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雷颐著《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东方出版社 ，2015年8月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7-598页）。此谕终于承认，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同上，第95－96页）。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6-97页）。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引起，同时还承认朝廷用人不当之责：“朕维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因此“军民何罪”？强调此次“祸变”的参与者“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7页）。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10月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后来召开的枢垣王大臣等集议开设国会问题时，载涛又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冶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债，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专电·初二日未刻北京专电》，《时报》1910年11月4日）载洵在出洋考察海军回国途中就曾“电促明年即开”国会，回国后受摄政王载沣召见时“极力主张从速组织阁会，措词极为痛切。略谓：以吾国现情与各国比较，不但陆海军力相去霄壤，关于行政立法等事，亦纷乱异常。美国大统领于谒晤时，力言吾国危状暨各国对待吾国方针，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再迟二年后恐吾国将无以自存”。（《专电“北京》《国会縮短年限之余谈》，《申报》1910年11月5日，11月14日）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
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
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最终还是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
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
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1909年，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贵上下相示以诚，破除猜嫌之见。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琐屑，有以安亿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务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别开复原免，有司奉行未尽，用者寥寥，拟呼特予恩施，”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党人平日著书立说，似皆效忠本朝，倘获昭雪，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开放党禁议案，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载沣陈说，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对此，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因为此议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有议员认为，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宪，是否赦免今后再说。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长福发言说：“（革命党人）虽与戊戌党人的宗旨不同，不能与戊戌党人相提并论，但这般人亦因政治腐败，立宪无期，铤而走险。其行为虽可诛，其用心亦可悯。如果单赦戊戌党人，而使革命党人于恩赦之途无一点希望，或激起激烈手段，要亦非中国之福。”所以主张一并恩赦。罗杰发言为自己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满汉终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党人，“就可以化除满汉，安定人心”。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不使为外国人利用”。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一体特赦。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对外就可以免受外人运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7－528页）表决时，多数议员同意通过此案。对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俯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而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但是，革命还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