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的历史叙述中，元史一直都是一个不被重视的领域。
元朝统一了中国全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南北对峙与多政权并列割据局面，这个强大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不足百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外患而亡于内忧的大一统王朝。有一位作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给出解释：财政。
今天，阿信要为你隆重介绍这位极其善于写“绝版书”的作者——郭建龙。
从灵魂的有趣程度上来说，郭老师属于妥妥的万里挑一级别。
理工科毕业，做过程序员，当过记者，后来成为了自由作家，现在长居云南大理。
郭建龙
在写书这件事情上，他的认真和执着绝对值得你掉下热泪。
你想读中东，他就真的去黎巴嫩、土耳其、埃及等几个国家为你带来《穿越百年中东》（豆瓣评分8.5）。
你想读非洲，他就两度深入非洲大陆，游历17个国家50多座城市，曾突发疟疾，险遭绑架，数次犯险，写成了《穿越非洲两百年》（豆瓣评分8.3）。
郭建龙老师属于那种能力非常全面的作者。
除了写书，他还译书，他说：“要想当一个好的作者，你的一生中应该有几部译著。”这些年不少叫好又叫座的读物都出自他的译笔，比如《一把海贝》（豆瓣评分8.6）和《墨洛温王朝》（豆瓣评分8.3）。
不过，在郭建龙老师的众多作品中，最让大家望穿秋水的绝版好书，无疑要数他2017年出版的“密码三部曲”。俞敏洪在看过之后感叹：“尽管（郭建龙）比我年轻15岁，但学识比我丰富太多了！”
直到今天，其中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仍雄踞豆瓣热门经济史图书TOP 1，在万人评价的盛况下，维持了8.3的高分！而《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也位居豆瓣热门战争图书TOP 4。
他对历史的钻研和高超的写作功底，让人为之叹服。
去年，几经沉淀与打磨，郭老师的这套“密码三部曲”被阿信再版了！
郭建龙“密码三部曲”
点击书封，即可下单
现在，阿信又要带来郭老师的最新著作——《元朝理财记》，这次，就请不要再犹豫了！
郭建龙新著
《元朝理财记》
点击书封，即可下单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元朝也许短暂，但其巅峰与低谷背后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元朝历史，一窥古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财政暗线。
下文是郭建龙老师在撰写本书时的心路历程，也能作为这本书的入门导读，看完会更加深入地理解，研究一个朝代的财政政策有何意义。
对元朝历史的兴趣缘起
到现在为止，我的历史写作已经包括了探寻中国古代集权社会规律的“密码三部曲”，从财政、军事和统治哲学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之后，又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唐宋时期的两个时间点，构成了“唐宋盛世双联剧”，其中《汴京之围》从政治、外交和军事视角考察北宋灭亡时期的历史；而《盛世的崩塌》则从盛唐一直讲到“安史之乱”，抛开那些耳熟能详的缠绵故事，看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及个人的选择。
按照规划，接下来我想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法，用“对书”的形式写历史，即一本非虚构作品和一本虚构作品搭配着写一个时代，让读者可以通过两本书对这个时代有着更强的认知。我准备用这种形式写两个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元朝，本书是“元朝对书”中非虚构的那一本。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非虚构与虚构的写法是不同的，虽然我也曾经写过小说（《告别香巴拉》），但由于写了太久的非虚构作品，想要回到虚构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关于元朝的小说至今依然停留在构思阶段，反而是另一个题目“明清对书”中的非虚构题材已经有了大半草稿。
在处理完这两个非虚构题材之后，我会全力去尝试这两个题目中的虚构作品，而对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也将暂时告一段落。
我对于元朝的兴趣开始于 2002 年前往新疆的旅程。那时，在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人们刚刚发现一座超级石堆大墓，它也是世界上同类墓葬中最大的。
这里距离蒙古贵由汗死去之地不远，因此被当作蒙古人的陵墓（事后证明是更早的游牧民族留下的）。
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遗址群
那年的五一假期，我的旅行包里装着《蒙古帝国史》，乘红眼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天不亮就马不停蹄地乘汽车前往青河。在路上，我甚至被周围人当作蒙古人。但那一次，由于封山，我在距离大墓几十千米外折返。
之后，我与蒙古历史的交集越来越多。2013 年，我骑车从元大都经过中都前往上都，之后又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路向西骑行，经过哈剌和林，沿着古代蒙古人的西征之路直入新疆，一路上经过了沙漠、草原、高山、湖泊、雪山。进入新疆后，我终于成功地拜访了三道海子大墓。
这段故事被我写入了《骑车去元朝》一书（2023 年再版时改书名为《穿越去蒙古国》），这是我游记“亚洲三部曲”中的一部。我还去中亚寻访过蒙古人的遗迹，写了尚未出版的《穿越劫后中亚》。
而在其他地方，我也总是能够碰到蒙古人，在伊朗、印度、缅甸、越南、阿富汗，甚至在我居住的大理，也有不少与蒙古人有关的遗迹，因为蒙古人曾经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对大理发动奇袭。
也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曾经的蒙古帝国的广大，也意识到所谓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区域而已。但与普通的认知不同，我认为所谓蒙古帝国其实在元朝开始时就已经解体了，而元朝也只维持了短短一百多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游牧民族的劫掠式财政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本部时期，进行了一次制度革命，为蒙古奠定了一系列制度基础，使原本松散的草原民族成为一台迅速膨胀的战争机器，为未来的扩张做好了准备。
蒙古人本来有可能像鲜卑、契丹、女真一样，建立一个汉化王朝，但成吉思汗的骤然西征，让他们首先接触了中亚地区的财税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世界帝国。之后元朝的财税体系一直是西方压倒东方的体系，无法完全汉化，这是其短命的原因之一。
成吉思汗死后并没有将征服的广大农耕地区分给儿子们，而是将其保留为大汗的中央直辖区。但是，他的大部分军队由幼子拖雷支系继承，这使得窝阔台系控制着广大的土地却没有足够的军队。窝阔台利用亲情、赏赐和对外战争小心地维持着这个失衡的王朝，但到其子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局面再也无法保持，从而导致蒙古历史上第一次内部血拼。
蒙哥上台后，在拖雷系内部瓜分了中央直辖区。在这个庞大的直辖区内出现了作为正统的元王朝和分裂出来的伊利汗国，而直辖区的中亚部分则被察合台汗国乘机攫取。从此蒙古成为由元朝皇帝作为名义上的大汗的王朝，以及其他四大汗国并立的架构，统一的蒙古帝国消亡了。
元太祖成吉思汗画像，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院。
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战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战争财政的来源不同：前者采取军事掠夺制，不给士兵发放俸禄，但允许他们通过掠夺被征服者获得财富；而后者则采取俸禄制。
表面上看，俸禄制更先进，但劫掠式的后勤在一个民族扩张初期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但劫掠式的后勤并非毫无问题，它最大的弊端就是纪律性较差。在打仗时，人们以劫掠更多的财富为第一目标。很多时候，即便可以追击敌人获得更大的胜利，战士们却只知道搜刮战利品而忽视全局。游牧民族虽然经常打胜仗，但无法取得更大的持久性成果，往往也是由于无法控制战士们的劫掠欲望。
成吉思汗与其他游牧领袖不同，他的目标高得多，从战争一开始就以并吞为目标，而不是劫掠一番之后离开。
在与塔塔儿人的战争中，一项新的纪律被颁布，那就是：不得在战斗分出胜负之前进行劫掠，搜刮财物的行为只有等战争结束了才能进行。
这就使得蒙古骑兵更加接近于定居民族的军队，而不是游牧民族的散兵式军队了。
这些新纪律的推行，以及杀戮震慑战术的出现，导致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那就是一个专业化的军功集团的出现。
这个集团不再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以打仗为专业。即便战争结束，他们也不会回归平民生活。当打仗成为他们的专业时，他们就更加依赖军事掠夺制所带来的战利品，更加倾向于发动更多的战争了。
成吉思汗不仅要求每一场战役取得胜利，而且要求每一次战役之后，蒙古军队的实力都更加强大。
在世界军事史上，有一种胜利叫作“皮洛士式的胜利”。此词得名于古希腊军事家皮洛士，此人虽然屡屡得胜，但每一次胜利之后，他的军队都损失惨重，得不到有效补充和补给，最后他惊呼自己已经打不起胜仗了。
这其实是历代军事家的困惑：每一次胜仗造成的人员损失如何填补？如果填补不上，就意味着实力的削弱。比如，汉朝也曾经对匈奴屡屡得胜，但最后，由于损耗太大，到了汉武帝末期，甚至连获胜的战争都承受不起了。
但是，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却越打越强大。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游牧民族的劫掠式财政比定居民族的固定式军事财政更具有扩张性，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吉思汗所建设的军事制度是一种柔性的制度，能够将其所征服的地区快速地纳入他的战争机器，至于更远的无法纳入的地区，就完全毁掉，避免被敌人利用。
他死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所制定的灵活财政制度得以部分保留。我们也会看到，到了需要进行制度正规化的时期，这种灵活财政制度又为元朝和四大汗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使他们长期无法建立更加稳固的统治。
《元朝理财记》所探讨的，就是早期的蒙古帝国和后期的元朝在财政和政治制度变革上的得与失。
元·永乐宫壁画（局部）
耶律楚材对中原的制度颇为熟悉，显然是帮助蒙古人进行汉化的最佳人选。按照一般的理解，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蒙古的汉化进程也许会更加顺利，最终成为另一个北魏。事实却是相反的：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的用处并不大。在成吉思汗时代，耶律楚材主要是一个术士，帮助成吉思汗占卜，适时地利用预言来鼓舞蒙古士气，但他对于具体政策的帮助极为有限。
为什么耶律楚材起不到作用呢？因为就在此时，蒙古人的历史骤然转向了：眼看蒙古人与中原将有更深的交集时，他们没有继续进攻南方，而是突然掉头向西，选择了西征。成吉思汗也很快离开了中原，将耶律楚材带在身边。脱离了中原的耶律楚材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提不出太多有效的建议。在整个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蒙古人对中原的措施就停留在极其有限的管理上。
只有在成吉思汗死后的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才提出更多有用的建议，帮助窝阔台建立更稳固的财政基础。但这已经是在蒙古人更多地采纳了中亚地区的管理系统之后的事了。
元朝的死穴
在本书中，我叙述了成吉思汗西征带来的影响。蒙古人也有机会像之前的游牧王朝（北魏、辽、金）那样建立一个汉化的帝国，可是由于成吉思汗不经意的西征，让他们接触到了另一种文化，在财政上首先采取了更多中亚地区的措施，从而断绝了纯粹的汉式财政，利用商业精神建立了更庞大的体系，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商的王朝。
但成吉思汗死后，王朝内部的制度是相互矛盾的。
作为整体的蒙古王朝，其大汗拥有两大中央直辖区（中国古代北方和中亚），却只掌控很少的军队——大部分军队归了没有继承汗位的小儿子拖雷。这种制度的失衡造成了蒙古王朝的分崩离析。
忽必烈夺得中原。在最初，他利用中原制度抚慰汉人，也是在这时候，元朝开始有计划地构建基于农业的中原王朝。但不幸的是，忽必烈热衷于打仗，征服南宋只是他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之后他又进行了更多的战争（对东南亚、对日本等），却没有太多收获。
忽必烈
由于不断打仗，忽必烈后半生没有精力去构建更加完善的政治和财政制度，使得南方地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元朝体制，造成元朝以税收制度为代表的财政制度一直存在隐患。
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忽必烈只能重用色目人，采取包税等临时性措施来筹集战争经费。而这进一步破坏了元朝的制度建设，为将来的弊端集中爆发打下了基础。
元朝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南北失衡。北方由于被盘剥过重，已没有余力提供更多财富，而南方虽然没有很好地融入政权，却缴纳了国家大部分税收。
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之间，只靠着有限的途径，也就是运河和海运沟通，一旦南方的漕粮无法运送到北方，仅仅靠北方自己是无法养活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的。正是这个问题成了王朝的死穴。
稷山青龙寺元代壁画
在元朝中期，皇帝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但其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到底要继续汉化和制度建设，还是像祖先那样保留蒙古特征。在这两种倾向的撕扯下，元朝迎来了它的晚期。
元朝的灭亡如同一场蝴蝶效应。最初，皇帝的更迭引起部分宗王的抵制，而这又导致边疆地区的小规模骚乱。为了镇压这些小型的骚乱，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军队和物资。
但对一个财政捉襟见肘的王朝来说，哪怕抽调一点资源都可能引起进一步的塌陷。
边远地区的小冲突，加上治理黄河的社会成本无从消化，以及发行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最后演变成内地的大规模反叛。
这时候，元朝的死穴出现了：占领淮河流域的群雄阻塞了运河，而方国珍使得海运暂停，最后张士诚占据了产粮的主要区域江浙，这三者如同三个巨大的血栓，使得元朝的财政命脉突然中断。
北方失去了南方的粮食，也就失去了组织军队的能力。皇帝由于没有足够的军粮，不得不允许北方的统帅们自己想办法，于是北方也军阀化了。
元朝就这样在南方的反抗和北方的军阀化之下走向解体。南方经过竞争出现了一个赢家，他扫荡了北方，将各路军阀消灭，也让元朝最后的皇帝退回草原。
我不仅把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军事家，更看到了他的组织才能。在他的手中，蒙古的军队规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延长而出现缩减，反而因为军事掠夺制财政、达鲁花赤制度、投下制度等，变得越来越壮大，这样超凡的组织能力是决定蒙古帝国兴起的重要因素。到了元朝，随着军事掠夺制财政让位于俸禄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养军成本剧增，也决定了元朝军队的迅速退化。加上内部的权力和军事失衡，使得一代天骄创立的一切都归入沙尘。
元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折时代，它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王朝，但同时，它的某些制度也为接下来的两个中国古代最封闭的王朝打下了基础。
对现代读者而言，这本书更像是一场头脑风暴，它不聚焦英雄豪杰的伟大，而是分析人物背后的物质和制度因素，让人们看到，再伟大的人也必须遵从物质和客观规律。我们只有这样看待中国历史，才能学会尊重经济规律，让社会自我发展。
中信出版
郭建龙系列
郭建龙新著
《元朝理财记》
点击书封，即可下单▽
郭建龙“密码三部曲”
点击书封，即可下单▽
中信出版
元朝系列
《辽夏金元史》
点击书封，即可下单
《元宴》
点击图片，即可下单
-End-
2024.1.6
编辑：醒醒 | 审核：孙小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