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孔子鲁国泰山时感慨“苛政猛于虎也”，没过几年，公元前475年鲁国曲阜柳下盗跖（zhí）领导9000人发动起义，《庄子·盗跖》记载“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还曾率众“休卒于泰山之阳”，史称盗跖起义或柳下跖起义。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起义。之后直到清朝，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无数农民起义，而且每一次王朝更迭都与农民起义密不可分，比如绿林赤眉、黄巾军、黄巢起义、方腊起义、红巾军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与之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说没有，但真的屈指可数。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为何农民起义频繁，背后到底有何深层次的原因？接下来，笔者就简单谈谈这个话题，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中欧谁更具“奴性”文化了。
中国上古抗争文化
在中国上古文化中，与“抗争”相关的传说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以下两个例子：
首先是刑天，从名字上看“刑天”就是伐天、是反天，山海经中说刑天和黄帝争位而被斩去头颅，但失去头颅的刑天却没有投降，而是以自身双乳作眼、肚脐为嘴的形态存活，然后继续战斗。与之类似的是夏耕之尸，即山海经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
所谓“无首”，可能是指头领被敌人杀死，但部下还在继续战斗。其中，周人崇天、商人崇帝，刑天传说应与商周王朝更迭相关，夏耕之尸应与夏商王朝更迭相关。
其次是后羿射日，实质应是大羿射日，帝尧时天有十日，时常一起出现，导致人间赤地千里，于是大羿射下九日。在古代文化中，太阳的地位不用多说，但即便如此，只要胡来，依然会遭到人间反抗、甚至被射杀。
除此之外，还有大禹治水反水、祝融与共工大战等，即便夸父逐日也有反日的影子。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精卫填海（反海）、愚公移山（反山）等寓言故事，其中也渗透了反抗思想。
总之，中国上古文化中传递了非常明显的反抗信息，而这种文化显然非常重要，会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深远影响。
与之不同的是，欧洲神话中没有什么反抗文化，最重要的诺亚方舟故事，是靠耶和华的指示，造船逃避大洪水，是让人乖乖的听从神的话，而不是反抗神。
抗争的合法性名义
所谓“名正言顺”，而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文化中有反抗思想是不错，但反抗总要有正当的合法性的理由，历代农民起义，真能做大做强的都有一些起义纲领，都有起义的正当理由，无缘无故的就反抗，凝聚不了人心，注定很难真正做大做强。而在这方面，周朝给了后世一个正当理由，这就是“德”！
所谓“德”，甲骨文字形蕴含的含义是“行得要正，看得要直”，周人在甲骨文德字基础上加了一颗心，因此周朝“德”含义是“行正、目正、心正”。商朝有没有强调“德”，如今不太清楚，但周朝明确强调“德”。
《尚书·蔡仲之命》记载：“皇天无亲（道家说的是“大道无情”），唯德是辅。”也就是说，“皇天”一般不会特意亲近谁，哪怕你天天祭祀也没有用，唯独会亲近有德之人。其中，蔡仲是周文王之孙，蔡叔度之子，周武王的侄子，西周时期诸侯国蔡国第二任国君。
周朝推翻商朝，需要为自己寻找合法性理由，强调自己因“德”而得天下——这是周人的“天命”。但问题是，既然周朝可以“德”而得天下，那么从理论上说，其他“至德者”自然也可以得到失德的周人江山。因此，春秋战国时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观点，背后则是“失德者”不配成为天下共主，可以被革掉命。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与其衍生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无疑就给了起义者正当理由。当王朝“失德”时，“有德者”自然就敢起义，而不担心“皇天发怒降罪”。当然，起义领袖是不是真有“德”、朝廷是不是真失德，这是另一回事了，但“德”却给了世人反抗的正当性理由。
与之不同的是，欧洲古代是宗教统治，仁不仁、德不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听从神的旨意，不信神就没有一切，因此思想上被深度控制，没有起义的正当理由，可谓奴性十足。
社会制度重大变革
除了抗争文化、抗争正当名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农民起义频繁，这就是社会制度出现重大变革，由周朝时的真正封建社会，转变为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社会。
因为春秋战国兼并频繁，列国为了变强图存，以及生产力的变革，于是中国社会制度出现重大变化，即秦汉时期出现郡县制，真正分封建国的分封制基本被废弃，因此秦汉之后中国能不能叫“封建社会”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战国之前，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农民依附于他们，国家权力比较分散，但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因为农民依附于各自封建领主，所以农民力量是被分割的；其二，封建领主的力量到达基层，农民没有力量对抗封建贵族群体。
但在战国之后，封建领主阶层逐渐消失（取代之的是大中小地主），这时农民自由度更高，也没有了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直接压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中小地主与普通农民都是被压榨的对象，其利益有时是一致的。
因此，在中国这种状况下，只要在适当的时机，有人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就很容易发生反抗朝廷的战争。
与之不同的是欧洲，古代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社会制度相当于中国春秋之前，农民（实质为农奴）依附于大大小小封建领主，被分而治之，缺乏与封建贵族群体对抗的力量。
因此，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当王朝遭遇天灾人祸时（人祸主要体现于土地兼并过度严重与吏治崩溃），农民活不下去之后，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自然就容易爆发起义。越到王朝末期，越是严重天灾，就越容易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既然敢于抗争、敢于对抗朝廷，那么中国人显然就不够“奴性”。当然，统治阶级想要农民奴性十足，因此也创造出一些奴役文化。
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古代既无抗争文化，也因为被宗教控制而无抗争的正当名义，另外也缺乏抗争的社会基础，自然就鲜有农民起义了，只能温顺的接受统治。由此，也可以看到欧洲人显然要比中国人更具“奴性”，即便今天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