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寒冬裹挟着刺骨朔风，邗江水面凝结的薄冰下，暗流涌动如大地低吟。万福桥横跨河面，钢筋水泥的桥身本应是两岸百姓往来的通途，却在岁末的萧瑟中渐渐沦为人间惨剧的见证者。
头桥村的吴老汉记得，那是日军入城的第三天。天光未亮，晨雾如一张湿润的灰网笼罩村落，他刚给牛添完草料，村口便传来细碎而清晰的脆响——是皮靴碾碎冰碴的声音，像碎玻璃扎进冻硬的土地。五十余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时，老黄牛正用湿润的鼻息蹭着他的掌心，下一刻便被刺刀抵住脖颈。鸡鸭惊飞的扑棱声、孩童的啜泣、妇人的哀求交织在一起，十七岁的二丫躲在灶台后，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按在石磨上，利刃刺入的瞬间，温热的血溅在结霜的窗纸上，将青灰色的晨光染得暗红。她咬住袖口不敢发出声响，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直到脚步声远去，才敢爬出来抱住父亲逐渐冰冷的身躯。
此后两日，方圆十里的村庄陷入劫难。浓烟冲天而起，四百多间房屋在火舌中坍塌，焦黑的梁柱下压着未能及时撤离的老人，有的仍保持着护佑幼童的姿势。陈家祠堂的新漆味尚未散尽，此刻却成了临时囚所。三十余名青壮年被缚于柱上，周工程师的圆框眼镜早已破碎，镜片划伤的脸颊上，血珠混着冷汗滴落在青砖地面。当日军对他施虐时，隔壁柴房传来少女断断续续的哭喊，最终归于寂静，唯有祠堂天井的古井泛着暗红水沫，水面漂着几缕断发，不知属于哪位姑娘。
吴嫂被拖进磨房时，头发间还沾着昨夜躲避时蹭的草屑。她用扬州方言痛斥暴行，皮鞭抽打的剧痛让她几近昏厥，却始终不肯低头：“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终有报应！”混杂着血沫的怒骂喷在施暴者脸上，换来的是更凶狠的殴打，直到她昏死过去，眼角仍挂着未干的泪痕。
十二天后的凌晨，两百余名男子被押上卡车。他们中有身着旧长衫的教书先生、手生厚茧的船工、鞋沾泥土的庄稼汉。卡车在仙女庙镇停下时，一名军官忽然换上和善面容，分发盖着红戳的“良民证”，称可沿公路返家。男人们攥着这张薄纸，眼中重燃希望，却未察觉军官转身时嘴角的冷笑，更未留意三队士兵正悄然尾随其后。
船老大卞长福走在队伍中间，江风带着潮气扑在脸上，后颈的凉意让他心头一紧。作为在邗江边长大的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水域，更懂得危险临近的直觉。行至万福桥中央，他听见了金属部件的轻响，混合着机油气味扑面而来。前方士兵收走众人路单，撕碎后抛入河中，纸片在冰面打了个旋，便被暗流卷走。卞长福抬眼望去，桥栏外的河水泛着冷光，他猛地扯开破棉袄，如黑鱼般扎进冰河。子弹在身后激起水花，灼痛后背，他憋着气顺流潜游，直至肺部几乎炸裂，才在芦苇丛中露头。此时，密集的枪声裹挟着哭喊与怒骂，从桥上传来，又被寒风渐渐吹散。
桥上的屠戮持续了二十分钟。血水渗入桥缝，滴入河中，在冰面留下道道暗红痕迹，渐渐凝结成冰。有青年效仿卞长福跳河，却被冰层下的暗流吞没，三日后浮尸漂至码头，手中仍紧攥半张烧焦的“良民证”，指尖深深陷入纸中。日军撤离时，在桥头钉下木牌，书“惩戒暴民”，但藏身桥墩下的老渔夫看得真切，那倒下的人群里，有他熟悉的面馆伙计、私塾先生，他们的衣物浸在血水中，刺痛着他的双眼。
卞长福在芦苇丛中躲至天黑，才摸黑上岸。浑身冻紫的他，沿着河岸跋涉一夜，天明时在破庙中寻得栖身之处。胸前的伤火辣辣作痛，他数了数，七处枪伤，所幸未及要害。后来他得知，那日桥上两百余人，仅七人幸存，其中五人没熬过1945年的饥荒，永远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抗战胜利后，卞长福作为证人站上南京审判的法庭。1946年，当他解开衣襟，露出胸前七道狰狞的疤痕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法官问他当时何以逃生，他凝视着布满老茧的双手：“我只想着，就算死，也要让河水冲走血迹，不能让他们看轻了中国人。”
如今的万福桥历经三次重修，桥头的花岗岩纪念碑上，两百多个名字在雨水中泛着青光，仿佛逝者的魂灵在默默诉说。每年清明，总有一位白发老者撑着竹筏来到桥下，撒下纸钱。纸灰随波打转，有的黏在桥墩，有的漂向远方，老者望着水面出神，仿佛又看见1937年的寒冬，冰面上那层化不开的血色，和再也回不来的乡亲。
邗江之水潺潺东流，桥边芦苇绿了又黄，而有些记忆，如同刻入桥墩的深痕，永远不会被岁月冲淡。每当寒风掠过桥面，仿佛仍能听见当年的哭喊与怒吼——那是不甘的灵魂在呐喊，是一代人用血泪写下的警示：历史不容忘却，吾辈当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