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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是抗战时期第9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这座英雄城市在8年抗战中连续经历了日军四次疯狂的进攻，后虽不守，但其在抗战中的地位无可动摇。
守住长沙，既是战略要求，更具有象征意义。
可一座城市哪怕再重要，也不能成为施展战略、战术的羁绊。
通俗一点说，就是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论成败。
若遵循这个原则，那战略、战术的施展则机动灵活。
比如在武汉会战时期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大武汉，但具体战略、战术的实施则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这是遵循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论成败原则获得的成功战例。
反之，不遵循这个原则，其战略、战术的实施就自缚手脚，陷入被动。
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薛岳更多看中了长沙的象征意义，在指挥过程中先是头脑发热，想在汨罗江与日军打一场硬碰硬的阵地战。失利后，又想死守长沙，再次指挥失宜，让王耀武的第74军损失惨重。
若非陈诚的第6战区在宜昌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打得日军1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让已经侵占长沙的日军仓皇撤兵回援，长沙城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就已经丢了。
这是不遵循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论成败原则获得的失败战例。
那么，在湘北会战中打的冈村宁次仓皇撤退的薛岳为何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放弃成熟且在实战中得到检验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反而选择与日军在汨罗江打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呢？
在汨罗江失利后，薛岳为何要把本用于防守长沙的第十军从衡山调来顶到二线阵地与日军继续打消耗战，同时把从第3战区增援而来的第74军也派到了二线呢？
薛岳的指挥心理究竟是什么？
在湘北会战时，第9战区”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已经初步成型，并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取得了成效。
以至于让冈村宁次在捞刀河北时就已经判定，此次进攻长沙定会失败而归。
因为看似溃败的第9战区部队并非因战败而逃跑，而是有计划的向日军两翼转进。
渡过捞刀河后直取长沙，看似一片坦途，但冈村宁次很清楚，捞刀河南至长沙这段距离，就是薛岳给他挖的一个大坑。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坑挖得越来越大。
若不在尚有余力的情况下及时止损，日军遭到的损失定会是惨痛的。
这也是冈村宁次为何在日军刚进至捞刀河之时，就下令全部反转的原因。
薛岳在第2次长沙会战时改变战术，难道是因为接替园部和一郎担任11军司令官的阿南惟几在进攻长沙的战术上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才使得薛岳不得不改变已经成熟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吗？
阿南惟几进攻长沙的战术确实有一定的变化。
比如，在兵力的使用上更加集中；在进攻之前先使用诈术，以进攻大云山来让薛岳误认为日军此来仅是“扫荡”，而非进攻长沙；在薛岳命杨森调动部队增援大云山时，又用第40师团替换进攻大云山的第6师团，快速突破了新墙河防线。
这几个都是日军在第2次进攻长沙时对战术的变化。
但从整体上来说，日军的战术并无新意，和湘北会战时的战术基本一致。
对日军第2次进攻长沙，第9战区早有察觉。因为日军在发动进攻前大肆拉夫，其兵车、粮车在路上络绎不绝，很难隐蔽其企图。
对日军可能使用的兵力，第9战区也有一定的预判，只是忽略了由宜昌调来的日军13师团116联队为基干组成的早渊支队。
因此，在大战还未爆发之前，第9战区就向重庆请示，请求给第9战区增加3~4个军的兵力。同时，又把在前方的眷属一律送到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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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都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第9战区不至于在开战之初就吃了大亏。
由于在开战前，阿南惟机使用了诈术，把在新墙河以北的日军精锐第6师团调去“扫荡”大云山，让薛岳和杨森都误以为日军此来仅为“扫荡”。
事后证明，这个误判对此次作战失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影响了薛岳在接下来战事中的部署。
战斗打响后，由于驻防新墙河的部队被抽调增援大云山去了，新墙河防线兵力空虚，被日军快速突破，兵锋直指汨罗江防线。
“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中的“后退”，并不是不经抵抗转身就跑，而是要节节抗击，节节阻敌，其目的在于给后续部队向预设决战地带集结争取时间。
在“后退”期间内，要尽可能的消耗日军兵力和后勤补给，使日军在突破二道防线进入预设决战地带后，其战力和我军发生转化，从而奠定战胜日军的基础。
可由于新墙和防线兵力空虚，在头道防线第9战区部队并未达成节节抗敌、节节阻击的目的，并未达成予敌以兵力和后勤物资的消耗。
如此一来，日军在突破二道防线进入预设决战地带后，其战力尚存，双方的战力对比没有发生转化，我军要想战胜日军有较大困难。
这是薛岳抽调驻防在金井、浏阳附近的萧之楚第26军过早部署在汨罗江南岸的原因。其目的在于，既然新墙河防线的部队并未予敌以严重消耗，那么，就在汨罗江防线予敌以严重消耗。
总而言之，薛岳这么部署的目的就是在日军进入预设决战地带后，双方的战力对比定要发生转化。
严格来说，薛岳这么部署没有任何问题，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却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忽视了日军擅长利用地障包围的战术。
日军进攻长沙，总是用主力向我军右翼包围，然后向东压缩，将我军压缩至洞庭湖东岸，然后进行合击。
为了打破日军这个利用地障包围的战术，我我军采用的应对策略是，向外线出击，出现在日军的侧翼对敌发起侧击。
这是“争取外线”战术的精髓。
萧之楚的第26军原本部署在金井、浏阳一线，就是处在内线和外线之间，其目的就在于节节阻敌，节节抗击后，然后跳出外线。
而薛岳把第26军部署在浏阳河南岸，则意味着第26军进入内线作战。
即便能够节节阻敌，节节抗击，但若想再跳出外线，则难上加难。
薛岳的第2个失误是把本来应部署在岳麓山的炮兵旅部署在汨罗江南岸。
在整个第9战区，只有炮兵指挥官王若卿指挥的这一个重炮旅。
把这个重炮旅派到汨罗江南岸，就不是节节阻敌，节节抗击的问题了，而是要在汨罗江与日军打一场结结实实的防御战了。
当然，薛岳的目的也并非是要在汨罗江南岸与敌展开决战，而是要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尽可能的迟滞、消耗日军，为后续部队赶到预设决战地带争取时间，争取战力转化的机会，从而在预设决战地带将敌击退。
争取时间是正确的，可争取时间的正确方法是节节阻敌，节节抗击，而非坚守一地做阵地防御战。
因此，当时任第9战区参谋处长的赵子立接到薛岳的命令后，立即赶往长官部向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力陈己见。
赵子立的方案是，把26军调到汨罗江南岸不是不行，但其战线要往浏阳方向延伸。一旦第26军和37军抵挡不住日军攻势的时候，这两个军可以跳出外线。
不然，这两个军很有可能在汨罗江南岸的阵地防御战中被日军歼灭。这是其一。
其二，赵子立强烈建议王若卿的炮兵旅一定要撤离汨罗江南岸阵地。
因为这个重炮旅是第9战区能否守住长沙的保障。一旦在汨罗江南岸有失，长沙必不可守。
可薛岳的回复是，命令已经下达到部队，之所以还对赵子立说一声，只是想叫参谋处补发一份命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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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战局的发展并未出赵子立预料，日军仍然是沿着第9战区的右翼突破，然后向西压缩，将第37军、26军压缩至洞庭湖东岸的河网三角地带。这就是日军典型的利用地障包围的战术。
部署在汨罗江南岸的重炮旅幸亏得到了赵子立的提醒，及时脱离了战场。
在整个作战中，重炮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反而几乎落入敌手。
如果说薛岳命令26军在汨罗江南岸进行防御战，即便放弃了“争取外线”，但出于迟滞、消耗日军的目的，还算上是有几分合理的话，那他把战区直辖重炮旅部署在汨罗江南岸的做法就叫人很不理解。
这其中的可能之一是，薛岳对他的对手阿南惟机过于轻敌了，属于典型的头脑发热。
紧接着，薛岳又犯了第3个错误，那就是对李玉堂第十军的使用。
由于26军过早加入战场，金井一线露出了破绽，让日军乘虚而入，对26军和37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薛岳无奈，只能抽调正在衡山休整的第十军赶赴金井，堵住这个缺口。
第十军本是战略直辖军，任务是防守长沙和岳麓山。
若薛岳命令第十军提前进入长沙担任防守任务，以后的战局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可薛岳仍寄希望于在汨罗江防线，也就是在内线堵住日军，这才把第十军派了上去。
把第十军派上去也不要紧，关键是薛岳还没让第十军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是把第十军3个师抽调给了37军指挥，留给李玉堂的只有军部直属队和第3师的一个团。
这也是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受到处分的李玉堂始终不服，第十军官兵始终为李玉堂喊冤的原因。
因为在金井之战中，李玉堂根本就没有指挥权，只剩下跑了。
当然，第十军的3个师在金井之战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咋地，尤其是方先觉的预10师。
预10师赶到金井后，接防了37军在金井以及金井西北的防地。
方先觉判断，日军在距离金井以北约60华里浯口，中间都是崎岖的山路，地形复杂。没有大路可行。
他认为，日军是不会沿着小路进攻的，要想进犯金井，一定是先占领瓮江，然后沿着大道南下。
而瓮江通往金井的大道，由第十军190师防守，瓮江由37军140师防守。
由此，方先觉认为，预10师可以放心大胆休息一晚上。
可不料在夜间，日军一支骑兵从浯口至金井的小路通过，偷袭了预10师。在混乱中，预10师被打散。
190师的境遇也并不比预10师强。
虽然拨给了第37军指挥，但由于37军军部遭到日军骑兵偷袭。在混乱中，连37军的军部关防都丢了。
从此之后，190师基本上断绝了和第十军与37军的联系，处于孤军奋战状态。
李玉堂率军直属队和第3师第7团在孙家桥被日军包围。
好在李玉堂有经验，他知道日军已经穿插至金井以南，此时金井以北肯定没有敌军，因此他拒绝了参谋长向南突围的的提议，率部从金井以北突围，这才得以生还。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第9战区其实已经露出败象。
要想解决危机，关键是看在接下来该如何用兵。
此时的战场局势是，26军和37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可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和第58军、第4军，正在向长沙赶来的第79军和第74军，以及从赣北增援而来的第30集团军一个军和19集团军的一个师，在加上收容的第十军的部队，仍然有17个师的兵力，仍然具有一战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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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薛岳的目的是要争取时间，而日军也察觉到第9战区在外线对他们造成的威胁，因此也要力争保持外线。
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占据了外线，则谁能取胜。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就看如何使用从第6战区增援而来的第79军和从第3战区赶来的第74军了。
在这个问题上，薛岳犯了第4个错误。
他命第79军增援长沙，担负防守长沙的任务。
命令从第3战区的赶来的第74军，由西向东向长沙靠近。
薛岳这么部署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守住长沙。可却严重背离了“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作战原则。
当时日军从北向南而来，若第74军由西向东进至黄花，永安市一线，要么与由北向南而来的日军走个头碰头儿，要么把右翼暴露给由北向南而来的日军，让自己处于被侧击的状态。
赵子立发现了这个危险，及时提醒薛岳。可薛岳仍未接受赵子立的提议。
赵子立又联系王耀武，点出了这其中的危险。可王耀武碍于薛岳的命令，在明知道有可能与日军发生遭遇战的情况下，仍然向黄花，永安市一线集结。
果不其然，74军先头部队第57师余程万部与日军第3师团一部发生遭遇战。
紧接着，第58师又与日军遭遇，双方大战随即展开。
当时第74军的行军序列是57师在前，58师继之，然后是74军的军直属队，后面是李天霞的第51师。
幸亏是第57师和58师与日军走了个头碰头。若日军行军再慢一点，或57师、58师行军再快一点，那与第3师团一部遭遇的就是王耀武带队的军直属队了。
可即使这样，王耀武也遇险，差点送了性命。
这也是王耀武有经验。
在与日军遭遇时，74军直属队被打散，副官劝王耀武到旁边的小树林内躲藏，可却被王耀武拒绝。
王耀武的理由是，这片树林太小，根本经不起日军搜查。而且日军若搜查，头一个肯定是树林，这是惯性思维。
因此，王耀武并未藏在树林内，而是藏在了距离日军搜索部队仅10余米草丛中。
74军被击溃后，长沙城实际已经成为一座空城。
以日军13师团116联队为基干组成的早渊支队已经进入了长沙。
幸亏第79军的暂编第6师赵季平部及时赶到，将日军又打了出去。
又由于第6战区“围魏救赵”战术的成功，驻守宜昌的日军13师团面临覆灭，阿南惟几只能匆忙撤兵抽兵救援。
薛岳指挥部队对敌展开追击，予敌以相当程度的打击。
虽然从战略上来讲，守住了长沙就意味着获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但这并不能掩盖薛岳在此次会议战中的指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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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之初，即便在大云山新墙河中了阿南惟几的诈术吃了点亏，但从整体战局上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汨罗江防线抽调第26军与日军打阵地防御战虽然是失误，但只要是阵地往浏阳方向延伸，即便26军和37军不敌，但跳至外线仍然是有把握的。
把原本部署在岳麓山的重炮旅调至汨罗江南岸是薛岳指挥的败笔。
在第十军的使用上，更是犯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而且还把兵力分散使用，更加给了日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在对74军的使用上，尤其是在明知道可能会与日军主力发生遭遇的战的情况下，仍然让74军到内线作战，薛岳的指挥简直无法让人理解。
若非第6战区在宜昌“围魏救赵”战术的成功，长沙在第2次会战中就已经丢了。
当时薛岳上佳的应对策略是，可以把第26军派到汨罗江南岸，但要按照赵子立的建议，把部队向浏阳东北方向延伸，以便随时跳至外线。
部署在岳麓山的重炮旅不动，随时策应长沙保卫战。
李玉堂的第十军并不要顶在汨罗江金井一线，而是进入长沙担任守卫任务。
如此一来，即便在预设决战地带双方战力没有出现出现转化，但由于26军、37军能够成功跳至外线，第十军和第74军战力未损，部署在岳麓山的重炮旅可以发挥出巨大作用，再加上第6战区在宜昌成功的牵制性作战，第2次长沙会战即便不能取得像第3次长沙会战那么大的战果，但也不至于打的这么难看。
可薛岳在战后的检讨会上拒不承认自己指挥失误，反而把责任推到了萧之楚的第26军、李玉堂的第十军和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头上。
蒋氏并非不知道这其中的问题，只不过看在薛岳是难得的统兵大将，这才网开一面。
好在薛岳是个不认错但知错改错的人。
此战过后，他调集了一批参谋，对第9战区的地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创造出了“天炉战法”。
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战果。
就连一向嘴硬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长沙遭到了一次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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