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冬梅，今年五十五岁，出生在河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二妹叫李春梅，小我三岁，三妹叫李秋梅，比我小整整七岁。
父母给我们三个起名时，寄托了他们对四季平安的朴素愿望。
我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因为家里穷，父母实在负担不起我们姐仨的学费。
二妹和三妹比我幸运一些，赶上了村里减免学费的政策，她们读到了初中。
我18岁那年，父亲托人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嫁到了隔壁村。
丈夫老实本分，对我也算不错，婚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
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过得平稳。
二妹后来嫁到了镇上，三妹最有出息，考上了师范学校，现在在县城当老师。
我们姐仨的生活都慢慢好了起来，但父母一直守在老家，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破旧的土坯房。
父亲是个木匠，年轻时靠给村里人打家具养活我们全家。
他做工细致，手艺好，可惜人太实在，从不多收一分钱。
母亲体弱多病，平时只能干些轻活，家里的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
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宁愿自己累死，也不愿意让我们姐仨过苦日子。
小时候我常看到他忙到深夜，手上的老茧被刨子磨破，却从没听他抱怨过一句。
母亲在三妹成家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在老屋里住了十几年。
我们姐仨都劝他搬到城里和三妹一起住，可他总是摆摆手，说自己离不开那个院子，离不开门口的柿子树。
父亲一直说，等到他走的那一天，就算是闭着眼，他也要在老屋里睡个安生觉。
腊月十九那天，父亲突然病重。
三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和二妹，医生说父亲可能熬不过这个春节了。
我们急忙赶回老家，见到父亲时，他已经躺在炕上，脸色蜡黄，喘气都费劲。
我握着他的手，感觉到他正一点点离开我们。
父亲看着我们姐仨，眼里满是舍不得，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好东西留给你们，只有这间老屋……你们要是能守着，就守着吧……”
父亲终究还是走了。
腊月二十一，天刚蒙蒙亮，他安静地闭上了眼睛，走得很平静。
我们按照村里的规矩，连夜给他办了丧事。
父亲生前人缘好，村里来了很多人帮忙，丧事办得很体面。
可看着送葬的队伍渐渐散去，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父亲不在了，那个承载了我们一家人记忆的老屋，也似乎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葬礼结束后，我们姐仨坐在院子里商量着老屋的事。
二妹叹了口气，说：“大姐，三妹，这屋子实在太破了，住人肯定不行了，要不咱们卖了吧，换点钱。”我听了心里一阵难受，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妹低着头，不吭声。
我看着屋檐下的柿子树，想起小时候父亲常爬上树给我们摘柿子吃，那树上的柿子，又甜又软。
可如今，树干早已枯老，屋子也快塌了。
二妹继续说：“反正咱们谁也没法回来住，与其让它就这么空着，不如卖了算了。再说了，现在村里都去镇上、城里了，谁还住这山沟沟呢？”
我忍不住插嘴：“可是这是咱们的家啊，是父亲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卖了这屋子，咱们以后回哪儿祭拜父亲？”
三妹终于抬起头，轻声说：“大姐，二姐，我也舍不得这屋子。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老屋现在就是个摆设，连村里人都不愿意买，就算咱们不卖，将来它塌了怎么办？父亲在天之灵也不会希望咱们因为老屋的事闹矛盾。”
我们姐仨沉默了很久，谁也没再说话。
就在我们纠结不定的时候，姑姑来了。
她是父亲唯一的妹妹，比父亲小两岁。
姑姑一进门就抱着我们姐仨哭了起来：“你们的爸呀，这一辈子太苦了！现在他走了，这个家也散了啊！”我看着姑姑，鼻子一酸，眼泪又止不住往下掉。
姑姑哭了一会儿，忽然走到院子门口，抱住那棵柿子树，嚎啕大哭起来：“哥啊！你怎么就走了呢？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啊？这棵树怎么办啊？！”她的声音撕心裂肺，听得我们姐仨心里更加难受。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一直舍不得离开老屋，也明白了这间破旧的土坯房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简单的一座房子，而是父亲用他的一生守护的家，是我们姐仨共同的根。
夜深了，我们坐在炕上继续商量。我抹着眼泪对二妹和三妹说：“老屋不能卖，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样东西。就算它再破再旧，也是咱们的家。”
三妹点点头，说：“大姐，我同意。就算以后我们不住，也可以修一修。只要老屋在，咱们就还有地方可以聚。”
二妹沉默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说：“行吧，听你们的。老屋留下来，但修理的钱咱们得平摊。”
就这样，我们姐仨达成了共识。父亲的老屋不会卖，我们决定等过完年后再好好修一修。不管以后谁来住，它都将永远是我们共同的家。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终于踏实了些。父亲的脸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一定会为我们的决定感到欣慰吧。
腊月二十二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姐仨站在老屋前，目送姑姑离开。她走到村口时回头看了一眼，眼里满是不舍。我知道，那哭过的柿子树，那破旧的老屋，已经成了我们心里永远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