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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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兴隆盐道斗争
谢瑞山
唐代之后，粤、赣、闽三省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已十分繁荣，连接三省的古驿道——“粤闽赣盐运之路”就有一万多公里。这条绵延不绝的盐运之路，在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渐演变为中央苏区运盐斗争重要的“红色交通线”，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于11月7日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成立。
1929年底，闽赣的土地斗争蓬勃开展，但党中央机关却远在上海，相隔近千公里，导致中央与地方联系很不方便。于是，中央计划建设独立的交通网，沿途设立隐蔽的交通站，连接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传送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这些网站组成了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其中，1930年10月设立的南方线，被称作“中央红色交通线”，长约3000公里，被誉为“苏维埃的血脉”。“苏区盐道”正是在这条“红色交通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说，“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当时的交通站多是居民楼或祠堂，站点由交通员负责。
要选一个能够承担这项秘密工作的合格交通员，“比选一个县委书记还难”。一是要党龄长，政治上坚定可靠；二是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灵活，枪法要准；三是身体要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四是有一定文化，记忆力要强（背文件），而且（敲黑板！！！）不能说梦话。交通员在工作中也需要遵守十分严格的保密要求，为减少暴露的风险，中央交通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机关所在地，只能上级了解下级，不能下级了解上级，交通员不能查看和询问无关信息，甚至不许照相。《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要从白区到苏区要穿过号称“一片纸、一只鸟也飞不过去”的敌人防线，一路上都要和敌人斗智斗勇。比如，传递情报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用密写药水写在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的反面。居民楼里的谷仓，常常是运送食盐、布匹、枪支、弹药的掩护。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纸伞杆、裤带都是藏金之处。比如，从水路转向陆路时，在船的前面挂一个竹制的帽子，就表示船上是有货物或重要人物。如果说“江面无风，要起船了”表示安全，“江面起风了”就代表危险。
“半夜里，黑沉沉。出了门，往北行，又无月亮又无星，一路摸到大草坪。爹爹挑起盐担子，找到红军指挥员。三脚两步奔出门，送来食盐几十斤。”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赣苏区流传过的一首歌谣，形象生动地描述了革命群众深夜给红军送盐的情景，也透露了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和经济困难。
兴隆交通站外的伯公庙、真君庙、永福庙、永兴庙和王侯村的大神福主庙，都有一盏常年不灭的油灯，一些情报就藏在灯前的香灰之下；如果灯亮着，就表示安全，如果灯灭了，就表示危险。在运盐途中，“运盐敢死队”和群众有的巧妙地把纸张或衣服用盐浸渍晒干的方式，有的打通竹子关节用来藏盐，有的装在棺材里、马桶的夹层里，有的假扮乞丐，有的用送嫁或娶亲等方式运盐到苏区。隐藏在兴隆、王侯及定南沿线盐道上的“纸棚”（老百姓造土纸的简易竹棚）都是运盐隐藏地点，仅兴隆、王侯盐道就有数十个“纸棚”。遇到危险，就把食盐溶到这些“纸棚”的土纸中，之后再挑着含有食盐的土纸运往苏区。这些秘密信号和地点，在“苏区盐道”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老百姓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整个苏区3000多公里的交通线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很多交通员因为身份过于隐秘而湮没在历史里，有时上级牺牲了，交通员的姓名就无人知晓；很多交通员至死，家人都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这条“红色血脉”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护送过苏区300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900万元的食盐，以及价值600万元的布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因此也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而定南“苏区盐道”为打破敌人严密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开始，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采取“计口售盐”“油盐公买”等措施，妄图困死中央苏区军民。为此，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南昌设立“食盐火油管理局”，在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对中央苏区军民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盐警队”和卡哨遍布赣南各县交通要道，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一匹布”落入共产党手里，给中央苏区的经济，特别是食盐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苏区军民缺盐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全党“为消灭食盐困难而斗争”。由此，中央苏区开辟了粤北、闽西至赣南苏区两条主要食盐运输线。其中粤赣运盐线上，就有广东省龙川县小参村和江西省定南县兴隆村的“秘密运盐队伍”。当年流传粤北赣南的歌谣就是很好的见证：
哎嘿——
风清清，月朗朗，苏区歌声多嘹亮。
瑞金建立苏维埃，劳苦大众得解放。
黑云压顶红土地，中央苏区遇艰险。
冲破敌人封锁线，十万挑夫上赣南。
这首《十万挑夫上赣南》的歌谣，生动地诠释了粤赣运盐队伍高昂的革命斗志，呈现出“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动人画卷。
早在1930年初，粤赣两省各地农民协会就秘密设立了以海丰甲子沿海为起点，以海陆丰的碣石、汕尾沿海盐场为起点、以汕尾、捷胜等盐场为起点的“运盐线”。在1931年打响苏区军民食盐保卫战后，粤赣两省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各地农会和交通员纷纷成立了“苏区运盐敢死队”。“运盐敢死队”利用粤赣边区山林茂密的地域特点和水路交通便捷的优越性，秘密建立了多条交通线，以开设店铺为掩护从海陆丰苏区出发，通过近千里的封锁线，闯过道道关卡，翻山越岭把食盐运到广东省贝岭镇，从贝岭分四路再转运到细坳、和平等地避开哨卡运往赣南苏区。其中细坳的小参村仪象楼就是一处重要的秘密转运处。然后从小参秘密闯过粤赣两省交界的江广亭（或从小参村、张田村到定南县王侯村）运到兴隆村往鹅公、龙塘、安远县到达苏区。九曲河水丰沛的季节，也会用伪装的渔船装好食盐从贝岭镇起运到三溪口、九曲桃西、高哈，再经王侯、兴隆、鹅公、龙塘往安远县（或从贝岭镇起运到三溪口、九曲、风雨亭、天花、金鸡、蕉坑、嶂下、车步、月子、往信丰县）再转运到苏区各地。
苏区在赣县江口成立了中央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在鼎盛时期工作人员达到100余名，主要出口粮食、钨砂、生铁、樟脑、烟叶、茶油、豆子、生猪、竹木等产品，进口食盐、布、西药、文具、西用品等物资。每月出口营业额少则60余万元，多则150万元以上，每月进口营业额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江口分局供应宁都、广昌、石城、于都、兴国、会昌等县和中央机关的军需物资，占到需求总量的70%左右，其中中央13个部、2个军区的食盐均由江口分局供给。
时任国民党广东省下车镇盐站站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朱伯群，受党组织委派到江西省定南县兴隆盐站工作，秘密担任“运盐”队交通站站长，以实现粤赣秘密“运盐”的畅通。朱伯群到兴隆盐站后，利用特殊身份，与兴隆农会主席龙家泰和小参农会主席李云山分别组织了兴隆村地下情报员龙树华、龙家木、队员缪作庭、缪佛石、缪多福及小参村队员、李绍文、李伟民、李炳文、李帮文、李祥文、李昆林等100多人，秘密组建了10多支“运盐敢死队”。每支“敢死队”每次冒着生命危险转运约3000多斤的食盐，从小参村通过兴隆或王侯，穿行在苏区盐道那一片片山高密林、野兽出没、深谷险壑的路上，及时把食盐送到中央贸易局在苏区各县建立的秘密交通站（物资收购站）。
1933年11月19日，中央局白区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国民党油盐公卖致各县委及白区工作部的信》，指出寻乌、安远等重要边区的党应该派积极勇敢的同志到贩盐的群众中去，参加贩盐，组织贩盐的武装队伍。1934年，在湘赣省和湘赣军区联合发出的一份密令中，指出：“在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5次‘围剿’面前，敌人实行对苏区严厉经济封锁，首先就是阻止白区群众及商人运盐进苏区，屠杀运盐群众，苏区奸商乘机垄断食盐高抬时价，使红军与广大群众悉觉食盐供给的缺乏，影响到苏区经济与群众的生活。”为此下达了采购食盐任务：“各分区各军事部应立即与县苏国民经济部定出采盐计划，每一个独立营游击队均须给他采盐的任务，由国民经济部负责组织一运输队（3人10人······不等，由政府负责组织好），随同队伍行动，一到白区即实行收买食盐运回苏区，同时严格防止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的行动。”
早在1928年10月，为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打击私商盘剥，满足群众需求，根据毛泽东关于发展“消费、贩卖、信用3种合作社”的指示，苏区各县成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据1934年2月统计，全苏区（以中央苏区为主）已成立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人数达295，993人，股金322，525元。1934年9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岌岌可危，而苏区消费合作社克服困难、节衣缩食，向红军支援经费15.6万元、食盐1.2万斤。
当年挑过食盐的李春辉写于1983年8月8日的“证明材料”称：关于我堂兄李昆林（即李汉修）及堂侄李炳文一家，在1933年3月第一次由贝岭用小尖船运（盐）来三溪口地方转运（肩挑）回小三（参）密藏，与定南挑盐队伍，星夜秘密翻越江广亭，穿过兴隆运往安远苏区，3000斤盐由江西安远廖政福带领存在安远尊三围红军军需物资转运站。我们也在场挑运过，一共运了4天，人数有23人，后来交给廖政福沛（派）来的脚夫星夜运走。挑盐队伍在经过鹅公镇乌鸦寨时，森林密布、道路崎岖，据说“乌鸦一叫心都寒，乌鸦二声抖三抖，乌鸦三鸣死讯传”，这足于说明运盐路途环境之险恶。在整个“苏区盐道”线上，“运盐敢死队”不但要面对险恶环生的自然灾害，而且遭到了敌人疯狂镇压，许多“敢死队员”和群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4年，苏区发出一份《为消灭食盐困难而斗争的号召》提出：“在各区各乡普遍建立硝厂，用旧的硝土熬硝，及找寻以前盐仓的土熬硝，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食盐，而且硝厂熬的硝可以供赤少队的火药。”
在各地苏维埃政府的广泛动员和大力引导下，一个个熬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据1934年1月统计，闽浙赣省拥有制硝盐厂1335个，1933年7月至12月，生产硝盐7万多斤。仅定南县兴隆、王侯就建立了硝盐厂6个。
在《红色中华》1934年9月26日报道中，报纸版面用非常醒目的大字号召：“把熬盐运动发展成广泛的群众运动，保障红军给养，改善群众生活，让敌人封锁政策遭受失败吧！”根据当日报上记载：江西7个县统计，已建立盐厂580个，其中合作社224个、机关团体43个、群众314个。江西全省每天生产量约1900斤。生产量最好的算洛口县（今宁都县洛口镇），81个厂平均每天可出盐百八十斤，而且质量好。有些区乡完全做到食盐自给，并出卖一部分。苏区开展的熬盐运动，解决了部分群众食盐需求，抑制了食盐价格上涨，但与苏区军民总体食盐需求相比，产量非常有限，质量也难以保证，巨大的食盐缺口主要还是依赖于白区输入。
看过电影《闪闪红星》的观众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情节：为了能把红军急需的盐送入苏区，小游击队员潘冬子灵机一动，先把身上穿棉衣浸入盐水中，晾干后再穿在身上。就这样，潘冬子一行顺利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这个故事虽然源于电影，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因为对苏区军民来说，盐巴甚至成了比武器弹药还要紧缺的物资。毕竟，缺枪少弹，人不一定会失去会生命。但离开了盐巴，人却可能真的活不下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为了将食盐安全地运入苏区，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而英勇牺牲。“运盐敢死队”队员李坤林、李炳文叔侄因“运盐”而坐牢，有的被敌人杀害，有的亲人受牵连，有的房子被烧毁，但这些并未吓到“运盐”群众，反而更加勇敢坚强地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斗智斗勇的“运盐”斗争，最终取得了“盐战”的最后胜利。
据中央苏区史研究专家、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胡日旺和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调研员、党史专家凌步机研究和考证，兴隆与小参两地的“运盐敢死队”在近3年的时间里共为中央苏区“运盐”3000多吨，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取得反“围剿”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书写了“苏区盐道”史上赣粤人民“盐战”的一座不朽丰碑。
（此文曾于2024年9月29日在《学习强国》《赣南红》刊发，于10月4日在《定南发布》刊发。作者谢瑞山同志为中国稀土集团定南县岭北镇长坑尾稀土矿临时党支部书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散文研究会会员、《首都文学》《当代作家》《当代文学家》特邀作家、半朵中文网专栏作家、《青年文学家》理事、定南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定南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江广亭简介
朱香香
江广亭位于赣粤两省交界处，自古以来是赣粤客商贸易的必经之地。以此为界，一脚踏两省，往北为江西，南为广东。据史料记载，江广亭始建于宋代，是江西与广东两省古驿道交界的标志，是来往群众和挑夫的歇脚之地。
江广亭历经风雨、战争和灾害的侵袭，多次毁损，多次重建。在民国十三年（即公元1924年）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建。时至2016年，为纪念江广亭古驿道在苏区革命斗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市县政府拨出专款，对古亭进行了再次修缮，彰显苏区盐道斗争史，让苏区精神重新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江广亭有三幅对联，其中“南北尽同胞分什么粤区赣域，东西皆大道看将来车水马龙”，“柱砥挽狂澜，过客如流，有几个不随波逐浪；史书楷轶事，浮生若梦，问谁人是悟往知来”，这两幅对联为龙川细坳镇进步人士李敬业（1895--1951年）在1913年途经江广亭时，触景生情所作。2016年重修江广亭时，由河源市公安局一级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永刚（江苏宿迁人，1967年1月生）按对联内容重新书写。另一幅对联：“赫赫将祠千古沙场仿听腥风嘶战马；区区村寨万山盐道痕留铁脚济农军”为刘爱芳于2015年6月到小参和江广亭考察时，回想历史风云，感慨万千所作。2016年重修江广亭时，书于江广亭内。刘爱芳，紫金县人，生于1942年，曾任紫金中学校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江广亭见证了赣粤边界古驿道的沧桑巨变，历经了苏区盐道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瞭望哨简介
龙翠峰
因广东小参村仪象楼查获大批食盐，国民党反动派为加强从小参运送食盐到苏区的管控。他们在血湖塘的山岗上增建了一个瞭望哨，瞭望哨有2—3名盐警驻守，严密监视过往行人，盐卡还派出巡逻兵四处活动，堵截挑运盐群众。一些来不及逃跑的群众，被抓后惨遭敌人的毒手。如果抓到挑运私盐的革命群众，则把食盐、挑盐工具、身上钱财全部没收，并五花大绑押运到盐站前面示众，甚至严刑拷打，严重的还会砍头枪毙。
时过境迁，当年的瞭望哨因饱受风雨侵蚀、早已损毁。为彰显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弘扬苏区精神，缅怀时任兴隆盐卡的站长地下党员朱柏群等共产党员和一批跟党干革命的群众，因此，将瞭望哨观景台的平面图设计成一个“党徽”造型。锤柄长24.765米，宽4.3米；锤脑长12.59米，宽4.03米。镰刀的手柄造型是一个直径为5.796米的“圆”形。此造型象征着在三年的时间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最后取得了“盐战”的胜利。由南向北看，这个“党徽”造型极像一只正在展翅翱翔的红色“和平鸽”，其生动地诠释了定南人民赓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决心。
“血湖塘”的故事
曾文玉
兴隆村苏区盐道中段下面的坑田里，有个地方叫“血湖塘。”之所以这么称呼，因为在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在攻打下历司庙前岗失利而败退时，除大部分从杨婆山退入广东外，一小队五十多人的太平军战士从九曲方向奔来，进入本村水口，再经过寨下背后面的石阶路往广东小参村撤退时，遭到清兵的阻击，几乎全部被砍杀，鲜血染红了整个水塘。自那以后，这个地方便叫“血湖塘”。
苏区时，因为敌人封锁，食盐成了紧缺商品。一块银元在白区广东梅县能购买到14斤食盐，而在苏区瑞金只能买到12两（小秤，一斤为16两），价差巨大，有时还有价无市。怪不得苏区时期，“顾客拿走一粒盐，店主追过三家店”。因此，盐成为了最紧俏的物资。一些为了生计的群众，冒险从这里贩运私盐到内地销售。期间，国民党官兵抓到了几个贩运私盐的群众，把他们带到“血湖塘”残酷秘密杀害了。后来国民党官兵为了吓唬、震慑其他挑盐的群众，散布谣言说“血湖塘”里经常会发生了一些邪乎怪异的事情，由此“血湖塘”又被称为“邪乎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淡化国民党散布的恐怖色彩，破除“血湖塘”与“邪乎塘”在群众心里的紧箍咒，才把血湖塘改名为“小湖塘”。
作者：谢瑞山、朱香香 、龙翠峰、曾文玉
来源：《红色定南》2025年第02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宋柄燃
审订：郑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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