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惨案有多惨？档案记载：鬼子狞笑着用枪托砸碎乡亲的天灵盖

1937年的秋天，苏北大地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骆马湖畔，芦苇泛黄，在秋风中瑟瑟作响，仿佛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浩劫。9月17日午后，宿迁县城的上空突然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一阵刺耳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如同一群秃鹫从云端俯冲而下。那是日军的侦察机，机翼上的太阳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刺痛了每一个宿迁百姓的双眼。这座位于苏北的水陆要冲，就此成为了日军觊觎已久的猎物，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时光流转，转眼到了1938年的春天。运河的冰凌随着气温的回升逐渐解冻，撞击着堤岸，发出阵阵闷响。然而，这声响却无法掩盖即将到来的更深重的灾难。3月，新安镇火车站被日军的燃烧弹点燃，浓烟滚滚，遮蔽了半边天空，仿佛一条巨大的黑龙腾空而起，吞噬着一切生机。
两个月后的5月19日，对于宿迁县城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噩梦之日。18架日军轰炸机如同魔鬼的使者，在县城上空编织出一张死亡之网。64枚燃烧弹如雨点般落下，瞬间将六千多间房屋卷入火海。火舌肆意舔舐着木质窗棂，发出噼啪的声响，仿佛是魔鬼的狞笑声。牲畜的哀鸣声、百姓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在街巷间回荡，令人心碎。这场大火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运河边满是哭喊着寻找失散亲人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到了11月，日军的暴行愈演愈烈。战机开始低空俯冲扫射，机载机枪如同死神的镰刀，在青石板路上犁出一道道火星四溅的弹痕，仿佛是死神用铁笔在宿迁大地上书写着无情的诅咒。每一道弹痕，都是日军罪行的见证，每一颗子弹，都夺走了无辜百姓的生命。
那年深秋的11月22日，宿迁城墙上的苔藓还挂着白霜，寒气逼人。日军富永旅团的三千铁蹄却已踏破晨雾，气势汹汹地向县城逼近。国民党198团的七百壮士毫不畏惧，在城头架起机枪，严阵以待。他们深知，身后是自己的家园和亲人，他们必须用生命去捍卫。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折断了，就抱着鬼子滚下城墙。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运河水面上，漂浮着军装的残片，那一抹抹血色，至今仍是老辈人记忆里最刺眼的浮标。当最后一道防线失守，东圩门外泅渡的士兵们，在冰冷的河水中与日军展开了最后的搏斗，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在水面上绽放出朵朵猩红的涟漪，如同一朵朵盛开的血色花朵，诉说着他们的英勇和悲壮。

城门陷落的那一刻，日军彻底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恶魔的真面目。西北圩门张老庙前的青石板上，七十岁的陈启岭老人被日军活活推进燃烧的房梁堆。老人痛苦的呻吟声、火焰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焦黑的指节还抠着门框的裂缝，那是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的渴望和对日军暴行的无声控诉。北门口韩家的院子里，一位八旬老者仰面朝天躺着，脖颈处凝结的血珠在冬阳下折射出诡异的光，仿佛是死神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日军闯进杨茂堂家时，卧床多年的老妇人甚至没能等到刺刀拔出就断了气。日军的暴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连瘫痪在床的老人都不放过，简直是灭绝人性。

南圩门附近的财神阁，成为了人间地狱。十二岁的赵德兰永远记得那个清晨，十六个男人被麻绳串成血葫芦，日军的刺刀无情地捅进他们的身体，发出的闷响比过年杀猪还可怕。赵德兰跪在穿草鞋的祖母身后，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后背突然绽开血花，染红了青砖地上未化的晨霜。那一刻，她的世界仿佛崩塌了，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第二天去老堤头收尸的老太太们，发现尸体莫名多了两具，十八具男尸堆成小山，每张脸上都凝固着最后的惊骇，那是他们对日军暴行的最后控诉。
最惨烈的屠杀发生在项里乡的运河边。三十多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像驱赶牲口般把十多个百姓押到宿关坝台，有个戴灰布帽的年轻人突然挣扎着喊娘，鬼子却狞笑着用枪托砸碎了他的天灵盖。那天的运河水泛着诡异的暗红色，漂浮的尸首随着漩涡打转，直到下游二十里的渔村还有人捞起泡胀的遗体。运河水仿佛也在为这些无辜的生命哭泣，诉说着日军的暴行。

这场持续三天的屠杀，让宿迁城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血腥气。日军在废墟间架起篝火烧烤抢来的牲畜时，火星随风飘落在未寒的尸骨上，仿佛是对死者的又一次侮辱。直到1939年开春，运河解冻的水流仍然带着暗红，老辈人说那是三千冤魂的血泪至今未干。如今走在宿迁老城的石板路上，细心的人还能在某些墙缝里发现发黑的弹孔，这些沉默的见证者，仍在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军的暴行。
当年逃过劫难的孩子如今都成了白发老人，他们常带着孙辈去运河边的惨案纪念馆。玻璃柜里生锈的刺刀、焦黑的铜纽扣，都在讲述着那个血色寒冬的故事。每当清明时节，总能看到颤巍巍的老太太在纪念碑前摆上黄酒，对着运河流淌的方向喃喃自语。她们始终相信，那些被河水带走的亲人，终有一天会顺着月光铺就的水路回家。然而，她们心里清楚，亲人再也回不来了，那些伤痛永远留在了她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