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刘群
苏南的塘马战斗
刘 群
塘马之战，是我新四军抗击日寇，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重大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日寇采取了突然袭击和以三路重兵包围的策略，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虽然我军作战英勇顽强，领导机关最后也突出了重围，但部队却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我茅山根据地和十六旅的主要领导人罗忠毅、廖海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因此，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塘马战斗，吸取教益，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作为战斗的亲身参加者，就这一历程作一些回忆。
一
茅山根据地地处长江下游的宁、沪，杭三角地带。北靠长江，东南和太湖遥望，可直达淞沪，西南丘陵绵延，与皖西南和浙江北部接壤，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日寇占领苏南，曾多方加以利用。汪伪在南京建立起卖国小朝庭后，更把它视为腹肘之地。因此，建立和发展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后去”，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些抗日根据地。不久，毛主席又指出，“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宿战争”，在那里“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为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年五六月间，陈毅同志和张鼎丞同志，分别率领新四军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与粟裕同志率领的先遣支队一起，在敌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战场对敌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重要阵地。
茅山根据地的建立，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使盘踞在南京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汉奸政权的首领们，惶恐不安。日伪屡次出动人批人马，对我军进行“围剿”、“扫荡”，均未能奏效。我军正是在反“围剿”、反“扫荡”的斗争中，得到了壮大，为东进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九三九年茅山根据地有了迅猛发展。陈毅同志根据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伟大战略方针，以茅山为基地，冲破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种种障碍，派出主力一部越过沪宁铁路进入丹北、东路地区，配合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向东直抵上海近郊，向北过江打下大桥地区，在江北建立了桥头堡和立足点。一九四O年七月，陈毅同志率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并继续向北发展，准备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留下罗忠毅、廖海涛同志率十六旅，肩负起坚持茅山根据地抗日斗争的重任。
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需要抽兵南进。日寇为了减少在苏南受我十六旅的威胁，曾千方百计企图消灭我十六旅，拔掉茅山根据地这把钢刀，确保其后方基地安全，于是就发生了塘马战斗。
二
塘马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坐落在溧阳县西北约二十公里处的丘陵地带上。它东面是长荡湖，北邻金坛、句容，西近京杭国道，沿线设有日伪据点，东南面是溧阳，属国民党统治区，驻有顽军。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如果我们在塘马站稳脚跟，对南京、句容的敌伪就能造成很大威胁，同时也能牵制溧阳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而对我军坚持江南和发展江北抗日根据地都有着重要意义。当时，我军控制着塘马东西、南北各二十公里的一块地方，其外围尚有几公里至十几公里的游击区，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旅教导队以及前来集训的部队都驻在这里。
新四军十六旅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它的建制共有三个团，即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塘马战斗前四十八团已调往苏中，实际在茅山地区的主力只有二个团。当时我是四十七团二营的营长，原在丹阳西边以及句容一带，以茅山为依托，进行游击活动。大约在四一年七月中旬，我营奉命调回旅部集训，与旅部直属特务连一起，担负保卫苏南党、政、军机关的任务，随旅部机关行动。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方打入瓦屋山敌伪据点的内线，送来一份情报，说敌人近来集结兵力，有偷袭、“扫荡”行动迹象，情报是由担任伪军排长的一位地下党员同志提供的。接到情报后，旅部于翌日下午四时召开机关科以上干部及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研究分析了敌情动态，当时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日伪准备在塘马地区袭击我军；另一种可能则是日伪向驻溧阳的国民党顽军发动进攻。两者比较，以进攻我们的可能性更大。罗忠毅司令员当即作了三点指示：第一，加强战备观念，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第二，加强巡逻警戒，派出侦察员向瓦屋山方向侦察。第三，兵工厂、被服厂坚壁清野，作好行动准备。会后，旅参谋长王胜向旅部干部作了传达。
我回营部后，同教导员廖奎金一起，当即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包括游击区干部)，传达了旅部会议精神，并布置了三项任务：第一，部队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连以上干部要查铺，查哨，轮流值班；第二，明天早饭提前在五点钟准时开；第三，人人清查枪支弹药，擦洗武器。廖奎金同志在政治动员中，要求全体指战员在斗争中要发扬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坚决保卫旅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会后，各连连长回去又召集班、排长会议，层层布置，一直搞到晚上十点多钟。
就在二十七日的深夜，日寇南浦旅团出动了步、骑、炮兵二千余人，伪军八百余人，分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向塘马地区奔袭，对我苏南党、政机关和十六旅领导机关实行包围。
二十八日清晨，东方还未发白，我营吃了早饭出操训练。这时，在塘马东北方向的赵笪里村西边二三百米远的一个坟墩上放哨的六连小战士尹保生，突然发现前方三四百米处有几十个鬼子兵向我哨位方向运动，小尹立即鸣枪报警，并向运动前进的敌人连续打枪。与此同时，瓦屋山方向敌人的山炮打响了。枪声和炮声打破了拂晓的寂静，揭开了塘马战斗的序幕。
枪声就是命令。一听到枪声，我就带领四连、五连出击，并命令六连掩护机关撤退。四连是二营的主力连，包括干部在内共有一百零八人，首先拉了上去，留五连作为预备队。我军一出击，就同敌人接上了火，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密集的枪弹象雨点般飞来，但我军指战员无所畏惧，越战越勇。四连的一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一齐开火，稳住了前沿阵地。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炸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倚仗优势兵力，先后发动了三次冲锋，战士们顽强地同敌人拼刺，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敌人死伤狼藉。我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四连只剩下了三十七八人，仍坚守着阵地。
塘马战斗打响后，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两位首长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当时罗忠毅看到敌人来势凶猛，图谋一举消灭我苏南党、政、军机关，立刻命令部队要坚决阻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他站在塘马村桥头，沉着地指挥着党、政、军机关过桥，并命令旅参谋长王胜、旅部组织科长王直带领机关迅速向东转移。这时，敌人的炮弹已落到了塘马村头，罗司令员屹立在那里，等机关全部过桥后，即同廖政委率旅部的特务连，在塘马东边王家庄，选择三面环河的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敌骑被迫转向王家庄东南追击我们机关，遭到我二营六连的阻击，敌人死伤累累，战马也被打死打伤十余匹，敌人不得已又转向王家庄。这时，罗司令发现敌人已形成对我阵地的包围，为保存力量，减少损失，他要廖政委带特务连先撤，由他指挥留下的部队继续与敌周旋。但廖政委执意不肯，坚持要罗先撤，这种关心战友，在危急关头争挑重担，把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的崇高精神，使指战员们深受感动。但是，战场风云千变万化，等到廖政委被说服准备撤退时，敌人又开始猛烈的炮击，炮弹爆炸掀起阵阵尘烟，在阵地上腾空而起，散发着呛人的火药味。敌人又一次发起了冲锋，罗司令拾起一位牺牲战士手中的三八式大盖枪，等敌逼近时，大喊一声“打”，密集的枪弹，手榴弹一起射向敌群，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两边敌人的冲锋刚被打下去，东北方向的敌人又上来了，情况愈来愈危急。狡诈的敌人采用多路合击、轮番进攻的战术，不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阵地上被敌人密集的机枪射击得尘土飞扬。警卫员面对险情，担心着首长的安全，他关切地请求罗司令暂作转移，罗司令回头对他说：“小鬼，不要担心，我们要在这里消灭敌人，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说着即命令五连连长带二个排去支援特务连，自己继续观察敌情。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这位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征战南北的革命战士，终于倒下了，为抗战、为人民解放事业壮烈捐躯。
罗忠毅同志的牺牲，激起了我军指战员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廖政委沉痛地号召指战员们坚决消灭敌人，为罗司令报仇。
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顿时，掷弹筒、九二步兵炮的炮弹在我阵地上呼啸、爆炸、燃烧着。远处的骑兵也腾起了弥漫的尘烟。当敌步兵进到我前沿阵地时，只听见廖政委高呼：“打！狠狠地打！为罗司令报仇！”随着呼声，战士们机枪齐发，表示了他们血战到底的决心。廖政委威武地卷起袖子，冲上去端起机枪，向敌群猛射，敌人的进攻又被打退了，但廖政委也因腹部中弹伏例在阵地上。医务人员赶来抢救，发现廖政委的小腹被打穿了。正准备包扎时，枪声又起，廖政委说：“敌人骑兵来了，不要管我，大家去战斗！”说着他用手捂着伤口，继续指挥部队作战，部队迅速调整和配备了火力，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激烈的战斗虽然获得了短暂的间隙，但廖政委因流血过多，呼吸更加困难了，连说话也感到吃力，可他的脑子还很清楚，神色还是那样坦然自若。身边的警卫员难过得流下泪来，而他却用安慰的眼神看了看大家说：“战场上流血不流泪，你们要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一定不要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一定要保证领导机关和后方机关的安全转移。天黑后设法突围，到溧水找四十六团……”说着说着就昏迷过去了。
上午十时许，四连阵地上传来了罗、廖两位首长牺牲的消息，群情悲愤，有的战士难过得哭了，有的战士大喊着要为首长报仇，和敌人拼到底，大家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昂。战士们一边战斗一边往西撤，向王家庄靠拢，与五连、特务连一起突围。下午三时，部队到达戴家桥，部队通过这座木桥后，便抽掉桥板，以阻止敌人前进。
这时，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已安全转移到长荡湖畔。我们的部队除担负保卫领导机关的六连外，其余伤亡均很大，合计有二百余人，一些班排缺员较多，重新组编后不久，旅部来了命令，要我带领六连三排七班死守戴家桥。这个班是小鬼班，战士的年龄都很小，最小的才十四五岁，但他们在革命队伍里成长，深受革命的教育和熏陶，个个志坚胆大，爱憎分明，深深懂得自己肩负的重任，他们打得十分英勇机智，在整个战斗中，小鬼班死守戴家桥的事迹是很出名的。小战士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起来，个个睁大着眼睛注视前方的敌情，当敌人进到岸边时，他们弹无虚发，一枪一个，特别是该班班长显得更为机灵，他提着轻机枪在左边打一梭子弹，又立即转到右边去打一梭子弹，尽管敌人使用了炮弹和掷弹筒，仍然打不到他。当桥边战斗打得激烈时，旅部组织科长王直等人到圩埂上宣传鼓动：“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这座桥，守住了就是胜利，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因为前有强敌，后有大的湖，不让敌人冲过河，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当时，战士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决不让一个鬼子冲过河来，即使我们全部牺牲了，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无数活着的战斗在大江南北的同志们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敌人为了过河，从老百姓家里强拿来成捆的稻草，丢到河里，发起冲锋，小鬼班沉着应战，接连打退了敌人四五次冲锋。河里漂浮着敌人的许多尸体，敌人无计可施。戴家桥战斗从下午三时多起一直持续到天黑，小鬼班只有两人牺牲，五人负伤，我也负了轻伤。至此，敌人虽然以六倍的优势兵力和重、轻武器对付我们，但激战一整天，推进不到九公里，且伤亡惨重，士气因而大减。黑夜降临了，敌人惶恐起来，连忙龟缩到几个临时的据点里。
这时旅部下达撤退的命令，我即带小鬼班撤出戴家桥。在王胜、王直等同志率领下，由熟悉地理位置的溧阳县委负责人陈练升同志作向导，一枪未放，从日伪结合部的间隙里穿插出来，途经竹篑桥外围，又经瓦屋山下一个村子，最后安全地到达溧阳、溧水交界处，与四十六团会合。日伪妄图消灭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党领导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仍屹然矗立，坚不可摧，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三
塘马战斗至今已四十多年了，回顾往事，缅怀先烈，追忆曾在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思绪万端。如今，参加这次战斗还活着的同志，均年事已高，总结一下经验，甚有俾益。塘马战斗在当时关系重大，在整个江南地区影响也很大。这次战斗中，罗忠毅、廖海涛两位首长，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奋不顾身，最后壮烈牺牲。他们是党的好干部，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始终教育，影响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巨大鼓舞力量。在这次战斗中，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艰苦奋斗，二百多抗日战士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他们坚毅的革命气概，始终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
这次战斗，我认为也有两个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
第一，存在一定程度的麻痹思想。塘马战斗发生前，我们已经接到了日伪集结兵力准备出动的情报，在分析敌情时，就估计到敌人进攻我们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当时立即决定领导机关转移到四十六团驻地，避敌锋芒，并相应部署掩护转移的武装力量，就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即使发生战斗也不会遭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但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应该说这次战斗是一场被动战、消耗战，虽然也给予敌人以严重杀伤，但我们自己也丧了元气。衡量整个战斗，仍然是得不偿失。这次战斗同麻痹轻敌思想有直接的关联。
第二，两位首长不应同时亲临第一线。罗、廖两位首长是新四军十六旅的主要干部，也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他们的安全不是个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罗、廖他俩如能一个率领党、政、军机关转移，一个留在现场与参谋长共同指挥战斗，就比较恰当，可以避免两位首长同时牺牲，以及十六旅因失去领导核心所造成的重大损失。
总的来讲，塘马之战是我新四军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重创了敌人，粉碎了日寇的狂妄阴谋，掩护了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千余人的安全转移，保存了抗日的有生力量，为坚持茅山根据地，发展苏南抗日斗争，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选自《华中抗日斗争回忆 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