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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呼吸医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盛会,美国胸科学会年会(ATS)于2025年5月16日至5月21日在美国旧金山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将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多个热门领域的前沿进展和重磅研究,推动学科的蓬勃发展。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2010年来,随着环境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青少年与成人哮喘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据估算,20岁以上人群中哮喘患者多达4000余万[1]。其中,重度哮喘是哮喘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高度的疾病未来风险,同时也动用了额外的医疗资源,造成严重社会经济负担[2]。但在中国,数量庞大的中重度哮喘患者是否得到了充分认识与最佳治疗,仍有待研究进一步探索。
为调查中国中重度哮喘患者的疾病管理状况,上海市同济医院余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开展了PRESENT研究。在本次ATS大会上,余莉教授报告了两项基于PRESENT研究的分析结果[3,4],引发广泛热议。“医学界”特邀余莉教授深入解读研究数据,分享学术洞见。
医学界:在PRESENT研究中,您的团队采用了哮喘急性加重、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与肺功能三个参数对受试者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估。综合来看,中国中重度哮喘患者的疾病负担状况如何?
余莉教授:
PRESENT研究是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5家医院,从中招募年龄≥12岁的中重度哮喘患者。受试者注册后,我们回顾性收集了过去12个月的数据。在该研究中,我们对重度哮喘患者的定义为:使用中高剂量的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治疗后哮喘仍未得到控制的患者,与使用高剂量ICS/LABA后哮喘得到控制的患者。其他患者则被归类为非重度哮喘。对未控制的哮喘的定义为:在第0周时ACT评分≤19,或在前一年出现≥1次需要口服糖皮质激素(OCS,连续使用≥3天/次)或住院的哮喘急性发作[3]。
研究共纳入了498例受试者,175例(35.1%)受试者可以被归类为重度哮喘,164例(32.9%)具有哮喘相关共病,最常见的是慢性鼻炎 [3] 。我们综合哮喘急性加重、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与肺功能三个关键参数,对中重度哮喘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估。
从哮喘急性加重情况来看,过去12个月内,重度哮喘组中有34.3%(60例)的患者出现哮喘急性发作,而非重度哮喘组仅为14.2%(46例)。重度哮喘组急性发作次数的均值为1.5次,非重度哮喘组均值为1.2次 [3] 。
在ACT评分方面,重度哮喘组的均值为17.1分,中位数为17.0分,而非重度哮喘组均值为20.5分,中位数为21.0分。重度哮喘组评分更低,提示其哮喘控制水平较差,疾病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显著 [3] 。
在肺功能指标方面,重度哮喘组的Pre-BD FEV 1 均值为2.0L,FEV 1 % pred均值为74.6% ,FEV 1 /FVC均值为68.1%;非重度哮喘组Pre-BD FEV 1 均值为2.1L,FEV 1 % pred均值为77.1% ,FEV 1 /FVC均值为70.1% [3] 。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中重度哮喘患者面临着较为沉重的疾病负担,急性发作风险较高,症状控制欠佳,肺功能未得到有效恢复,普遍存在气流受限,且具有哮喘相关共病。相对而言,重度哮喘患者的发作风险更高、更频繁,肺功能受损更重。
医学界:从研究数据来看,我国中重度哮喘患者的治疗模式有哪些特点?症状控制是否理想?
余莉教授:
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460例(92.4%)受试者接受了ICS/LABA治疗,210例(42.2%)接受了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治疗,20例(4.0%)接受了OCS治疗,仅有11名(2.2%)接受了生物制剂治疗。但整体的疾病控制却不容乐观。在接受中等剂量或高剂量含ICS 药物的患者群体里,哮喘控制现状令人担忧,分别有58.1%与57.1%的患者哮喘并未得到有效控制[3]。
这些数据显示,当前在临床上,ICS/LABA在中重度哮喘治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主要的治疗药物选择,而生物制剂使用比例相对较低,这背后或许存在着药物可及性、成本以及认知等多方面的原因。维持疾病控制、减少疾病发作、恢复器官功能,是广大中重度哮喘患者的迫切需求,也是我们研究者与临床医生想要攻克的难题。
医学界:从这项研究中患者基线肺功能的评估结果来看,我国中重度哮喘患者普遍存在肺功能受损与气流受限。这为临床治疗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余莉教授:
从研究数据不难看出,我国中重度哮喘患者即使接受了双联或三联治疗方案,肺功能仍未得到有效恢复,普遍存在气流受限。对于经过规范的抗哮喘治疗后肺功能仍不能有效恢复、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仍小于0.7(或正常下限)的患者称为持续性气流受限(PAO),既往研究显示,我国约有26.2%患者存在PAO[5]。对这部分患者,ICS/LABA方案往往难以完全缓解病情。对于ICS+LABA+LAMA三联治疗方案,不同研究观察到的治疗应答也存在一定差异。
如今,哮喘的治疗正向基于患者特异性特征和潜在内型的个性化治疗方向发展。抗IgE、抗IL-5/IL-5受体、抗IL-4受体等不同类型的生物制剂逐渐成为重度哮喘合并PAO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研究显示,生物靶向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急性发作,降低住院率,并减少对口服糖皮质激素的依赖。随着这些药物的上市与普及,有望为这类哮喘患者带来新的选择与希望 [5] 。
医学界: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是重度哮喘中较常见的表型。PRESENT研究中,您与研究团队收集了受试者的血液嗜酸性粒细胞(EOS)水平、诱导痰EOS的检测状态与结果等相关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发现?
余莉教授:
在本届ATS上,我们发布的另一项基于PRESENT研究的分析,主要调查了入组患者在基线时的嗜酸性粒细胞(EOS)水平与相关炎症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率[4]。
研究结果显示,血液EOS水平在重度与非重度哮喘亚组均显著升高,分别有36.4%和38.4%的患者血液EOS≥300 cells/µL。在相关检测中,血液EOS检测最普遍(67.9%患者在过去一年至少检测一次),其次为FeNO检测(53.4%),诱导痰EOS检测率低,仅3.0%。重度哮喘患者与非重度哮喘患者的相关检测率无明显差异[4]。
总体而言,在中国中重度哮喘患者中,血液EOS水平明显升高,但EOS及相关炎症生物标志物检测率仍然较低。EOS≥150/300 cells/µL患者比例相对低,或与检测率不足及检测时机不当有关[4]。这提示我们,需要重视EOS相关检测,提升其普及率与规范性,以优化治疗策略,改善症状控制与疾病预后。
医学界:提高EOS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普及率和规范性,对于改善患者疾病控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余莉教授:
EOS是哮喘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效应细胞,在哮喘的气道高反应性与气道重塑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6]。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是重度哮喘中最为常见的表型,在临床上具有需接受更高级别的治疗(包括口服激素)、急性加重次数更多、症状控制欠佳、气流受限更严重、生活质量下降更明显、伴有合并症比例更高等特点[7]。
提高EOS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普及率和规范性,有助于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为精准分型治疗提供指导。规范性检测还可避免因检测时机不当或方法不统一导致的误判,实现哮喘的精细化管理,提升整体控制水平。通过精准治疗和规范管理,可降低急性发作风险,减轻气道重塑等病理损害,避免反复就医或住院,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疾病负担。
结语
余莉教授团队在ATS大会上发布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中重度哮喘患者的疾病负担与诊疗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数据显示,许多患者即使接受了现有标准治疗,仍面临着沉重的疾病负担。生物制剂的低使用率则提示我们需要提高其可及性和认知度,以便更多患者能从创新疗法中获益。此外,提高EOS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率和规范性,有助于精准识别患者表型,从而实现更精准的治疗。这些数据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也为未来哮喘诊疗策略的优化指明了方向。
专家简介
余莉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委员
中国咳嗽联盟委员兼秘书
调研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25,48(03):208-248.
[2]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慢性气道疾病专业委员会,中国哮喘联盟. 重度哮喘诊断与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J]. 中华医学杂志,2024,104(20):1759-1789.
[3]Li Yu, et al. Disease Burden and Treatment Pattern in Chinese Moderate-to-Severe Asthma Patients: Baseline Analysis of a Real-world, Multicentre Study.ATS 2025.Poster Board # P1389.
[4]Li Yu, et al. Eosinophil Levels and Testing Rates of Related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Among Chinese Patients With Moderate-to-Severe Asthma: Baseline Analysis of a Real-world, Multicenter Study.ATS 2025.Poster Board # P1541.
[5]黄海伦,赵海金. 持续性气流受限型哮喘发病机制与治疗研究进展[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25,48(03):277-281.
[6]Barnes PJ. Targeting cytokines to treat asthma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Nat Rev Immunol. 2018 Jul;18(7):454-466.
[7]Zhang Q, Fu X, Wang C,et al.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in Chinese C-BIOPRED asthma cohort. Clin Transl Med. 2022 Feb;12(2):e710.
本文受访专家:余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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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编码:CN-160217 过期日期:202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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