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语境在现代欧洲的兴起:以文学史为线索》,叶 隽 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欧洲各国逐渐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农业产量大幅提高,积累了大量资金,也解放了大批劳动力。这些资金和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工商业,蒸汽机和织布机的发明更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社会观念。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张,从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得到的物品和享乐,如今普通百姓都能享用。从前的奢侈品变成高档商品,而从前的高档商品成为了日常用品。到19世纪,欧洲和北美出现了很多大型商场,如巴黎的博恩百货和春天百货公司、伦敦的赛尔弗里奇百货和怀特利百货公司、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1902年,芝加哥12层楼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开张,以普通百姓作为顾客。大量科技发明的出现极大改善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在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层面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家的笔下。以文学史为线索,挖掘资本、资本精神和资本语境在欧洲兴起的背景、过程和影响,揭示它们在欧洲不同国家展现出的联系和差异,分析它们对知识分子心灵产生的冲击,就是一项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重要课题。
叶隽主编的《资本语境在现代欧洲的兴起:以文学史为线索》就是这样一项重要课题的结晶。该书旨在“聚焦资本源起的国族语境和多维视域的资本现象”,“探讨一个复杂空间的现代欧洲的资本语境的形成史”。其内容主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题为“资本源起的国族语境”,选取德意志的“金融帝国”、英格兰的“资本年代”和法兰西的“百货商店”作为窗口,管窥资本语境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兴起及其对社会各阶层产生的影响;下篇题为“多维视域的资本现象”,从德、法、英三国资本语境下词语观念的嬗变、罗斯金的财富观与资本主义伦理批判、布尔迪厄的“资本论”等方面探讨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资本及其衍生的社会现实和观念层面的深刻思考。
书中引述了大量文学作品中的案例,阐释资本语境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第一章《歌德时代:德意志的“金融帝国”》讨论了歌德的叙事诗《赫尔曼和多罗泰》中的田园风光,称其为“牧歌时代最后的一缕余晖”。歌德借《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家庭纺织业的领军人物苏珊娜夫人之口,表达了对大规模机器生产行将取代家庭手工纺织业的担忧,对机器时代轰然到来,田园牧歌悄然消逝发出了无奈叹惋。在《浮士德》中,歌德更是通过梅菲斯特对金钱的膜拜和发明纸币的自夸自傲来展示金融帝国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在本章中,叶隽论述了货币、金钱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成为资本所发生的“质性改变”:“货币虽然本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而发明出的一种物器,但它自诞生之后就随着人类生活和文明史的进程逐步变形,并被附着了不同层面的含义。从货币发展到金钱,已经发生了一种质性的变化,因为货币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换的象征性符号而已,金钱则意味着财富,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从金钱发展到资本,则更是一种质性的转变,因为金钱还仅是财富象征,资本则进入到一种内在性规律的物自体必然诉求层面,资本已是一个非生物性的却活生生的‘物’了,甚至是一种‘生命’,以不断追逐利益为使命,它反过来能驱动其创造者为其奔命。”在左拉的小说《妇女乐园》里,代表旧式店铺经营者的鲍兑的生意经就是把商品卖出好价钱,赚取足够的利润;而男主人公慕雷则把创建巴黎最大的百货商店作为人生目标。他的经营理念是运营资本雄厚、商品种类繁多、物品和资本流通速度加倍,因此他在意的不是单笔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交易差额的多少,而是尽快让资金和商品流通起来,业务量的海量增长最终会带来巨额的利润。作者分析了作为小说原型的法国乐蓬马歇、卢浮宫、莎玛丽丹等百货商店兴起的社会背景,探讨了百货商店在思想文化和器物层面的成因,揭示了百货公司的产生不仅是经营理念上的量变,也是因为工业革命从基本的器物层面上改变了法国的资本语境,从而带来足以影响法国乃至西方世界的质变。
资本语境中人的存在问题,是该书时隐时现的另一个主题。如第一章中,作者提到歌德很早就思考过“人类的进步与毁灭的双重性交织问题”。他说:“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叶隽引用《浮士德》里一段对货币神通广大能力的描写,展望了人类无法驾驭和控制自己的制造物货币、反而沦为受其控制的傀儡的现状和未来。在第二章《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资本年代”》中,作者更借狄更斯之笔,凸显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市场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19世纪英国,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经济从其他领域独立出来的问题,而是其他社会范畴开始受强势的经济领域价值观侵蚀的问题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对金钱的渴望,滋生了对贫穷的鄙视。尤其是当穷人的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精神’不符时,就成了一宗不可饶恕的罪恶。”如狄更斯作品中大量描写的饮酒风习,就与当时流行的清教伦理相悖:清教伦理主张工人阶级节俭克制,甚至要求他们完全戒酒。狄更斯在作品中揭露了工人酗酒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如恶劣的居住和工作环境,缺少健康的娱乐活动,缺乏知识和教育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仅仅片面强调戒酒,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外,劳工阶层喜欢喝酒,还因为到酒馆喝酒,是他们认同劳工共同体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抵制工业文明使价值同一化趋势的一种行为。“狄更斯自然希望工人能摆脱酗酒习惯,但更希望这种摆脱是建立在工作、娱乐、教育等生活环境改善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用盛气凌人的道德压力来实现。”
图源:视觉中国
本书提供了一个迥异于“美国梦”的“欧洲梦”:“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是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叶隽认为,全球性文化并不是要打造清一色的世界,而是要通过复杂形式的对话交流来让不同的文化争芳斗艳。欧洲也应该彻底摈弃自己作为世界中心的优越感,让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和创新的中心。去中心化、对话交流、多元文化,这些理念可能是我们用来对抗资本泛滥、物欲横流、世界纷争不息、人性逐渐消弭的全球化弊端的最后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