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原告张某文与被告宋某欣于2020年10月经人介绍相识，当月订婚并登记结婚，次月举办婚礼。婚后，宋某欣未告知过往婚史，拒绝与张某文共同生活，且在短期内多次索要财物，最终因矛盾分居。张某文诉请离婚并要求返还彩礼86000元，宋某欣则辩称双方感情基础牢固，不同意离婚。法院经审理查明，宋某欣此前已有两段婚姻经历：2016年与李某结婚，收取彩礼8万元，婚后无夫妻之实，离婚时未返还彩礼；2019年与王某结婚，收取彩礼18万元及金饰品，同样未共同生活，离婚时亦未返还。结合本案中宋某欣婚后不与张某文同房、长期分居、频繁索财等事实，法院认定其行为符合“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特征，最终二审改判支持张某文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请。
本案裁判要旨明确：判断是否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需综合双方感情基础、共同生活时间、离婚原因及婚姻史等因素；若存在该情形，应全额返还彩礼，以维护公序良俗（案例入库编号：2024-07-2-014-002；人民法院案例库：张某文诉宋某欣离婚纠纷案——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应当全额返还彩礼）。
二、法理分析
（一）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界定与司法认定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此条款旨在遏制将婚姻异化为财产交易的行为，保护婚姻自由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借婚姻索取财物”与“正常婚俗赠与”的界限常引发争议。本案中，法院从三个维度进行认定：
1.主观意图。宋某欣在短时间内多次结婚并收取高额彩礼，且婚后均不与男方共同生活，表明其缔结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财物，而非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
2.客观行为。宋某欣婚后拒绝履行夫妻义务，长期分居，并通过索财、制造矛盾等方式激化关系，进一步印证其缺乏维系婚姻的真实意愿。
3.结果关联。张某文因支付彩礼导致经济困难，而宋某欣未将彩礼用于共同生活，反而据为己有，形成明显权利义务失衡。
法院结合宋某欣的婚姻史及行为模式，认定其行为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符合《民法典》的立法本意。
（二）彩礼返还的裁判逻辑与价值导向
彩礼返还纠纷的裁判难点在于如何平衡“尊重习俗”与“防止权利滥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条，彩礼返还需满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办理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或“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等条件。本案中，张某文与宋某欣虽已登记结婚，但共同生活时间极短，不足一月，且张某文因支付彩礼陷入经济困境，完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返还情形。
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在裁判中引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补充说理：指出若允许借婚姻索取财物而不予返还，将助长不良风气，损害社会对婚姻制度的信任。全额返还彩礼的判决传递明确信号——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而非物质交换。
本案二审改判的突破性在于，未机械适用“共同生活时间”标准，而是通过综合分析当事人的婚姻史、行为动机及后果，揭示隐藏的牟利意图。这一裁判思路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即司法机关需透过形式审查实质，避免被“合法婚姻外壳”遮蔽不法目的。
三、延伸思考：司法如何防范“职业婚骗”？
本案暴露的深层问题是“职业婚骗”现象。宋某欣在四年内涉三起离婚纠纷，均以收取彩礼后拒绝共同生活为特征，其行为已具备职业化、套路化特点。对此，司法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婚姻诚信档案：对有多次异常婚姻记录的个人，民政部门可加强信息共享，提示后续缔结婚姻的相对方。
2.强化证据审查：法院在审理彩礼纠纷时，应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彩礼用途及婚姻诚意，避免“谁主张谁举证”的单一规则被滥用。
3.加大惩戒力度：对查实借婚姻骗取财物的，除民事返还外，可依据《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形成法律威慑。
本案判决通过全额返还彩礼的民事救济，虽未直接触及刑事追责，但为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维权路径，同时警示公众：婚姻绝非敛财工具，法律将坚决维护婚姻关系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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