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2日，日军当局在南京发布“良民登记”告示：
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理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律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难民们渴望安定的生活，按照告示前去登记。可是，这张“安居证”并不是“护身符”，他们渴求的安定生活也并未到来。
01
以“登记”为名搜捕“便衣兵”
日军此举的动机是以“登记”为名继续甄别和搜捕放下武器、换上平民服装、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孙宝贤回忆：
“他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中国兵、中国伙夫在里面，如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动站出来，我们绝对保障你的性命”，“在吾旁边的有吾从前十六连一个医兵，对吾说，我们站出去好了，吾就对他说，不要听他的鬼话”，“但他不听吾的话，就自动站出去了，以后吾就没有看见他，是死是活不知道”。
幸存者翟经纶回忆：
“一个中国通说，本市平民百姓不要惊慌，今天发‘安居证’，每人都有，是士兵的都站出来”，“见毫无动静，又说了一通话，结果有几十人举手，当即被‘请’到前面”，“日军设三道关卡，让每人通过，进行检查。见到年轻人，检查尤为严格”。
日军除了搜捕中国士兵之外，没有亲戚朋友认领的、操外地口音的也会被日军拉走屠杀。
日军押解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经过中山东路
妇女们的心情特别迫切，她们心系自己的丈夫、儿子的命运，魏特琳写道：
“布告中虽然清楚地说明，如果这些男人承认自己曾当过士兵，他们将会被原谅，并可有一份报酬高的工作，但我们怀疑日方是否真能遵守诺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妇女在注视登记过程中心情是那么急迫，他们在为丈夫和儿子求情时又是那么勇敢”。
对于处于恐惧之中的难民来说，能够太太平平地“安居”，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幸存者翟经纶回忆：
“告示贴出后，告示前聚集了几千人，都认为这下可好了，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很多难民害怕时限过期，急于登记，有人凌晨2点就开始排队。拉贝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了登记，数万名妇女怀抱着婴儿，排成5个无尽头的长队在露天中等待长达6个小时。人们怎能吃得消在寒冷的天气中这样的等待，对我是个谜。”
02
“安居证”并非“救命证”
“安居证”被难民们称为“救命证”，可是这张纸条并不是“救命符”，日军撕毁“安居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有难民在登记后迫不及待地回家，但日军的焚烧和破坏仍在继续，妇女经常在路上被抓走，很多人不得不又返回安全区。
一批妇女前往难民收容所避难
难民们在废墟中搜寻物品
据《南京安全区档案》记载：
“（1938年）1月14日，一家难民从大学附中回到自己住处。途中他们办理了登记证件，将它们贴在自己大门上，据说可免受日本士兵的骚扰。然而他们到家才1个小时，5个日本士兵就闯入他们的住房，逐出所有男子，对数名妇女进行了强奸。1月15日这家人又回到中学居住。”
03
中国同胞守望相助
在恐怖和不安中，活命成为难民们的唯一选择。中国同胞守望相助，患难与共，有的人认领了素不相识的人。
郁正清当年在金陵大学附中难民收容所避难，他回忆：
“最后又查到一个衣服长短不齐的人，说他是中国兵。有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男孩，走过来说是我表兄，小孩又叫叔叔，日寇把他放了。过后我们才知，他是山东人，是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的排长，这位妇女与她素不相识，救了他。”
汤清英在金陵大学避难，她的身边是一位安徽来的年轻人陈家伦，眼看就要被日军抓走，汤清英虽然与他素不相识，但是一把抓住他，说是自己的儿子。翻译盘问了一会，未发现破绽。此后，陈家伦在汤家住了下来。
郭秀珍先后认了三个人，她回忆：
“一个认作哥哥、一个认作丈夫、一个认作父亲，当时兵荒马乱，后来就走散了，也没问姓名、住址。”
幸存者杨在田救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他回忆：
“忽然有个姑娘惊慌失措的样子，跑到我们住的地方，跪在地上求救，说后面有日本兵追她。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连忙用几床棉被盖在她身上。”
在动荡和不安的日子，人们同舟共济，尽己所能拯救了一个个生命。
·史料来源：张连红 王卫星 刘燕军 杨夏鸣：《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
·编 辑： 潘琳娜
·审 校：李 凌 李雪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