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中国大半国土，北平、南京相继沦陷，战火蔓延之速震惊世界。然而，自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的侵略脚步却突然放缓，从攻城掠地转为固守已占领区域。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因？
是资源耗尽的无奈、战场指挥的失策，还是中国军民的不屈抗争？
1. 迅猛扩张：日本的“速胜”战略能否如愿？
1937年，日军以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为起点，以极快的速度在中国战场推进。他们制定了详细的“三个月速胜”计划，妄图在最短时间内彻底吞并中国。事实证明，这一计划初期的实施进展确实让人猝不及防。
日本凭借多年的战争准备以及对中国军事情报的长期掌握，在侵华战争初期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先从九一八事变说起。1931年，日本借东北事变将中国东三省变为其殖民地后，迅速在满洲建立起伪满洲国政权，将其变成了资源输送的基地。
6年时间里，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完善军事部署，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后方。到1937年，日军以此为跳板，撕开了中国东部的防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场冲突直接引燃了全面战争。几天内，北平、天津迅速被日军占领。
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和快速机动作战的能力，将华北战场变成了其“练兵场”。从北平出发，他们一路攻入河北，接着南下河南，兵锋直指黄河沿线的重要区域。短短几个月，华北大片土地被日军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日军不满足于从华北进军中原，甚至还开辟了东南战场。从1937年8月开始，上海成为焦点。日军在海空联合力量的支持下，发动了淞沪会战。面对日军的猛攻，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近三个月，但终因装备和补给不足，于11月撤退。
上海的失守让日军顺势打开了江苏战场的缺口。南京紧接着成为日军的目标。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之而来的，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华北、华东的连续失守让日本加速了侵略计划。1938年春，日军调集精锐部队沿长江推进，目标锁定武汉。
其时，日军提出“三路夹击”的战略，由长江南北岸的日军合围武汉，并配合大规模空袭进行压制。然而，这一看似精密的战略却在武汉会战中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直接导致速胜计划破产。
2. 武汉会战：力挫“速胜论”的关键一役
1938年夏天，随着日军沿长江流域的快速推进，武汉成为国民政府战略防御的核心。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战争的下一步走向。这场持续四个半月的大规模战役，被视为抗日战争前期最重要的战斗之一。
日军集结了14个师团，计划从长江南北两岸发起夹击。他们通过芜湖夺取安庆，占领湖口后迅速转向九江。这一路，日军依靠空中优势和炮火掩护，占领了沿线的许多战略节点。为了确保进攻顺利，他们甚至派出天皇的亲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亲自参与指挥。
日军计划以快速突破的方式，彻底切断武汉与外界的联系。在日军看来，占领武汉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在国民政府的部署下，中国军队早已做好阻击准备。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联合行动，总计约110万兵力，展开了一场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御作战。
在赣北，薛岳指挥的部队以万家岭为主战场，对日军展开了一场伏击战。日军106师团陷入包围，战斗持续12天，最终该师团被全歼。这一胜利有效遏制了日军从正面强攻的计划。
在田家镇战场，长江南岸的防线同样险象环生。中国军队依托天然地形阻止日军渡江，一步步削弱其攻击能力。与此同时，在鄱阳湖地区，国军集中兵力，拖慢了日军从九江西进的速度。这种持久阻击战术迫使日军不得不面对高昂的伤亡和补给困难。
为了支援武汉，日军调动了后方大量的运输力量。但长江沿岸的抗击和敌后游击战频繁切断其补给线，使其兵力难以得到及时增援。尤其是在山地和水网密布的地形中，日军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被大大削弱，只能依靠步兵推进。这些困境让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愈发力不从心。
1938年10月，随着物资和人员的转移完成，国民政府决定主动撤出武汉。这一撤退并非溃败，而是经过缜密计划的战略转移。武汉虽被日军占领，但却是一座空城。而日军则为这场会战付出了近10万人的伤亡代价。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此次战役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和物资，兵力损耗严重，士气也大受打击。
3. 资源枯竭：战争巨耗拖垮侵略机器
当1938年的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以高强度的攻势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然而，这种扩张背后隐藏着一个难以掩饰的困境——资源不足，成为日本无法持续侵略的致命短板。
从战争开始前，日本就在为战争物资进行储备。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的正币存量为13.5亿日元。然而，短短半年内，这笔资金就几乎耗尽。仅1937年后期购买物资所需的开销，就高达9.6亿日元。
战线的快速扩张和频繁的军事行动，加速了日军对资源的消耗，使原本有限的储备迅速枯竭。随着战争的深入，日军的军费开支在1938年急剧攀升。这一年，日本为支持侵华战争投入了61.56亿日元的军费，而国内的财政收入远不足以弥补这一空缺。
这导致日本不得不大规模发行战争债券和增加外债。据统计，到1938年底，日本政府债务累计超过25亿日元，经济压力已经显露无遗。这种经济困境很快反映到前线部队。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为了维持进攻，不得不调集大量后方物资支持。
然而，由于战线过长，后勤运输变得极其困难。日军占领的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要进行开采和运输却需要时间。日军只能依赖国内供给，但随着战争拖延，这种支持能力明显下降。战场上的补给困难直接导致了前线士兵的装备和生活保障不足。
进入1938年冬季后，日本士兵因衣物供应不足，有些部队甚至无法及时领取棉衣。与此同时，弹药储备的匮乏使得战斗的强度被迫降低。更糟糕的是，武汉会战耗费了大量日军的精锐兵力，使得日本必须从国内临时征召新兵来补充战斗损失。
这些临时入伍的新兵大多缺乏训练，难以迅速适应战场需求。后勤的窘迫还表现在交通和燃料的供应上。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频繁破坏日军的铁路交通和油料运输线，进一步加剧了后方补给压力。许多部队在作战时，甚至出现了缺乏燃料而无法启动机械化装备的情况。
4. 敌后战场：游击战争牵制日军兵力
游击战的灵活性让日军难以应对。根据地的抗日武装以分散的小股部队为主，行动迅速，战术机动性极强。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时常袭击日军的补给线、重要据点甚至交通枢纽。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对敌作战的重要方式。
此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结合实际情况展开行动，在敌后开辟了多个战场。根据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游击战争的力量。1939年至1940年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华北地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广泛的战略纵深。
日军占领的城市和铁路沿线被包围在根据地之间，形成“点线孤立”的状态。敌后抗日武装不断增强对日伪军的打击，使得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面对敌后的顽强抵抗，日军开始集中力量反扑。
1942年，为了应对敌后抗战，日军对华北地区展开多次“扫荡”，还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妄图以高压手段消灭抗日力量。然而，即便敌后根据地遭到重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仍然依靠灵活的作战方式坚持战斗。
从1943年起，敌后抗战逐步恢复，甚至开始转守为攻。大量兵力投入“扫荡”行动，削弱了正面战场的力量。此时，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稳固的组织体系，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抗战，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强大力量。
5. 国际风云：多重压力让日军进退维谷
1938年后，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渐进入僵持阶段。尽管战场表面上仍占据优势，但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变化使其侵略计划不断受到掣肘，最终导致日军在中国的扩张步伐停滞。
1939年，德国发起二战，欧洲战火蔓延，全球局势骤然紧张。作为轴心国之一，日本原本计划与德国协调行动。然而，随着苏德边境局势的变化，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压力迅速增加。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关东军构成巨大威胁，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更是让日军损失惨重。
数万日军在这场战斗中伤亡，直接动摇了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力。为应对这一危机，日本被迫向东北调遣精锐部队，导致中原腹地的侵华兵力削减。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对日军的制裁逐步加码。
虽然美国在战争初期依然与日本保持贸易往来，提供钢铁、石油等重要物资，但到1938年底，随着日军侵略暴行的曝光，国际舆论的谴责逐渐升温。1939年，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停止向日本出口部分战略资源。虽然这种限制并未立即切断日本的供应链，却显著加剧了其后勤压力。
日军扩张受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南亚局势的变化。1940年，日军将战略重点逐渐转向东南亚地区，开始大举进攻越南、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地，以获取战争资源。这种“南进”战略分散了日本的军力，使得原本用于侵华的兵力被调往南方战场。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不得不面对美军的强大反击，大量资源被迫投入太平洋战区。国际联盟的态度也对日本施加了无形的压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直接军事援助有限，但英美对中国的支持逐渐增强。
1938年，滇缅公路重新开通，为中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物资运输通道。苏联则通过租借飞机和提供志愿飞行员等形式支持中国。来自外部的物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后勤困境，让抗战能够持续。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将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侵华战争的推进彻底停滞。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成为制约日本扩张的关键一环，为中国人民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参考资料：
1938贫地惊雷
《 环球人物 》（2015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