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珊·桑塔格在上世纪描述的全球性艾滋危机不同，如今除了全球流行的各类病毒尚且遗留全球化的最后余晖外，更广泛的舆论空间内，疾病似乎成为闭门可谈的私务——即便全球活跃，有关病毒、疾病的讨论也只能组成互相推诿而非互相支援的逼仄磁场，任由其内漂浮的磁针作并不完全有效的自我决策——与疾病有关的一群人拥挤在生死的交界线上，面对时间和文明的缓冲地带，却仍缺少坦然进入这个陌生领地的勇气。
人们似乎已如桑塔格盼望的那样，厌倦了军事战争式的疾病叙事。这种充满急行军式打击战略目标的说辞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往日的光辉，只在出现大型传染疾病时才死灰复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病”需要面对，注意力在向内转移，消费主义社会里愈发关注自身的人们本该如此。
桑塔格拆穿疾病的隐喻，希以解放疾病于隐喻的监牢之中，但隐喻，把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作对比，再抽象成为可供彼此理解的共通情绪，似乎是深埋于人心的本能，由语言、符号、神话等等作为充足的例证。当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metaphor是要被用完的（used up），而不是断然禁止就能结束的，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审视如今疾病和我们思想的关系，视线落在阿尔兹海默症上。由世卫组织统计，截至2023年，全球有超过5500万名患者患痴呆症，其中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占60%-70%，目前针对痴呆症还没有根治的办法。没有确定的医治方法，但却没有传染的风险，而又因为精神和身体无法完全逆转的双重损害，阿尔兹海默症成为戏剧、影视书写的新宠儿。
第一次注意到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书写，还是因为一部来自英国的肢体剧《笑忘书》（the nature of forgetting）。主创团队联合阿尔兹海默症的研究者，展开采访和调查，最终形成了这部感人至深的戏剧：当一切趋于逝去，仍然有什么无法忘记的、永恒的东西。
肢体剧《笑忘书》（the nature of forgetting）讲述了有关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记忆深处的故事。
这是一部纯粹的戏剧。说它纯粹，因为毕竟其重点并非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本身，而是借由该疾病去讨论遗忘是什么样子。这恰恰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遗忘”常常被人遗忘。
从幼时起，我们的成长有赖于习得和记忆许多事情，这些所谓“事实”往往依附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完全自然或不完全出于本能的产物，促使我们在文明社会里变得得体。一些无伤大雅的遗忘时时刻刻在发生，不断迭代的规则也令我们常常忘记原来处世的原则、行为。快节奏的生活需要我们在须臾间作出新的反应，适应并调整。遗忘的速度越快，意味着秩序越混乱，前路越混沌。
阅读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非虚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谈到秩序的崩坏。安妮·埃尔诺以“两次越过冥河的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形容自己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生前存在的双重形式。生死边界的模糊是对生命秩序的一大打击。在病房的观察中，埃尔诺注意到隔壁床的老太太会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拿出来，重新整理，再放回去，似乎在试图缝补内心缺失的坐标轴。这种秩序感内嵌在社会建立的规范中，因此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指出，即便在生病的过程中也有重要的社交技巧，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所丧失的，恰恰是还能给予身边人希望和尊重的能力，因此抱怨成为了日常。
陪伴阿尔兹海默症病人是一场向下兼容的适应过程。最具希望的适应过程是陪伴孩子成长，因此许多非虚构创作中，时常形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像孩子一样寻求家人的关怀、认可和鼓励，也像孩子一样常常抛弃社会固有的准则成了越矩者。但孩子的成长因为其方向的相对确定性，而充满希望，时间的绵长有时足以让人忽略此刻的恼怒，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照料者注定在令人失望的照护过程中不断下滑。适应（adaptation）并非像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永远充满演化繁多的魅力，有时只能够蕴藏着不断遗忘下去的可能。
2025年开年播出的年代剧《致1999年的自己》，廖主席设定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我们忽视遗忘，因为记忆和遗忘时常相辅相成，这不仅仅有关狭小的记忆空间必须有舍有得的问题，而是因为记忆所带来的深刻体验，无论是喜悦的、悲伤的，或是某种不可言说的情愫，都覆盖了遗忘的黯然，让其仅仅成为一个记忆的附属品，很少被推至舞台中央由人言说。
人们常说时间会治愈这一切，因为时间的纵深与遗忘深度捆绑，只是在阿尔兹海默症这种特定极端的例子中，我们再一次注意到遗忘本身，它和生命的进程真正产生了显性的负相关联系，不仅代表着时间的推进，更象征着向着生命终点极速狂奔。这种大脑内空白空间的迅速扩张触目惊心，显得不够自然和理所应当——时间的累积不再代表经验的沉淀，它真正代表着社会中身份的取缔，而非无关痛痒的清除缓存。
苏珊·桑塔格曾预言，世界如今分成“正在经历的灾难”和“即将到来的灾难”，众多的疾病不过是在灾难的行列里面排上了队。时间被分为现在时和将来时，以“未来”为中心的思维成为了新的思维范式。但阿尔兹海默症令人震颤之处在于，它间断了未来和过去，个体的生命被还原为一个个瞬时的点。时间再也不会延长向未来伸展，也难以触及过往。我们就此被困。
在2020年上映的英国剧情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一扇门的背后就意味着时空间的崩塌，一个转身就隔了几代的疏离。父亲安东尼这个角色在影片这一个半小时时间里，经历了人生中大半部分的变故和抉择，在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不断被抽离和放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时变动，对不上号的人脸像别人在羞辱他的自尊。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时间蕴藏在安东尼常常惦记但最终丢失的那块手表里。安东尼最终没能逃出时间的漩涡，因为时间并不是通过找到手表就能决定的东西。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2020）父亲安东尼与女儿。
如果《笑忘书》借由阿尔兹海默症向上触及了人性中善与爱的底色，显得带了些玫瑰色的畅想，那么《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就将这种扑朔迷离的迷宫留在原地。遗忘所伴随的精神地震，一次次冲击着所谓永恒的基底，刹那崩塌时没有提供任何理想的答案。末日不再像桑塔格所说的那样逗留在未来中，而是时时浸入每分每秒。那么《笑忘书》主创所说的永恒究竟从何而来？
《我和刘红梅在车站》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部戏剧创作，通过独角戏的形式，主人公回忆着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姥姥生前几次在车站驻足的场面，每经历一次回忆，姥姥的病情就会更严重一些，而所能推移的回忆就会更加向前。最耐人寻味的设定是，主人公因为在大城市无法立足，转而回老家的游乐场里当旋转木马的操作员。外婆未能冲出小县城却仍充满生命激情的一生，点燃了这个退守家乡的孩子。
虽然叙述的方式和角度不同，但与《笑忘书》殊途同归，《我和刘红梅在车站》的车站本身，就像是一个暂停键。每一帧滚动，我们都基于自身生命体验，去补全了他人的人物弧光。当生命不断退化到原始状态，时间从一个点状物拓展成了一条贯通古今的虚线，每时每刻成为了一粒回忆的梭，穿向过往和未来的深邃处。在戏剧的结尾，有类似这样的一段描述：老人们从我们还小时追着我们穿衣服、吃饭，但其实等我们真正看到人生的旋转木马时，才发现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前头，用自己的方式带着我们往前走。
《我和刘红梅在车站》中，寻找去世的姥姥刘红梅的痕迹。
阿尔兹海默症让人不得不面临时间的终极拷问，但在急速到来的生命终点之前，还有一长段放逐的过程，病人在错乱的时空间里找不到方向，而旁观者，往往是至亲的家属却常常能在其中回忆起温情但不尽美好的点滴日常，用以抵抗现实的残酷冷漠，正如戏中的“我”用刘红梅的记忆死守在社会中的最后一点位置。
永恒出现了，末日暂停了。相较于千禧年前后的末日情结，我们被放逐在一片无限逼近于末日却无从逃脱的原野，一棵树，两个人，却永远等不到希望的消息或是最后的处刑，希望和绝望一并被剥夺，唯独抽象出来的永恒事物可供慰藉。这也是照看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时可能出现的交织情绪，病人的精神和体力一并衰弱，成为了怀旧的载体，呼应着黄金时代呼啸而过后的怅然。
如此，阿尔兹海默症成为现代的雅努斯两面神，一面警示终结，一面又迸发出生命无限的可能。这样对疾病的复杂情感其实司空见惯，结核病在文学诠释中延伸出来的性感与危险的双重形象；癌症二字过往与恐怖相连，但在文艺作品中，无欲无求的反英雄（anti-hero）时常被设定为癌症患者……阿尔兹海默症似乎因为自身与时间的紧密联系，成为了映射当代人对时间巨大欲望的标靶。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家属，需要与消失的社会秩序、回忆的余温相抗衡，而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身上寻求单方面的温情，追不上病情演化的速度，追不上社会的巨变，也追不上遗忘碾过的车轴，实际上无异于在沉船上与旧我相拥入海。
因此，末日实际上并未暂停，从阿尔兹海默症中抽象出的永恒成为了一剂有效的镇静剂，但在短暂的休整后，灰色的缓存进度条已然往后继续推进。在真正到达终点前，我们似乎陷入一场艰难的阿基里斯和龟的赛跑。回观现实生活的破碎、低迷，还有自己的无力感，我们或许真的需要这份来自悖论的安慰。
阿尔兹海默症被筛选成为人们抵抗末世情绪的怀旧容器，而从记忆过程中蒸馏出遗忘这个动作本身，是对于时间流逝的消极抵抗，这个动作足够悲壮，也足够具有时代印记。因此到了最后，我也不希望完全否定阿尔兹海默症的隐喻，让它继续下去，直到我们跨过各自的末日重生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