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亲属网络与儿童发展的思索之路
作者 | 张骞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原文 |
拙作《亲属网络视角下的儿童学业成就：影响机制与阶层差异》有幸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2期，非常感谢编辑部的精心打磨与外审专家的宝贵建议。得编辑部之邀撰写此篇作者手记，得以梳理回望拙作的萌生与成长历程，也与各位读者分享一段学术旅途中的真实心迹。
一、现实启示，理论思考
亲属网络如何影响子代的发展，一直是我心中反复思考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源于家常闲谈。在闲谈中，我与家人时常聊起家里的某个亲戚特别富裕，能够为家族成员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如“祖辈出资为孙辈购置学区房”，或者“资助孙辈出国留学”等。当聊到某个学业出色的孩子时，我们也会联想到其某位叔舅之辈，认为这位长辈天生便是“读书的料”，顺利考上名校，无意间树立起后辈追随的榜样。这些故事虽是茶余饭后的轻松话题，但却在我心中悄悄扎根，引发持续的思考。与此同时，近年来关于“90后”“00后”等年轻群体逐渐淡化亲属关系、出现所谓“断亲”现象的讨论频频登上各大媒体平台，引发公众热议。于是，一个现实问题自然浮现：在当代社会，亲属网络是否仍对个体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又是否在互联网冲击下正逐步式微？加之我长期关注青少年与儿童的教育发展问题，便顺势将目光转向了亲属成员对儿童成长的具体影响。虽然儿童群体不能代表社会整体，但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精细考察，我们依然能够深刻揭示亲属网络对个体发展的因果作用与机制。这种现实的思考犹如一粒种子，悄然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等待着学术研究的悉心浇灌与探索。
日常“逛期刊”的习惯，亦成为激发理论灵感的重要源泉。我长期坚持浏览美国社会学三大顶刊——《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与《社会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戏称之为“3A大作”，并将阅读过程趣味性地称为“逛期刊”。2022年末，一次例行“逛期刊”中，我被两篇文章深深吸引：一是2012年《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扩大家庭与儿童的教育成功》（The Extended Family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Success），二是2013年该刊发表的《祖辈效应与社会流动：来自英国出生队列研究的证据》（The Grandparents Effect in Soci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ies）。两篇文章围绕同一核心议题“亲属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子代的教育成就和社会流动”展开深入探讨，重新激活了我此前的现实思考。
基于这两篇经典文献及现实观察，我开始深入阅读大量中英文相关研究文献，逐渐意识到当前研究有数个值得进一步拓展的方向。首先，大多数研究以代际流动为主线，过度强调亲属的社会经济地位作用，而忽视了如亲属网络规模等非地位特征的潜在影响。其次，亲属地位特征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子代教育成就，目前尚无细腻且系统的解答。再次，既有研究多重视祖辈效应，较少关注父辈同胞效应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与异质性。最后，研究普遍集中在最终的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上，较少探讨亲属资源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尤其在中国考试选拔体制下，学业成就是通向优质教育资源的第一道门槛，理解亲属资源如何影响学业成就，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基于上述研究尚可拓展的空间，我决定首先明确亲属网络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具体作用机制。然而，现有文献并未给予清晰的回答，我只能在庞杂的理论脉络中逐步梳理线索。阅读文献的过程，既痛苦又充满乐趣。痛苦在于信息浩如烟海，时常迷失其间；乐趣则在于每一次抽丝剥茧、厘清思路的瞬间，总能带来深深的成就感。
经过文献阅读与反复推敲，我逐渐提炼出两条较为清晰的机制路径：社会支持机制与价值观形塑机制。具体而言，社会支持机制包括日常照料效应、互动支持效应与社会经济支持效应；而价值观形塑机制则涵盖社会规范效应、社会示范效应与社会濡染效应。这两大机制及六类效应，几乎囊括了亲属网络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主要路径。随着机制的厘清，新的问题也浮现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支持机制与价值观形塑机制到底哪一个更加重要？哪种机制在不同亲属关系中占据主导？令人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对此几乎未有系统探讨。
结合文献阅读和现实观察，我大胆提出了两个假设：（1）祖辈网络资源主要通过社会支持机制影响儿童发展；（2）父辈同胞网络资源主要通过价值观形塑机制发挥作用。其中，假设（1）主要基于演化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制度理论推导，而假设（2）则源自对现代化进程（如高等教育扩张、人口流动加剧、互联网普及等）影响家庭内部关系变化的分析。此外，在查阅国外相关研究时，我注意到另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亲属网络资源对不同社会阶层子代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国际学术界已有“补偿说”“倍增说”和“均等说”三种不同观点，但这些假设是否适用于中国？又该如何理解中国亲属网络对不同阶层儿童的作用模式？结合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制度环境，我大胆提出第三个假设：（3）随着核心家庭阶层地位的提高，亲属网络资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即亲属资源在低阶层家庭中发挥更为重要的补偿作用。
研究假设已然明确，接下来便是寻求恰当的数据来小心检验。幸运的是，全国性代表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正好收集了整个家庭成员及其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成员的教育、职业等详细社会经济地位信息，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整群抽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难得且理想的实证条件。在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具体过程中，我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数据的筛选与整理。出于因变量一致性的考虑，我选择了2010年、2014年和2018年这三轮调查的数据，并将它们进行严格匹配与合并，最终获得了5316份有效分析样本。最为耗时且繁琐的是，将儿童、父母、祖辈及父辈同胞的各类信息一一对应整合，在无数次校验和修正后，数据终于成型。其次是模型构建与理论机制对接。由于六类具体效应难以直接测量，我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可操作的三类亲属资源指标：网络规模（对应日常照料与互动支持）、社会经济资源（对应经济支持机制）和文化资源（对应价值观形塑机制），据此明确了三大核心自变量，构建了本文的实证分析框架。最后，为检验亲属网络资源对不同阶层儿童的差异性作用，我构建了阶层地位与亲属资源的交互项，细致验证了补偿假设。
三、同行评议，反复打磨
2023年5月底，文章初稿完成后，我随即将其投至《社会学研究》。每一次面对外审意见，心情总是复杂的——既期待，又忐忑。外审专家总能以极高的专业水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这种“高处观照”式的评议，无疑是促使作者快速成长、深度反思的最大动力。针对本文，外审专家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其中最具启发性的宝贵建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外审专家肯定了中介机制是本文最具创新性的贡献，但指出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其次，外审专家提醒本文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尤其是某些潜在因素可能同时影响亲属资源与子代学业成就，从而造成模型估计的偏误。
面对这两点中肯的批评，我认真思考、仔细推敲，力求在修改中给出尽可能扎实的回应。具体而言，我进行了以下努力。首先，为检验中介机制，我从CFPS2010年数据中仔细筛选出两组关键变量。第一组是社会支持机制相关变量，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经济保障状况和亲子互动频率；第二组是价值观形塑机制相关变量，包括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水平。尽管这些变量无法完全覆盖理论构想中的全部机制，但已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为机制检验提供有力支撑。其次，为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的偏误，我创新性地引入了“家庭智力水平”这一控制变量。基于CFPS数据中每位家庭成员的数学测试与字词测试成绩，我分别计算了各家庭的数学与字词平均分，并整合成家庭智力水平指数，纳入回归模型，以部分替代难以直接测量的基因遗传效应。此外，考虑到地区发展水平对亲属网络和儿童学业成就可能存在共同影响，我还采用了省份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控制区域性遗漏变量。至于为何未使用县区或村居固定效应，原因在于CFPS样本在县区或村居层面的样本量极小（有些甚至只有1人），容易导致估计不稳定甚至严重偏误，因此谨慎放弃。
可以说，外审专家提出的这两条意见，推动了本文在理论细化和方法严谨性上进一步提升。在反复打磨、逐条修改回应之后，我于2024年初提交了修改稿。令人欣慰的是，经同行专家再次审阅，本文的理论假设不仅经受住了检验，而且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实证支持。当收到编辑部意见时，我刚刚抵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时差尚未调整过来。纽约时间凌晨两点，当人们沉浸于梦乡时，我便早早起身，对着电脑屏幕开始逐字逐句地修改稿件。连续两次，我都是从凌晨改到清晨，几乎忘记了疲惫。但在那种昏黄灯光下与文字搏斗的夜晚，我并未感到孤单和痛苦。相反，每一次推敲，每一次润色，都仿佛是与远方的学术共同体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种精神上的充盈与满足感，远远超越了身体上的劳累。2025年2月，文章进入了三校环节。编辑部老师认真地逐字逐句校对文章，几乎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与我多次沟通推敲措辞与逻辑。这种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让我深受感动与启发。也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篇真正优秀的学术作品，绝不是作者个人孤军奋战的产物，而是作者、同行专家、编辑人员、乃至整个学术共同体共同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四、论文发表，未竟议题
2025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与耐心等待，拙作终于在《社会学研究》正式刊发。当收到论文刊登的消息时，我收到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发来的祝贺与鼓励。那一刻，心情自然是欣喜若狂的，但更深沉的情感，却是感恩与敬畏。《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无异于一座巍峨的高峰。能够在这座山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小小印记，固然令人欣慰。但攀登过后回望来路，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感激与谦逊。感谢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为青年学者营造了开放、自由而又严谨扎实的学术氛围，让我得以在“冷板凳”上沉潜多年，专注于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探索。感谢导师在我成长路上不遗余力的悉心指导与鼓励，总在我遇到疑惑与瓶颈时耐心点拨，引领我走出迷茫。也感谢每一位外审专家、每一位编辑老师，以极高的标准和细致入微的态度，推动着文章一步步走向更加成熟。学术，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的独行，而是一场漫长而温暖的集体接力。当然，论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相反，它更像是一次暂时的驻足，回头检视自己走过的路，同时也遥望前方更远的山峰。
每一位作者心中都清楚，哪怕文章最终发表了，仍然留有一些未竟的遗憾和待解的问题，拙作亦不例外。首先，由于数据的制约，本文尚未对具体的效应（如日常照料效应和社会规范效应等）进行直接细致的检验，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找到合适的数据与方法，更加精确地揭示这些具体效应的作用机制。其次，亲属网络资源（尤其是父辈同胞资源）如何影响个体最终的教育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问题，也亟需进一步地探讨与分析。本文仅聚焦于亲属网络对儿童阶段学业成就的影响，未来如何将研究视野从学业成就延伸到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生涯发展，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