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25年4月28日，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推送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详教授的一篇书评（读后感），赞评的对象是刑法学大佬陈兴良教授的一本书名为《刑法方法论》的著作。在这篇书评的开头部分，周教授发了一通夫子自道的感慨，原话是：“学界曾有人呼吁：让学界大佬们少发点文章，把有限的法学刊物版面留给年轻学者。其实这也不能怪大佬占版面，更多责任在年轻学者自身”。不出所料，周教授的这番高论引发了热议。当然，为大佬说话总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语重心长地批评提点一下年资浅薄的学界年轻人更是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当然，还是感觉有点怪怪的，所以，这里简略写上几句，不平则鸣而已，不周之处，还请周教授和各位法学大佬体谅则个。
当周教授举出张明楷教授清晨读书、午后写作的"励志故事"，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界年轻人要更努力时，他的这番语重心长（避重就轻）的话，恐怕才是法学学术场域最危险的麻醉剂。将结构性压迫偷换为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把金字塔尖的既得利益者塑造成道德楷模，让无数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青年学者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真真是情何以堪！
这些年，或者说近些年，学术权力结构的自我复制机制在法学界似乎尤为明显，渐渐形成了严密的"学术门阀"。青年学者想要突破这种知识话语的垄断结构，往往需要付出十倍于前辈的精力：既要符合主流学派的话语体系，又得在文献综述中恰到好处地引用权威，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严重消耗了学术创新的动能。
将学术成功简单归因于个人奋斗，本质上是对现行学术生产机制的钝感与无视。一位在上海某985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曾跟笔者吐槽，他们年均承担400课时教学任务，参与3-5个横向课题，处理20余次行政考核，真正用于科研的完整时间不足前辈学者的三分之一。当学界大佬在独立办公室内悠然自得地品茗著述时，青年学者可能正在地铁上批改作业，在合租屋里填写报销单据！
事实是，当年法学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法学界的现有游戏规则下，青年学者往往被迫成为"学术包工头"的附庸。更荒诞的是，某些期刊的"约稿特权"使得权威学者可以跳过半年以上的审稿流程，而普通投稿者甚至连查看审稿进度的资格都没有。这种制度化的资源垄断，正在制造学术界的"种姓制度"。
不客气地说，法学界的"老人政治"已严重阻滞学术创新。当青年学者试图研究区块链法治、人工智能伦理等前沿领域时，常常遭遇来自大佬群体"理论基础不扎实"的荒谬指责，其实质是既得利益群体对学术话语权的病态掌控。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供奉几个学术神像，而是重建公平的知识生产秩序。当80岁的教授仍在批量生产"创新成果"，而35岁的博士后在为考核指标疲于奔命时，所谓的学术传承早已异化为知识权力的世袭。
解开这个死结的关键，不在于苛责青年学者不够"努力"，而在于戳破那个用奋斗叙事包装的学术霸权迷思。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个清晨走进图书馆的身影，都真正拥有照亮法学未来的可能。
周教授，您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