都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这个世界。站在意义的角度，辩论不能超越人的主观感受，否则辩论只能促进人的消亡。
南风窗：那么，你还相信公共表达的价值吗？
熊培云：我从不否定公共空间的意义，但是公共空间也需要价值与秩序。我比较欣赏的是类似于富兰克林早年在费城举办的“皮围裙俱乐部读书会”的状态。
这个读书会很有意思，其中一项原则性章程是，当你与其他会员交换意见的时候，不能使用“绝对”这个词，否则要接受罚款。他们觉得，你来参加读书会，并非来宣扬真理的，你的观念不一定全对，别人的观点不一定全错。
富兰克林在回忆录中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当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方式表达以后，变得更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批评了—因为我起初的表达又没说是一定正确的，后来的改正于是也不难为情。
《模仿游戏》剧照
多年后美国制宪会议，当所有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富兰克林说，我们来这里开会，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观点，如果人人都不妥协，草案永远无法达成。最终也是在人们的彼此妥协中，美国制宪会议的最终蓝本形成了。
南风窗：这个原则很重要，几乎可以成为所有商讨的基础。
熊培云：是的。为什么互联网上的争吵那么激烈？无数人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无法容忍其他人的观点，每个人都带着标准答案在和别人讨论。
“绝对化”的表达是一种盖棺论定，仿佛是在说，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容许任何成长和变化。然而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原先我坚持的某些观点，后来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人需要处于一种不断思考的状态。我尚未垂垂老矣，愿意用一生来接受某些观念。
人的驱逐
南风窗：你在书中写，人正在毫无悬念地变成时间海滩上一块块光滑的鹅卵石。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本应是建立与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反而似乎割断了它们？
熊培云：我自己的体会非常深刻。年少时住在乡下，父母生病了，亲戚会提着一个点心来家中看望，一起聊聊天。而现在当我病了，多好的朋友也只是在微信上说句保重。这种符号对符号的关心，让我觉得人与人的距离似乎更远了。
包括新同事入职，以前大家在现场鼓掌欢迎，我们能看见新同事的模样，他是具体的、活灵活现的人。现在新同事入职就是微信群中新增了一个符号，大家在群聊中复制手掌的图案，千篇一律。大家真的欢迎吗？真的鼓掌吗？谁也不知道。
人在手机上有成千上万的朋友，都是符号，看不爽了就删掉，像把一个符号拉出去杀头。人的意义被稀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这确实与科技的扩张与滥用密不可分。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南风窗：现在一些年轻人更愿意和人工智能谈恋爱，而不是真实的人。
熊培云：我在《人的消逝》中提到一个概念—“亏欠”。人与人彼此提供服务的时候，会产生亏欠之心。比如我们所处的咖啡厅，建筑工人铺了道路、建起了商场，是这些拥有具体血肉的人类创造了一切，让我们有机会坐在这里谈话，我们对他们怀有感激之情。
这种情感的涟漪、彼此的触动，像榫卯结构一样将人类紧紧地咬合在一起，可如果这一切都是机器和技术实现的，人就处于某种互不需要的状态。
南风窗：我想起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一些城市试点运行，人类司机对它们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不久的未来，人们或许就要面临AI司机还是人类司机的抉择，你怎么看？
熊培云：这本质上属于资本的扩张。在社会学的立场上，几乎没有人希望技术发展的最终后果是夺走了普通人的生计。
技术和资本愈发膨胀，人越来越渺小。上世纪90年代大家经常讨论后现代文化，甚至觉得它意味着某种希望。至少我一度以为，前现代社会中铜墙铁壁的东西，经由后现代人的原子化、价值观的碎片化，可以逐渐瓦解，人最终会变得更自由。
可是30年过去，人更自由了吗？似乎没有。原来以为可以被瓦解的东西反而愈发庞大。人变成了巨型机器上的浮土和蚂蚁。
南风窗：对技术的警惕和反思在人文社科领域是共识，但对于实际掌控着技术和资本走向的领域来说似乎并非如此。就如你书中提到的，人文精英与商业、技术精英的对话是断裂的，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断裂？
熊培云：《南风窗》之前一篇文章描述了全球的文科倒闭潮，我个人认为文科的衰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天才基本法》剧照（点击阅读文章）
放眼全世界，文科很多时候既不提供审美价值，也不提供思维价值，似乎人人都在填表、互相吹捧、混圈子；不关心社会，也不关心未来，甚至不关心过去，只会在一些术语中打转。这样的文科不衰落，公理在哪里？意义在哪里？所以，有些时候技术也是替罪羊。
南风窗：如何重建人文社科与其他领域的对话？
熊培云：我觉得文科首先要面对真问题。
比ChatGPT更可怕的是人的消逝。很多人说，自从ChatGPT出现以后，学生写论文就不认真了。话说回来，ChatGPT出现以前，很多学生也是这么写论文的，东抄抄西抄抄，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把一个巨大的平均数呈现给论文答辩老师，自己没有认真的思考，并不在场。
人工智能兴起以后，会对很多人的工作构成威胁，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原本就不在场的人。
有时候并非简单的机器驱逐了人，在所谓人的消逝之前，很多人已经自我驱逐了。就像我在小说里感叹的，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每日辛辛苦苦，却从未真正走进自己的命运。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4期
《人的消逝：
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作者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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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熊培云以原子弹为思绪的起点，进而延展到互联网构建的新型文明，及至近年来欣欣向荣的人工智能，系统、广阔地分享了自己近年来的思考。试图在科技一往无前的当下，唤醒“人何以为人”的意识。
熊培云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香港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之一。现执教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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