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濒临破产，但“我终究得在图书这块做出一番事业来”！

来源：《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

本文字数虽多，但故事十分精彩！

商务君按：21岁时，库尔特·沃尔夫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图书编辑；25岁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过卡夫卡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看似顺利的开局却被残酷的战争摧毁，在经历了流亡、濒临破产等一系列“上天的惩罚”后，库尔特依旧满怀对出版的初心，选择从头再来，将图书事业进行到生命最后的时光。

一个编辑的生活通常没有多少事情好回顾的，倘你有机会钻入一个做书人回忆的密林，也许只是发现万千带有校对符号的文稿，无尽而枯燥，还有许多滞销书构成的灰蒙蒙的远山。泥泞的地上有诸多残碎的字句，那是从许多庸常的稿件上斫删下来的。

但书做得多了，总有做书人能以这些文稿为自己造丰碑。也许是这些文稿及其作者在日后闻名，也许是做书人的出版理念统领着这些文稿开辟新路。所以，走上出版人的林中路，偶尔抬头，总能看到哪座远山在发光。

在《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简称“《衬纸》”）这本家族史中，讲述了一个传奇出版人的故事。他叫库尔特·沃尔夫，一辈子办了两个有名的出版社，第一次创业时才25岁。他挖掘了卡夫卡，出版的作家中有帕斯捷尔纳克、君特·格拉斯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但这些高光时刻之外，却有许多难熬的日子。

库尔特在纳粹的阴影中度过了多年头顶悬剑的逃亡生涯。他的出版社一度濒临破产，只能卖掉自己的藏书苦苦维持。在与公司高层的斗争中败落，被贬低说他“不是个出版人”。甚至老年时，又从流亡地流亡，故土难回。

《衬纸》对造成诸多苦楚的时代迷雾有详细的记载，诸位读者可以自己细读。下面要说的，只是库尔特的出版故事，以及他如何践行自己出版理念里的一句话——

“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在一次次付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

《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

作者：[美]亚历山大·沃尔夫/著，王聪/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我终究得在图书这块做出一番事业来”

库尔特·沃尔夫出生在德国波恩一个优渥的音乐之家，其先辈与舒曼一家私交甚好，曾与勃拉姆斯同登舞台。库尔特没有在音乐上发展才华，但在一个“教化中产阶层”家庭，他受到良好教育，在书籍、绘画、音乐方面都培养了颇为浓厚的兴趣，对书籍尤甚。

库尔特母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这让他可以专心投入自己的爱好——收藏装帧精美的古籍，数量达到大约1.2万册。他也开始辗转各地大学学习德国文学。21岁时，库尔特决定放弃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留在莱比锡的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做了一个图书编辑。他的理由顺理成章：

“我喜欢书籍，特别是装帧精美的书籍。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学生，藏书于我来说是一个无底洞般的投入。但冷静想想，我终究得在图书这块做出一番事业来，才无愧我对书籍的这份热爱。那做什么呢？当然是从事出版了。”

他先从自家档案下手，把自己外婆和阿黛尔·叔本华（哲学家叔本华的妹妹）以及奥蒂莉·歌德（作家歌德的侄女）的通信，以及一本奥蒂莉日记汇集整理，编辑为两卷书刊印出来。这样的书只算是一种编辑入门与练手。库尔特年轻气盛，野心何止于此。

1910年，23岁的库尔特加入了出版人恩斯特·罗沃特（Ernst Rowohlt）刚创办的出版社，成了幕后合伙人。恩斯特喜欢外出见客户，谈生意，而库尔特则在办公室做编辑、见作者。1912年的一天，他在冷板凳上等来了两位来访者。这次会面将影响他的出版道路，甚至也要影响世界文学版图。

两位来访者是布拉格的作家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及其密友弗兰茨·卡夫卡。布劳德此行是要把天才作家卡夫卡介绍给库尔特。库尔特对新人作者非常欢迎，他发现卡夫卡的“眼睛长得倒是非常好看，神情也十分动人”，然而此人神态十分煎熬——“他沉默寡言，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局促不安，就像要参加考试的小学生一样，仿佛担心自己达不到引荐人夸耀的样子。”

卡夫卡局促地说：“如果你不出版我的书稿，能把它们还给我的话，我会感激不尽。”

库尔特没有在意卡夫卡的内向性格，他多年阅读修炼的文学鉴赏力，不会让他放过这位天才作家。

“太初有言，而非营销数据”

见了卡夫卡之后没几个月，库尔特与合伙人罗沃特因行事理念不合，合作破裂。他于是又做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买断罗沃特的股份，并把公司更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母亲和妻子两大家族为他提供了支持，他自己也拍卖了部分古籍藏书以筹措经营资金。他还做了一个关键抉择：把卡夫卡作为自己的资源留在了公司。

25岁的库尔特踌躇满志，为了拓展业务，他多方寻找作者资源。经人介绍，他见到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之一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首次会面，他的文学修养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当着大作家的面背诵了诗人克劳狄乌斯的《晚歌》，大作家惊喜万分：“你怎么知道这首诗？几乎没有人知道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

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不久，库尔特成功签下克劳斯。库尔特还写信给克劳斯，一方面是为了称赞克劳斯作品之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解释自己对出版人的理解——

“地震学家会准确地记录每一场地震。我觉得出版商也应如此。每当时代发生激荡时，我们都应及时地用图文把它们记录下来，一旦发现其中的价值，便将其呈现给普罗大众。”

库尔特的出版雷达最易侦测的是文艺上的地震。20世纪初，表现主义在艺术和文学中流行，库尔特聘请了表现主义诗人兼剧作家沃尔特·哈森克勒弗尔（Walter Hasenclever）做出版社的审稿人，还出版了奥地利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的画作。一方面，柯克西卡以其强烈的表现主义肖像和风景画闻名，值得出版；另一方面，此举标志着库尔特开始对视觉艺术的长期投入。后来，他还出版过法国著名版画家麦绥莱勒的图像小说《太阳》（国内也译作《光明的追求》）的德国版。库尔特的眼光，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有知音。鲁迅先生酷爱版画，他正是买了库尔特出版的德国版麦绥莱勒作品，一睹之下，赞叹其境界之高，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把麦绥莱勒推介到中国读者手中。

1913年，为了发掘更多新人作家，库尔特创办了表现主义文学杂志《审判日》（Der jüngste Tag），借助这本杂志，他“既要扎根当下，从现实中汲取力量，也要放眼未来，关注生命的持续成长”。

这一时期，出版社的审稿人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告诉库尔特，卡夫卡写了新作品，让他一定要看看。库尔特就给卡夫卡去信：“亲爱的卡夫卡博士，您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是叫《虫子》吗？……我想亲自拜读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寄给我？”

这篇叫做《虫子》的小说，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变形记》。1916年，小说登在《审判日》上，后来库尔特又陆续出版了卡夫卡著作的单行本。

《衬纸》内页：收录了《变形记》的《审判日》杂志

卡夫卡和许多新人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很多销量。但这个出版方向库尔特是格外坚持的。出版社审稿人威利·哈斯（Willy Haas）曾回忆：“多数情况下，这家出版社的运作方式，更像是对艺术创作的赞助，而不是追逐商业利益……库尔特可不是那种‘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出版什么’的出版商。”

只要坚持在一个领域耕耘，好运总会在某处等待。1913年，孟加拉诗人泰戈尔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欧洲裔作家，库尔特做的泰戈尔作品集精装本趁势销售了100万册。

库尔特对自己的选书眼光与方向也很自豪，他说：“我只出版让我在临终前都问心无愧的书籍。我要么选择自己信任的已故作者，要么敢于和在世的作者直言不讳……我们可能会出错，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出版每一本书的前题，都是无条件地追求一种信念：必须做到每个字都问心无愧，必须坚守自己倡导的价值观。”

这一时期，库尔特声名远扬，甚至在卡夫卡的家乡布拉格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卡夫卡在写给未婚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位“出版家”，不过因为自己的书销量并不大好，所以天才作家显示了一些“毒舌”之言，他在信中说：“库尔特年方二十五岁，长相俊美。上天眷顾他，赐予他娇妻和万贯家财。他虽然对出版事业有着一腔热情，但在出版生意上天资平平。”这显然不是实情，彼时，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而且，在库尔特的销量/品质天平上，销量显然不是他首要关注的。多年后，库尔特改编了《约翰福音》里的一句话，以表达自己对图书销量的看法：

“太初有言，而非营销数据”（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not the number）。

“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立刻出版它，用它庆祝停战……”

1914年，库尔特的事业发展正迅猛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德国出版业遭受了巨大冲击，库尔特·沃尔夫社出版也不能幸免，社里13名员工，11人被征召入伍，库尔特也在其中。

库尔特成了“沃尔夫中尉”，被编入西线的一个炮兵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本来很兴奋，自诩“非常喜爱自己的武器”，也相信“以战止战”的说法。但参战只几周，他就直面了战争的残酷。战争僵局持续之久，厮杀的程度之惨烈，令年轻人的所有好战想法都幻灭了。正如战争一结束，库尔特出版社旗下的一位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对战争作出的评价：“巨大的毁灭性的虚无。”

但战争并没有使库尔特的出版社业务停滞，这得益于库尔特得力的市场总监乔治·海因里希·迈耶（Georg Heinrich Meyer）。库尔特在西线时，迈耶离得近，就经常去军营找库尔特商量公司事务，后来库尔特被调往东线，迈耶就按既定出版方针独自支撑。至库尔特两年后结束兵役回归出版社，库存书目已超过400种，其中还包括畅销书作家古斯塔夫·梅灵克（Gustav Meyrink）的小说《泥人哥连》（The Golem）。

战争对库尔特的出版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成为德国唯一一家拒绝出版好战文学作品的较大型的出版社。其次，“一战”结束后，库尔特找出了部分因反对战争狂热而被禁止出版的书籍底稿，最引人注目的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臣仆》（Der Unterran），该书反对战争和君主制，战时遭到了封禁。该书手稿是库尔特在西线服役时读到的，读后他立即给迈耶写信：“我简直被这本书迷住了。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立刻出版它，用它庆祝停战……愈是军方宣传机构向我们大力施压的时刻，《臣仆》的出版就显得愈发迫切与必要！”

1918年，库尔特实践诺言，《臣仆》一经出版，大受欢迎，六周内便售出十万册。

而库尔特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的态度却不同。这本气氛阴沉的小说描写了一场恐怖的酷刑，围绕一个古怪的“杀人机器”展开叙述。这部小说库尔特也是在战时看到的，但他反对在当时出版此书，他给卡夫卡的说法是，他觉得这个故事主题过于恐怖，担心读者内心过于“痛苦”，承受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心里明白，这本书根本无法通过当局审查。

这一阶段，库尔特颇感世事无常，对出版这份职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1917年，时年30岁的库尔特给诗人里尔克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深化了的出版理念：

“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生命其实只能活跃短短数年，而且是在我们真的用心活过的前提下……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这样那镜子才不会过快地失去光泽。我还年轻，这些年是这么过来的：热衷于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想要做的事情中，在一次次付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工作中的合作与让步，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这些总令我乐此不疲。虽然我可能会出错，但我觉得，凭自己能力做成的那点好事，足以弥补我弄出的差错。”

在1918年的出版目录中，库尔特印上了新的出版社宣言，要摒弃一切“文学、政治与种族偏见”，发誓“只关注书籍自身质量的好坏”。

“公司的经营状况已让我身心俱疲”

战争过后，焦土遍地，德国社会遭受重创，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国民经济陷入萧条。图书行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到了1919年，出版社供应链中断，员工宿舍紧缺。库尔特做了两件事情来应对。

其一，他在慕尼黑路易斯街（Luisenstrasse）上的一间新巴洛克风格的别墅内开设了一家书店以增加收入，目的之一是让自己数目庞大的藏书有个存放地（此时他举家搬到了慕尼黑）；其二是定期举办读书会、音乐会和展览，将此处打造成文化殿堂，以吸引读者。

他的出版选题策略不再强调作品内容的先锋性，停办了曾让卡夫卡崭露头角的《审判日》杂志，开始选择“更为迎合中产阶级品味的作品”，并向整个欧洲的作家征稿。这期间他非常忙碌，“整天都被出版社的事务缠身，根本无法放手”。

因为忙过了头，他忽略了一封来自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用蹩脚德语写给他的信，寄信人自称詹姆斯·乔伊斯教授（Professor James Joyce），想把一部作品的德语版权授权给库尔特的出版社，库尔特没有理会这封信。直到四十年后，他回忆道，如果他当年出版了这部作品，那么日后肯定能够获得《尤利西斯》（Ulysses）的版权，库尔特懊悔地说道：“那可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英文小说。”

此时，库尔特·沃尔夫误判了德国的出版形势。1919~1920年，德国已经出现了超过一般水平的通货膨胀，但图书销量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库尔特和其他书商一样，仍然不断雇佣员工，扩张业务，公司到1923年逐渐壮大到100名职工的规模。这一年，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经济陷入瘫痪，库尔特给岳母写信说：“世事艰难，出版生意也跟着吃瘪。”库尔特慌忙调整经营策略，转向了全面收缩。

第一，他开始定期裁员。第二，他减少了新书出版，押注在“那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作品”，包括左拉、莫泊桑、高尔基、契诃夫等。第三，生意不能在德国这一根绳子上吊死。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创办了首个专注于艺术书籍的跨欧洲公司，取名为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 Casa Editrice），这样就可以赚欧洲其他国家的钱。他还把一些书用五国语言出版为多卷本，这样可以和外国出版社达成合作、分摊成本。但当时民族主义日盛，这种国际合作模式的根基也逐渐被瓦解了。

一切努力都抵挡不住出版社在德国大本营的财务危机。1923年7月，通货膨胀到了极严重的时候，库尔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出版社一本小说的定价居然达到了500万马克。”

形势还在继续恶化，到了11月，一磅黑麦面包的价格来到了1000亿马克，而且“上午买面包的钱，下午连面包渣也买不起了”。此时，库尔特改为按日给员工结算工资，“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赶在第二天物价暴涨前抓紧把钱花出去。”

1924年，公司资金难以支撑运营，库尔特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他拍卖了一批古籍藏品，总售价约37.5万帝国马克（价值约为现在的126万美元）。这笔钱一直支撑他度过了未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库尔特的出版社几乎陷入绝境。他没有宣布破产，也尽力留下那些与他共度了经济危机的员工，但他已经开始抛售资产来偿还债务。

1930年6月，他写信给出版社审稿人韦尔弗表达了自己的绝望：“恕我无能，我不愿再继续维持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运转……公司的经营状况已让我身心俱疲……我感觉自己慢慢地灯尽油枯。”

“被时代抛弃”

除了经济形势，导致大量库存图书滞销的还有公众口味的变化。在1910年代，作为一名以标新立异为卖点的书商，库尔特以往出版的新鲜的作品——如表现主义等流派作家的作品、泰戈尔的诗作，总是一上市就被读者抢购一空，而到了1920年代，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单行本作品仅印800册，“竟有半数滞销”。

《衬纸》的作者亚历山大·沃尔夫认为，公众口味变化与纳粹政权的“一体化”浪潮有关。这种政策将个人生活与政治一体化，建立协调机制并加以绝对控制，即所有德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组织都要根据纳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加以控制和管理，反对意见难以见光。库尔特这样的出版社的作品，多半是不受欢迎的。

一位德国出版商多年后评价此时的库尔特是“被时代抛弃，宛如被大革命废黜的君主。”

尽管如此，在日渐困难的时期，库尔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等德语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多年之后终成经典，仍证明了库尔特文学出版眼光的先见之明。然而这一切对公司当时的业务毫无益处，甚至加速了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

作为审稿人，韦尔弗收到库尔特意志消沉的信件也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回信给予言语的安慰与鼓励，他写道：“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是德国最后一场诗歌运动保留下来的文学火种……对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的诗人，无论他们在今日的声名如何，我们必须明确……在他们身后，将再无来者。我们今日所目睹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只有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望过去，才能对我们都置身其中的这场运动做出公允的评价。”

四十年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便向库尔特回望过去，如此评价他出版的那些让公司濒临破产的“滞销书”日后都成了文学经典——

“他有资格对外宣称，当初虽凭借一腔热情做出了冲动的决定，但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后果已得到了弥补。”

“这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惩罚”

在萧条的日子里，库尔特虽然一直在裁员，但在1925年雇佣了一名员工，她叫海伦·莫泽尔（Helen Mosel），是库尔特的第二任妻子。她将陪伴库尔特的余生，也将成为他最重要的出版合作伙伴。但在那之前，库尔特先要过上好多年流亡生涯。

1933年，纳粹上台后，时代的迷雾逐渐浓浊，几乎遮蔽了库尔特的人生前路。库尔特是纳粹眼中必然要除掉的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不是他有犹太血统，而是因为他做出来的书，大多是纳粹深恶痛绝的。纳粹上台后，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图书大部分都被烧毁，出版社被列入黑名单。如果库尔特留在德国，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他流亡意大利、法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1年，经多方帮助，他和海伦艰难地搞到了一张葡萄牙船只的船票，流亡美国。

初到美国的库尔特一家

身在异乡，库尔特唯一能想到的谋生手段就是做书。但在美国想要重现昔日荣光，第一个障碍就是启动资金。在美国安顿下来不久，库尔特就去见了著名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Alfred A. Knopf）和 W.瓦德·诺顿（W. Warder Norton），以寻求建议。

库尔特此时已经54岁了，脱离出版业许久，为重拾旧业，他和海伦开始加强学习。他们泡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搜寻美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外国文学选题。还参加各种音乐会、演讲会，去画廊看展览，到这些地方交际、寻找关系。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位来自慕尼黑的爱好图书收藏的老友科尔特·冯·法伯尔·杜·福莱（Curt von Faber du Faur），此人和其继子克里尔·夏伯特（Kyrill Schabert）许诺，“只要库尔特和海伦先能够筹到7500美元，他们也会拿出相同金额的资金”。他们又找到其他一些出资人。库尔特和海伦得以重回出版业，他们采用库尔特此前在意大利创立的艺术图书出版社的名称，将纽约的新公司命名为“万神殿”。

为了创业，库尔特和海伦不得不在许多细节上委曲求全。他们签订的投资协议规定，在公司盈利之前，库尔特和海伦不拿工资。此外，因为美国向德国宣战，作为德国人，他们身上还有“敌国异族”标签，公开出面管理公司多有不便。于是，公司的创始文件中将夏伯特列为董事长，这也为未来的内部斗争埋下隐患。

1942年9月，库尔特和海伦找到两人将公司搬至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一间脏乱的出租屋，租金仅为75美元，屋内的客厅、餐厅和卧室分别被用作出版社的办公室、邮件收发室和会客间。

为了业务顺利开展，融入美国出版界，他们还要想办法得到美国文学界的认可与接纳，库尔特和海伦有时把自己包装成移居美国的中产阶层。他们跑到别人的公寓里，借人家的房间摆拍照片以作对外宣传时的形象，就连与合照里的小狗也是朋友的。

日常工作也十分混乱。据海伦后来回忆，万神殿出版社的运营就像是“勒紧裤腰带在刀尖上跳舞”，像是勉强拼凑起一艘在书海里前行的破船。他们聘请的编辑一个是说法语的俄裔犹太难民、一个是说德语的巴伐利亚反纳粹组织的志愿者，订单管理员是阿尔巴尼亚人，会计员是葡萄牙人，库尔特的英语此时也很蹩脚，会说点儿英语的，只有海伦。

初到美国创业的这段日子，对库尔特这样一个移民来说十分难挨。托马斯·曼在1946年写给库尔特的信中说：“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多么操蛋，想必你已有切身体会。”多年后，库尔特也剖析了自己在流亡途中创业的矛盾心理：“这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惩罚。”

“你知道我们离破产有多远吗？”

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库尔特与自己的“初心”渐行渐远，已不再像当初那样热烈拥抱新鲜事物。加上资金窘迫，他给新出版社的定位也不像以往那么意气风发，而是立志打造一家在文化领域大有作为的“小出版社”。他观察到在罗斯福领导下，美国经济复苏，民众摒弃了原先的孤立主义情绪，对欧洲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读者喜欢“非党派的、不涉足政治倾向、不夹带纳粹主义的内容”，加上移民陆续抵达美国西海岸，也推动了文化迁移，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知识、学术理论、艺术理念，大大地激发了公众的求知欲”。

因此，新出版社的方向被定为：不掺杂移民出版社的片面立场，不参与政治宣传，不以牺牲作品长远质量为代价追逐热点话题，而是“要向美国民众提供能够久经时间考验的作品，同时要密切关注产品质量。“我们的编辑理念是：促使人们思考有关人生与文明的终极问题。”

随后，万神殿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集，还有风格颇为阴暗的全本《格林童话》。跟随当时美国出版界风潮，还出版了一系列法国作家的作品，包括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和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等。

经过库尔特和海伦数年苦心经营，万神殿出版社译介了许多欧洲作家作品到美国，成果斐然。也得到了纽约文学界的认可。《格林童话》也成了圣诞节时的畅销书，生意逐渐有了起色。

到1949年，公司租下第六大道上的一处高档写字间，办公室里能看到哈德逊河景。在业务上，夫妇俩各司其职。库尔特主要在外面各方联系，做商业上和选题上的战略决策；海伦善解人意，心思缜密，负责出版社与各方的书信沟通，同时也负责手稿和译文的审校工作。

然而公司图书销售并不平稳，战后的和平并没有给出版社带来预期的繁荣。出版社仍时有资金缺口，工资也不足以填补库尔特夫妇的生活需求。为了筹措资金，库尔特将原来德国出版社留下的纸张卖给了耶鲁大学，靠所得的收入养活一家人。他还想办法做起了艺术品“投机”生意。每次去欧洲出差，他都寻找急于用手中珍宝换取食物的欧洲人，购进便于运输的小件艺术品，然后带回美国，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卖给曼哈顿的艺术品经销商。

当这些仍不足够时，他就变卖了自己的绘画珍藏，包括保罗·克利、凯特·柯勒惠支、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有一次他一次性拍卖了将近2000张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的石版画，所得资金马上投入了出版社的运转。

库尔特盘点过1949~1951年间出版的50多种图书，其中一半“销量惨淡”，与此同时，图书的生产与运输成本在不断上涨。他有一天忧伤地对海伦说：“你知道我们离破产有多远吗？”

除了变卖财产，还有一些“幸运”的事情帮助出版社渡过了难关。一件是一个拥有90万会员书籍推销组织“每月读书会”偶然将万神殿的一本书选入推广名单，使之成为畅销书。另外一件是“定制图书”。1943年，万神殿出版社与非营利性组织柏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及其资助人，慈善家保罗·梅隆（Paul Mellon）的妻子玛丽·梅隆（Mary Mellon）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出版一系列精装本图书，内容涉及荣格学派著作、艺术、考古、文学、神话、心理学和宗教。根据协议，该基金会每月向万神殿出版社支付25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大约4500美元）的定金，这正好能付夫妻俩人的薪水。

做书的生意就这么苦熬到了1955年，出版社出版了《来自大海的礼物》（Gift from the Sea）一书，作者是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之妻安妮·莫罗·林德伯格（Anne Morrow Lindbergh，也称林白夫人），此人是极受大众欢迎的公众人物，她的书虽然不是文学经典，但她的名字就是畅销保障。这种书的版权通常都被美国本土大公司抢先买走。这样一位作者，能放心的把书交给这么一个移民创立的非畅销书出版社，令库尔特十分感激。该书最终销售了60万册精装本和200万册平装本。

在发行商订货时，库尔特看到订货量，激动之情难掩，立即给安妮·林德伯格写信致谢：“一想到您同意授权我们出版《来自大海的礼物》，我的脑子里就蹦出了‘奇迹’这个词，因为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本就是一份饱含信任的礼物，是您给予我的慷慨馈赠。”

不久，万神殿因为另一本名著使自己的文学声誉也达到了巅峰。1957年，俄国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将其日后名震世界的作品《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的全球版权授予意大利出版商吉安贾科莫·弗尔特里奈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弗尔特里奈利通过一家英国出版商找到万神殿出版社，表示可以授权该书的美国版本。当时美苏冷战态势严峻，弗尔特里奈利表示，他们不希望美国版搞成一本“含有政治意味的小说”，而要侧重其文学性，倘若胡乱营销，在苏联的作者处境将十分危险。也因此，他们才找到一直在严肃文学上深耕的万神殿出版社。

《日瓦戈医生》出版后，几周之内就卖出一百多万册，使得万神殿出版社在经济和文学声誉上都牢牢立住了脚跟。

《纽约时报》刊登万神殿出版社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消息

然而，另一种危机到来了。

“什么是出版人，谁可以成为出版人？”

在万神殿创立之初，库尔特还没有入籍美国，作为德国人，他是“敌国异族”，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长，因此，虽然招股书中写明出版社将由库尔特·沃尔夫“领导”，但投资人之一的克里尔·夏伯特被登记为董事长，因为“此人能代表公司展现给世人一种睿智的形象”。

夏伯特逐渐将出版社当成自己“一个人的秀场”，自封领导，将做实际业务的库尔特和海伦当成自己的职工，颐指气使。

《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夕，库尔特和海伦亲眼看到夏伯特和销售经理在一起吐槽库尔特买下这本小说的版权，销售经理“坚称俄国小说不会有市场”。然而小说大卖之后，夏伯特立即化身公司精神领袖，到处享受鲜花和掌声。

一天晚上，库尔特回到家时“浑身战栗，面色煞白”。原来，夏伯特说他“不是万神殿的出版人，而只是一名编辑”。库尔特怒火中烧，对妻子海伦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别人告知自己不是出版人。”

1958年11月，他写信给万神殿的董事会主席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提出了颇为震撼灵魂的问题：“什么是出版人，谁可以成为出版人？”

信中，库尔特详细阐述了在万神殿这样一个文学社，编辑与出版人的区别，他认为出版人首先要有一定文学品味，“通晓当代各国文学，能够品鉴作品的质量与风格，可以凭直觉判断哪些内容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此外还要“对创作过程感同身受，能够体谅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艰辛，同情这个生活最为艰辛的神经质群体”。另外，还要精通图书生产流程和工艺，有设计品味，并且能够与评论家和学者保持紧密联系……总之，库尔特将出版人描述成一种对出版内幕、文学潮流、出版政策等方面无所不知的文学超人。

库尔特还去信夏伯特，信中控诉如下：“你压根就不是什么出版人，而且永远配不上这个称呼。你在文学上就是个文盲，根本分辨不出好书与烂书……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书才能卖出去……”

但库尔特和海伦年事已高，手中也没有什么筹码。夏伯特是在公司投资中有更大比重的人。库尔特坚持做书的“理想化路线”，而夏伯特及另两位董事则计划使公司走上更商业化的路线。夏伯特派最终掌握公司主导权。尽管是库尔特和海伦的理想路线让万神殿获得声誉，才使畅销书找上门来，但他们还是在权力斗争中落败了。

老年库尔特

很遗憾，出版人也不能免于世事的讽刺与荒唐。

“开辟新的道路，哪怕最终走了弯路或闯进死胡同”

库尔特和海伦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工作氛围，在美国的日子也伤透了他们的心。两人决定出走瑞士，去建立一个新的万神殿欧洲分社。

夫妻俩把此前销售帕斯捷尔纳克和林德伯格书籍所得的利润分成拿出来，并将公司股份变现。他们搬到了瑞士洛迦诺（Locarno）。又过了一年，两人正式离开了美国万神殿出版社。

1960年底，库尔特已经74岁，尽管身体已经很不好，但还是迎接了一个“奇迹”，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威廉·约万诺维奇（William Jovanovich）给两位老人寄了一封信。信中只有简单的一句问话：“二位愿意和我一起出书吗？”

寄信人自称“哈考特、布莱斯与寰球出版公司”（Harcourt, Brace & World）的总裁，他亲自到洛迦诺登门拜访，邀请两位老人加入自己的公司，而且条件慷慨。库尔特和海伦可以使用自己的品牌“海伦与库尔特·沃尔夫图书”（Helen and Kurt Wolff Book），可以继续在瑞士工作，只用选书、做书，而且做什么书全凭他们自己的做书理念，不用担心是否卖得好。而库尔特和海伦则可以从每一本他们品牌图书的销售中抽成。

这种合作方式，正可以让库尔特实践最后一次公开阐释的出版理念，他似乎有要回到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时候。在接受德国书商协会（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授予的荣誉后，他表示，自己将会“开辟新的道路，哪怕最终走了弯路或闯进死胡同……不能只关注销量和生产成本。”

1963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库尔特在法兰克福一间酒店举办的出版人晚宴上隆重介绍了君特·格拉斯及其将要面世的小说《狗年月》（Dog Years）。这部小说将在哈考特、布莱斯与寰球出版公司以“海伦与库尔特·沃尔夫图书”的品牌出版。晚宴上，他和格拉斯并肩而立，有人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