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末“筹安会六君子”之首，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他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为党出生入死。
从18岁中举的奇才到56岁入党的革命者，杨度的一生充满戏剧性转折。
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农家。10岁丧父后，他被过继给湘军将领伯父杨瑞生，随其在总兵府读书。
1894年，19岁的杨度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落第后，拜入名儒王闿运门下。
王闿运以“帝王之术”闻名，对杨度寄予厚望，称其“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在王闿运指导下，杨度精研经史，兼修新学。1897年，他进入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同窗，接触维新思想。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劝阻，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弘文书院与黄兴结识，创办《游学译编》，成为留日学生领袖。
1903年，杨度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却因策论中有“不满朝廷”言论，被慈禧以“康梁余党”罪名通缉，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此次留学期间，他转入法政大学研究宪政，创办《中国新报》，发表14万字《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与汪精卫、蔡锷等交往密切，寓所被称为“留日学生俱乐部”。
1907年，杨度回国进入清廷宪政编查馆，成为“宪政专家”。辛亥革命后，他奉清廷之命参与南北和谈，私下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深得袁氏器重。
1915年，杨度写下《君宪救国论》，宣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随后发起筹安会，力推袁世凯称帝。
洪宪帝制失败后，他被列为“帝制祸首”通缉，一度归隐研究佛学，自号“虎禅师”。
1918年特赦后，杨度逐渐转向革命。
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他受孙中山委托，通过同门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援陈炯明，助孙中山脱险。
孙中山为此电告全党：“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1923年，杨度正式加入国民党，成为孙中山幕僚。
1924年，杨度奉孙中山之命奔走北洋军阀之间，策应北伐。1926年，他受聘为张宗昌总参议，暗中为国民革命军提供情报。
此时的杨度，已从君主立宪的鼓吹者转变为民主革命的践行者。
1927年4月，杨度在北京获悉张作霖即将搜捕共产党人，立即托章士钊转告李大钊转移。因李大钊未及时撤离，不幸被捕。
杨度多方奔走营救，甚至卖掉北京“悦庐”公馆，筹得4500块大洋疏通关系。
4月28日，李大钊就义后，杨度悲愤至极，将青岛房产变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救济烈士家属，留下“毁家纾难”的佳话。
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杨度的政治信仰。他开始研读《新青年》《每周评论》，与李大钊生前好友胡鄂公等人交往，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1928年迁居上海后，他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将卖字所得捐给革命事业，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
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我党。
此时正值白色恐怖巅峰，他将母亲送回长沙，妻子遣居苏州，独自留沪从事秘密工作。
为掩护身份，杨度受聘为杜月笙顾问，利用其法租界住所（建国中路155弄13号）作为地下联络点，多次掩护被追捕的地下党人。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杨度以青帮身份周旋于军阀、官僚之间，获取大量重要情报。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中央特科转移机关，保障了党中央安全。
中共党员董健吾身份暴露后，曾在杨度家中躲避数十天。
面对“投机”质疑，杨度反驳：“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他通过妻子徐粲楞、女儿杨云碧传递情报，甚至将杜月笙每月提供的500元津贴大部分用于革命。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胃溃疡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
临终前，他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并嘱托学生董健吾将最后一笔党费捐给“中国互济会”。
杨度的党员身份长期保密，直到1975年周恩来病重时，仍不忘嘱咐秘书：“《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报》撰文披露此事，杨度的隐秘贡献终得昭告天下。
如今，上海万国公墓的杨度墓碑上，赵朴初题写的“杨度之墓”与夏寿田所书“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并立，碑文记载着他从“筹安会首”到“中共党员”的传奇人生。
这位“政治怪人”用生命诠释了：真正的革命者，永远在时代洪流中寻找救国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