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对人提及，他朋友中有一个“古怪人”，一有了就吃酒用光，没钱了就跑去当和尚。
这位让鲁迅先生都觉得“古怪”的朋友，就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却又充满谜团的人物——苏曼殊。
苏曼殊有多“古怪”，可以用一段话总结其一生：一生三次剃度出家，却又三次舍戒还俗；极好女色，身边围绕着不少名妓，留下许多风流传说，却从未与任何女子有过肌肤之亲；才华横溢得令人嫉妒，能诗善画，是公认的文学家、艺术家，并且精通五种外语，堪称语言天才；朋友圈里名人众多，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陈独秀、宋教仁、秋瑾、陶成章、鲁迅、周作人、章士钊、廖仲恺、柳亚子、刘师培、郁达夫等等；生活不能自理，一生嗜吃如命，尤其是甜食，最终年仅34岁就因暴饮暴食而英年早逝。
要理解苏曼殊为何会活成这般“古怪”的模样，恐怕得从他那不同寻常的身世说起。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根，往往决定了他一生漂泊的方向和内心的底色。
苏曼殊是一个中日混血儿，他的父亲苏杰生，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一名在当时颇为成功的丝绸茶商，常年往返于中日之间做生意。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名叫河合若子的日本女子，是当时苏家的女仆。
苏曼殊出生后不久，河合若子便将其托付给姐姐河合仙抚养，从此再没跟儿子见过面。
由于母亲身份卑微而且还是一名日本女子，因此苏曼殊并不被苏氏家族所接纳。
苏曼殊五岁那年，由于苏家缺少男丁，这才将其带回了广东老家抚养。
苏杰生有位小妾陈氏，对并非己出的苏曼殊，态度相当刻薄。有一次，苏曼殊生病，陈氏不仅不叫大夫帮他治病，甚至直接将他丢在柴房里，任其自生自灭。好在，最后苏曼殊自己挺了过来。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大家庭里，苏曼殊的混血身份和“私生子”的阴影，让他从小就受尽了白眼和歧视。他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叫作“东洋仔”或“怪物”。缺少父母的疼爱，寄人篱下，还要时刻承受着来自周遭环境的冷漠和欺凌，这对于一个孩子的童年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理创伤。
这样的童年经历，不难理解为何苏曼殊的性格中，会充满了那么多的矛盾和极端。当现实的压力或情感的困扰袭来时，他便会本能地选择逃避，遁入空门，寻求暂时的清净和解脱，仿佛只有在远离尘嚣的寺庙里，他那颗漂泊无依的心，才能找到片刻的安宁。
十二岁那年，苏曼殊跟着一位名叫赞初的禅师，在广东慧龙寺落发出家，正式剃度为僧。这是苏曼殊第一次出家。
清修的日子枯燥而漫长，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又天性里带着点不安分的孩子来说，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口腹之欲。
有一次，苏曼殊实在馋得受不了，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捉到了一只寺庙附近或者干脆就是寺里养的鸽子，做成烤乳鸽。这自然是瞒不过寺里的僧众。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刚刚皈依佛门没多久的小和尚苏曼殊，因为这次严重的“破戒”行为，被毫不留情地逐出了山门。
被逐出佛门后，苏曼殊的人生轨迹转向了另一条道路。十三岁那年，他来到了的上海，投奔了他的姑母。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重要的“贵人”——他的表兄林紫垣。林紫垣或许是看中了他身上的灵气，或许是出于亲戚的情分，决定资助这个身世可怜却又显露出不凡聪慧的表弟去日本留学。
东渡日本，对苏曼殊而言，意义非凡。那里不仅是他母亲的故国，更是一个充满了新思潮、新知识的广阔天地。他先后进入横滨华侨创办的大同学校学习了四年，之后又在东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进修一年，还在军事化的成城学校待了几个月。
然而，留学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光鲜亮丽。整整六年的留学岁月，苏曼殊过得异常清贫。据当时的同学回忆，他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宿舍，每个月仅有区区十块钱的生活费。为了省钱，他晚上几乎从不点灯；每天吃的，也大多是别人挑剩下的残羹冷炙，甚至米饭里还常常掺杂着沙石或石灰。
但困顿的生活，并未能扼杀苏曼殊身上那蓬勃生长的才华。在日本的学校里，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他简直如鱼得水，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不仅巩固了中文基础，更熟练掌握了日文、英文，为日后学习法文、梵文打下了基础。
更令人瞩目的是苏曼殊在绘画和诗歌上的造诣。他的审美趣味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早熟的忧郁和高远。他不画艳俗的牡丹，不画热闹的市井，偏爱描绘那些孤寂、清冷的意象：陡峭山崖上的一株孤松，在风中傲然挺立；弯月之下，几排残破的垂柳，在水边曳动着落寞的身影；或是夕阳映照下，一座荒凉的古城墙，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他笔下的景物，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疏离感和诗意的哀愁，与他本人的气质暗相契合。
苏曼殊的画作，一经展露，便引起了周围同学和老师们的惊叹。连后来成为一代国画宗师的黄宾虹，都曾对苏曼殊的画给予极高的评价：“曼殊一生，只留下了几十幅画，但就那几十幅画，其分量也够抵得过我一辈子的多少幅画。”这足以证明，苏曼殊在绘画上的天赋和成就，绝非浪得虚名。
与此同时，苏曼殊的文学才华也开始显露。他写诗，抒发内心的感怀与愁绪；他还开始尝试写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本以他自身经历为蓝本的爱情小说——《断鸿零雁记》。
《断鸿零雁记》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让无数痴男怨女为之掬泪，甚至引发模仿主人公自杀的极端事件，不仅仅在于其文笔的清丽哀婉，更在于其故事内核——一段真实发生过的、令人心碎的初恋悲剧。
那是1899年，苏曼殊东渡日本的第二年。彼时的他，虽然生活清苦，但少年才俊，风华正茂。他那忧郁的气质、俊美的混血面容，以及不凡的谈吐和才华，自然会吸引异性的目光。一位名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走进了他的生命。
关于菊子的具体身份，说法不一，可能是他的同学，也可能是他寄宿家庭的女儿。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产生了真挚而热烈的情愫。他们情投意合，也许曾在樱花树下许下诺言，也许曾在月光下畅想未来，憧憬着能够跨越国籍和世俗的阻碍，相伴终生。对于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内心敏感孤独的苏曼殊而言，菊子的出现，就像一道温暖的光，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段跨国恋情，首先就遭到了苏曼殊家族的强烈反对。可以想象，远在广东的苏氏族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怎样的反应。他们本就对苏曼殊这个“东洋女人”所生的孩子心存芥蒂，如今他竟又要娶一个日本女子，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是败坏门庭。家族的压力，通过信件或者回国的亲友，无情地传递给了远在日本的苏曼殊，也可能直接施加给了菊子及其家人。
面对家族的坚决反对和可预见的重重阻力，菊子心灰意冷。她或许对爱情的坚贞抱有幻想，却低估了现实的残酷。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最终，这位为情所困的少女，做出了一生中最决绝的选择——投海自尽。
菊子的死，对苏曼殊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初恋的美好憧憬，瞬间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失去挚爱的巨大悲痛、对家族冷漠的怨恨，以及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深深自责。
心如死灰的苏曼殊，再也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他负气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短暂甜蜜和无尽伤痛的伤心地，回到了国内。
悲痛欲绝的苏曼殊，还能去哪里寻找慰藉呢？他又一次想到了佛门。这一次，他来到了广州的蒲润寺，再次剃度出家，做了一名门徒僧。同年秋天，也许是心情稍稍平复，也许是觉得学业未竟，他又返回了日本，继续在大同学校学习。
时间来到1904年，苏曼殊已是20岁的青年。或许是生活的困顿依旧，或许是内心的漂泊感难以排遣，苏曼殊在广东番禺县园冈乡雷峰寺，第三次剃发出家。
但这一次，苏曼殊骨子里的“馋”，再次战胜了佛门的清规。据说，他还是忍受不了素食的寡淡，也耐不住寺庙生活的寂寞。更令人咋舌的是，为了能更自由地“云游四方”（或者说，为了能更方便地溜出去吃喝玩乐），苏曼殊竟然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举动：窃取了他已故师兄博经和尚的度牒。
度牒，是古代僧人身份的官方证明，相当于僧人的“身份证”。有了度牒，才算是名正言顺的僧人，可以挂单、受供养、自由出入各地寺庙。苏曼殊偷来度牒后，便堂而皇之地自称“曼殊和尚”（曼殊，是梵语“文殊”的音译，意为妙吉祥、妙德，他取此为号，也可见其对佛学的了解和某种程度的认同）。
从此，“苏曼殊”这个名字，便与“和尚”的身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个身份来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甚至可以说是“偷”来的，但这似乎并不妨碍苏曼殊以此为招牌，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一种半僧半俗、四海为家、浪迹文坛与风月场所的奇特生活。
很快，苏曼殊的名气就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他的经历本身就足够传奇：留日归来的学子，才华横溢的诗人和画家，精通多国语言，还顶着一个“和尚”的头衔。在那个新旧交替、崇尚奇人逸事的年代，这样的身份组合，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加之他确实才思敏捷，能诗善画，又结识了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鲁迅等一大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的名流，彼此唱和、引荐，他的名声自然不胫而走。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附庸风雅的商贾，或者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学生，都以能够结识这位特立独行的“曼殊和尚”为荣，觉得这是件有面子的事情。苏曼殊似乎也乐于在这种众星捧月的氛围中，扮演着他独特的角色。
苏曼殊闲来无事便写写诗文，随手赠人或发表在报刊上。他的诗，尤其是那些带着感伤情调和佛禅意味的爱情诗，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比如他那首著名的《本事诗》中的两句：“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据说这是写给一位心仪女子的，诗中那种爱而不能、身不由己的怅惘与无奈，将他“情僧”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感动了无数读者，广为传诵。诗名大了，人名自然也就更响亮了。
名气大了，应酬自然也多了起来。苏曼殊交游广阔，三教九流都有接触。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也最引人非议的行为之一，便是他常常穿着一身僧侣的袈裟，坦然出入烟花柳巷。
这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举。佛门弟子，本该六根清净，远离色欲。而苏曼殊，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青楼妓院当成了他社交、遣怀甚至获取灵感的场所。
更奇特的是苏曼殊逛青楼的方式。他并非像寻常嫖客那样寻欢作乐，追求肉体上的满足。每次到了青楼，他点上一桌好酒好菜（自然少不了他爱吃的甜点），然后便与那些平日里迎来送往、强颜欢笑的青楼女子们围坐在一起，谈论诗词歌赋，点评书画文章，或者干脆就铺开纸张，为她们画上一幅肖像或是几笔山水花鸟。
苏曼殊倾听她们诉说身世的凄凉，生活的无奈，用他的才情和悲悯之心，为她们排遣内心的苦闷和伤感。酒足菜饱，谈兴尽了，他便会像一阵风一样飘然离去，从不留宿，更不涉及风月。
这种“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做派，在青楼这个迎来送往、交易明确的场所，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了妓院里人们的议论和好奇。那些久经风尘的女子们，见惯了男人的虚情假意和赤裸欲望，遇到苏曼殊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举止奇特却又似乎真心尊重她们、与她们进行精神交流的“和尚”，难免会产生别样的情愫。
久而久之，苏曼殊在青楼中便有了许多“红颜知己”甚至“情人”（当然，此“情人”更多是指精神层面或相互欣赏的关系）。他从不玩弄她们，反而给予她们某种程度的慰藉和尊重。他将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女子，视为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这些女子中，留下名姓的就有28人之多。她们的身影，也常常出现在苏曼殊的诗歌和文章中，成为他笔下那些哀婉动人故事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苏曼殊还有女弟子。他对待这些女弟子，同样是毫无顾忌，亲密交谈，指点文艺，但据信也从未逾越界限，发生实质性的男女关系。这种与女性交往时表现出的亲昵与疏离并存，深情与禁欲同在的矛盾状态，贯穿了他的一生，也构成了他“情僧”形象最为复杂难解的一面。
除了“情僧”的名号，苏曼殊还有一个更为“接地气”，也更显其本性的绰号——“糖僧”。这个“糖”，可不是西天取经的“唐僧”的“唐”，而是甜甜蜜蜜的“糖果”的“糖”。这个雅号，精准地概括了他人生中另一大突出特点，甚至可以说是致命弱点——贪吃，尤其是对糖的极度嗜爱。他的贪吃程度，几乎和他的才名一样，在当时的文化圈里无人不晓。
关于苏曼殊嗜糖、嗜吃的故事，简直可以编成一本“奇葩段子集”。
据说，苏曼殊一天之内能够吃掉整整三十包糖。这在当时物资尚不算丰富的年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食量。没钱买糖的时候怎么办？他竟然会到处去搜集别人丢弃的糖罐子、糖纸，积攒起来拿去换钱，然后再用换来的这点微薄收入去买糖吃。
更夸张的是，有一次，苏曼殊实在馋糖馋得不行，口袋里又分文皆无，朋友那里也借不到钱了，他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把自己嘴里镶的一颗金牙给生生敲了下来，拿去当铺换了钱，就为了买那一口心心念念的糖。
这件事情传开后，苏曼殊的朋友，著名报人章士钊，还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他：“齿豁曾教金作床（指金牙），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当铺）。”“糖僧”这个雅号，便由此而来，一时传为笑谈。
除了糖，苏曼殊对其他美食也同样来者不拒，并且食量惊人，常常吃到伤身也在所不惜。
有一次，好友柳亚子看他清苦，送了他二十块芋头饼。按理说，这够他吃好几天了。可苏曼殊拿到手后，也许是觉得太美味了，也许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非要一口气把二十块饼全部塞进肚子里。结果可想而知，当晚肚子就胀得像个鼓，疼痛难忍，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了一整夜。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和谁赌气还是纯粹想炫耀自己的“海量”，苏曼殊竟然跟人打赌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六十个肉包子，吃到第五十个的时候，旁边的朋友看着都觉得害怕了，劝他：“曼殊，算了吧，别吃了，对身体不好！”他却梗着脖子，非要坚持吃完那剩下的十个，还为了朋友的好心劝阻，跟人家大吵了一架，觉得朋友瞧不起他。结果自然不必多说，又是肚子胀痛了好几天，躺在床上有气无力。
这种近乎自残式的吃法，实在让人费解。他似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或者说，根本就不想控制。
苏曼殊的贪吃，甚至还体现在他写信的习惯上。民国时期的文人雅士，写信时喜欢在落款处注明写作地点，比如“写于沪上某寓”、“书于西湖某亭”之类，显得风雅有格调。苏曼殊也学着这个样子，但他标注的“地点”却与众不同，充满了浓浓的“吃货”气息。他会写“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或者“写于摩尔登糖三小时后”等等，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也再次印证了他对吃的执念。
苏曼殊的贪吃嘴馋，成了朋友们取笑他的一个固定“梗”。有一次，苏曼殊和一帮文人朋友在某人家中聚会。中途，他大概是觉得身上黏腻，就跑到浴室里去洗澡了。留在外面的朋友们一看机会来了，就故意互相大声嚷嚷：“走走走，曼殊不在，咱们赶紧去馆子里吃牛肉去，晚了就没了！”还故意弄出开门、穿鞋、下楼的嘈杂声音，仿佛真的要抛下他溜走。
这下可急坏了正在浴室里光溜溜洗澡的苏曼殊。他一听到“吃牛肉”三个字，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也顾不上穿衣服，甚至可能连身上的肥皂沫都没冲干净，就那么赤身裸体、浑身湿淋淋地猛地冲出浴室，一边追一边惊慌失措地大喊：“等等我，等等我，我也要去吃牛肉！”看到他这副狼狈又急切的样子，等在门外的“损友”们再也忍不住了，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这些啼笑皆非的段子，生动地勾勒出苏曼殊性格中天真、冲动、毫无自制力的一面。他对吃的热爱，已经超越了生理需求，变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强迫性的冲动。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深刻的心理原因——童年匮乏的补偿，内心焦虑的转移，又或者是对生命苦短、世事无常的一种极端化的“及时行乐”？
然而，苏曼殊并非只有一个沉溺于风花雪月和口腹之欲的“废柴”形象。在他看似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也涌动着一股真挚的爱国热情和参与社会变革的理想。
作为一名早年留学日本、亲身经历了那个风起云涌年代的知识分子，苏曼殊也曾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与章太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交往密切，思想上倾向于反清。在辛亥革命前后，他积极地投身于革命宣传工作，用他那支才气纵横的笔，撰写了大量富有鼓动性的文章和诗歌，几乎当时各种革命报刊上都能看到他的手笔。
尤其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二次革命爆发之际，苏曼殊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革命党人一边，亲自执笔发表了措辞激昂、文采飞扬的《讨袁宣言》，号召国人起来反抗。这足以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并非没有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他的“玩世”，或许也带着对时局黑暗的一种失望和无奈。
除了参与革命，苏曼殊在文化传播，尤其是翻译领域，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精通多国语言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据统计，他一生翻译的名著多达三十余部，这对于一个生命短暂、又长期生活颠沛流离的人来说，是相当惊人的成就。这其中，不仅有拜伦、雪莱等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更有像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样需要极大毅力和深厚功底才能完成的大部头著作。他的译笔流畅优美，既忠于原文，又富有文学色彩，对当时急需了解世界的中国读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
在文学创作方面，从1912年到他1918年病逝，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他也笔耕不辍，完成了包括《断鸿零雁记》在内的六部小说。这些作品虽然数量不算太多，但其独特的自传性、抒情性和感伤美，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特别是“鸳鸯蝴蝶派”等流行文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苏曼殊并非完全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避世者。他也曾尝试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去拥抱时代，去影响社会，去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他性格中的矛盾和脆弱，以及那种难以抑制的自我毁灭倾向，最终阻碍了他走向更为主流、更为“成功”的人生道路。
长期无节制的暴饮暴食，尤其是对高糖、高脂、不易消化食物的偏爱，如同跗骨之蛆，一点点侵蚀着苏曼殊本就不算强健的身体。他年轻时或许还能仗着底子好硬撑，但随着年岁渐长（虽然也仅仅三十出头），严重的胃病和肠道疾病已经找上了他，并且反复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
1918年，苏曼殊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进了上海的广慈医院。医生经过诊断，发现他的肠胃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给他下达了最严厉的“最后通牒”：必须严格控制饮食，绝对禁止再吃糖类和油腻难消化的食物，否则性命堪忧。
住院期间，朋友们也轮流看护，苦口婆心地劝他遵医嘱。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于嗜吃如命的苏曼殊来说，管住嘴巴，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也常常管不住自己，偷偷让来看望他的朋友带吃的进来，或者趁着护士不注意，把藏起来的糖果点心塞进嘴里。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苏曼殊生命的最后几天，病情稍有缓解能够下床活动时，他竟然还偷偷溜出了医院，跑到外面的大街上，像一个挣脱了束缚的孩子，进行了一场最后的“美食狂欢”——他大口吞咽着香甜软糯的八宝饭，吃了好几块黏腻的年糕，买了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甚至还吃了冰凉刺激的冰淇淋……这些，几乎全都是医生严令禁止他碰的东西。
这场短暂的放纵，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当天夜里，苏曼殊就因为肠胃不堪重负，剧烈绞痛，肚胀欲裂，痛苦不堪。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再眷顾他。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年仅34岁的旷世奇才，就这样在极度的痛苦中，结束了他短暂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苏曼殊的死因，直接看来，就是因为无法克制口腹之欲而导致的“自作自受”。消息传出，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荒诞的笑话，一个才子活活把自己“撑死”了。
然而，他的挚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却对此有着不同寻常的、更深层次的解读。陈独秀曾说：“他（苏曼殊）眼看着这个世界如此污浊不堪，内心厌世的情绪非常强烈。但他又找不到别的解脱之路，于是便用这种疯狂吃喝的方式，来加速自己的死亡。在我们这些旧朋友当中，能像曼殊这样保持着一份纯真清白（指精神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真是太难得了。”
在陈独秀看来，苏曼殊的暴饮暴食，并非简单的贪吃，而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一种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厌弃和幻灭。这无疑为苏曼殊的死，增添了一层更为悲怆和深刻的含义。
苏曼殊去世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病床底下和枕头下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糖纸和吃剩的糖炒栗子壳。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曼殊弥留之际，这位一生在佛门与红尘间挣扎徘徊的“僧人”，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只有短短八个字，却充满了禅意与解脱的意味：“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