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有钱、有门路的商人带着大队的动物到处办展览的时候，英国老百姓中间也兴起了一股捕捉和饲养野生动物的热潮。从19世纪初开始，很多流行的育儿书籍都鼓励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到野外去捕捉小动物，认为这可以增进孩子对大自然的兴趣，提高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很多这类的书籍里还详细地介绍了各种陷阱的制作方法，方便孩子们实际操作。
这种教育理念的兴起有一个知识上的背景，就是博物学。博物学，也叫自然史学，是西方近现代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里一个粗壮的分支。19世纪的西方人把研究自然的学问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叫自然哲学，大致对应着今天的物理和化学。早先，牛顿的那本划时代的著作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另一个分支就是自然史学，或者叫博物学，是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进行观察和记录的一门学问，大致对应着今天的生物学和地质学。博物学这个学科有它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在它勃兴的时代，博物学家们背着指南针、地质锤和笔记本走遍了全球，对他们看到的各种动物、植物、矿物进行分类和记录，像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就是依靠这类的记录提出了进化论，这是博物学怎么夸赞都不为过的历史贡献。
可是博物学的另一面就比较有问题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的基本假设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那一套，即认为人，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有充分的理由支配自然中的一切。这种观念在《圣经·创世记》中能够找到模糊的依据。按照《创世记》的记载，上帝曾经吩咐人类的始祖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赋予了人作为动物的管理者的身份。然而何谓“管理”？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尺度。在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西方人对自然的支配欲也随之膨胀起来。前往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经常被描绘为英勇无畏的探险家，他们深入陌生的土地，躲过危险的原住民的巫术和毒杀，带回五彩斑斓的鸟类标本和神秘的古代遗物。这类所谓的“帝国猎人”的故事后来又传入好莱坞，和美国西部片里那些粗粝的孤胆英雄的形象融合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都时常被搬上银幕。
说回19世纪，可想而知，大众文化里的帝国猎人将会成为孩子们热烈效仿的对象。当大人们挎着猎枪，大摇大摆地穿过殖民地的旷野时，孩子们就钻进家附近的树林里，用书上学到的技巧来捕捉各种鸟类、刺猬、松鼠和狐狸的幼崽。捉到以后怎么办呢？通常是带回家里养起来，这就是宠物开始大范围地进入英国普通家庭的开端。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人把动物养在家里，但这通常被认为是极少数有钱有闲人的怪癖，英文里的“宠物（pet）”这个词出现于16世纪，长期带有贬义的色彩，是对那些被人类过分宠溺的动物的蔑称。直到19世纪，英国人才开始接受人类从动物身上获得情感需求的满足。“宠物”也才逐渐演变为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概念。
19世纪的英国人都养些什么动物呢？最常见的是鸟类。孩子们用陷阱捕捉鸟类，也爬上树梢，从鸟窝里掏鸟蛋带回家孵化。要是没有零花钱，他们还能带着自己捕来的鸟当街去卖，真的就像是小猎人一样。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也存在问题，一方面，野生的鸟类被带进室内，甚至被关进狭窄的笼子里，脱离了原本的生态环境，很容易死去，这对鸟类来说当然是一种伤害。另一方面，养鸟的人家里也时常被鸟类闹得乱成一锅粥。英国的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就喜欢养鸟，家里有几只会讲话的乌鸦，还养过一只宠物鹰。这些体型比较大，野性比较强的鸟，非常不适合在家中饲养，就终日吵闹，扑闪着翅膀在房间里飞来飞去，还把他们家的房门钥匙吞进肚子里。狄更斯家里孩子又多，就整天围着几只鸟团团转，闹得不可开交，狄更斯的妻子简直不胜其扰。
无论是对人类还是鸟类，从野外捕获宠物这种方式都不算理想。好在英国人很早就有保护动物的传统。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禁止虐待动物的法令就诞生于英国，由一位名叫查理·马丁的人道主义者在1822年提出，并获得英国国会的通过。到了1835年，英国又通过了《虐待动物法案》，对残酷的狩猎运动进行了限制。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保护动物的意识也渐渐延伸到了鸟类。到了19世纪末，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会员已经多达25000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宣传，推动立法，促成了《野生鸟类保护法案》的颁布。在1890年代，英国的杂志上还随处可见贩卖乌鸫、画眉、云雀之类的野生鸟类的广告。可是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些广告逐渐销声匿迹，仅存的几个卖家也要小心地声称自己的鸟类是从雏鸟时期就开始人工喂养的，并不是从自然栖息地中捕获的。在20世纪初，随着照相机的普及，更多的人选择用拍照来记录他们在野外发现的美丽的动物，而不是把它们打死制成标本，或是捉住带回家中，猎人们手中的来复枪也就逐渐变成了今天的摄影爱好者们手中的“长枪短炮”。
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英国人和宠物的关系逐渐走上了正常的轨道。除了鸟类，其他的野生动物也不再被视为可以任意捕获的对象。人们获取宠物的方式从猎捕转向了购买，这反映的是一种善意的观念转变。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看待动物的方式带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傲慢的偏见，而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偏见逐渐让位于一种温情的友善。这一转变的背后，除了喜爱动物的人们的不懈努力，还有一层历史因素，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殖民主义幻想的毁灭性打击。一战以后，许多有良知的欧洲人开始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自然学家兼广播员，吉尔伯特·费舍尔。在1930年代，费舍尔创作了一系列面向孩子的广播节目和图书，用拟人化的手法讲述有关动物的知识。他亲切地告诫孩子们：“我们必须以温柔、友善、充满同情心的态度来对待所有比我们弱小的生物。”相比于捕猎和驯化野生动物，尊重野生动物的习性，和它们保持合适的距离才是更加妥当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