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破口大骂：“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
1928年1月，蒋介石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伐攻打张作霖。该年4月，蒋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四个集团军，兴师北上伐张。
当“北伐军”进入济南时，日本借机二次出兵，在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制造了“五三惨案”。慑于日本人的军事恫吓，蒋介石忍辱屈服，绕过济南继续北进，于5月中旬将兵锋逼近京津一带。
在北京当了将近一年“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也抖擞精神欲与蒋军决一死战。“张上将军”本人和张学良、杨宇霆分别担任总、副司令，在京津一带布置了三路大军，严阵以待。一时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不过，形势已明显不利于张作霖。在已经发生过的战事中，奉军（东北军）所属张宗昌、孙传芳部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奉军的全面崩溃只是早晚的事。张作霖惨淡经营了一年的北京政权已是危在旦夕。
1928年4月20日，关东军曾以参谋长斋滕恒少将的名义向陆军省提出：“帝国政府应于奉军败退前声明，为使关内战乱不致波及满洲，帝国政府将采取适当的自卫手段。另外，如奉军或南方革命军的武装部队无视这一声明侵入关外时，关东军应不失时机地把驻扎师团主力调至山海关或锦州附近，不管他们是张军还是革命军，均以武力阻止他们出关，必要时可解除其武装后再准许其进入关外。”
前文说过，关东军对张作霖已完全绝望。上述斋腾恒少将的建议表明，关东军的意图在于单方面解除奉军武装，逼张下野。狡猾的关东军考虑到中央对张的不同态度，因此没有过分地明目张胆，而是给这一强烈意图包上了“严正中立”的外衣。
京津地区的紧张局势对东北可能造成的影响，引起了田中内阁的关注。5月中旬接连召开两次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通过了“关于维持满洲治安的方案”，并立即把一份备忘录交给张作霖和蒋介石。备忘录说：
“由于中国连年战乱，一般国民生活陷入极度不安和困苦之中。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亦不能安居乐业。因此，中外国民无不希望战乱早一天结束，在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特别作为中国的邻邦，与中国有着至深利害关系的日本帝国，亦在翘首以待。然而，如今战乱已经波及平津，满洲也将受其影响。日本帝国对维持满洲治安至为重视，帝国政府极力阻止扰乱该地区治安，或有可能导致治安混乱事态之发生。因此，鉴于战乱已经波及平津，其祸乱殃及满洲之际，作为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然帝国政府对交战之双方，采取严正中立之立场不会改变。因此，在采取以上措施时，将考虑到时机和方法，尽量做到对双方都公平合理。”
这个方案还规定，如果奉军尽早撤退，主动脱离接触，秩序井然地退出关外，不影响治安，则日军不一定非解除其武装不可。但若是北伐军进入关外，不管其采取何种形式，都要断然予以阻止。
就实质而言，日本内阁的方案与关东军向陆军部提出的建议没有什么两样，都有解除两军武装的打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准允张作霖和他所统率的军队平安地撤回满洲，让他实行保境安民之策，最终实现满洲与华北的分离。
备忘录和16日通过的决议案，当天就电告了呆在北京的芳泽公使，并令芳泽带着备忘录去说服张作霖撤兵关外。
17日深夜，张作霖正在中南海“统一斋”内与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突然芳泽来访。梁、李等人起身欲告辞，张则摆摆手道：“诸位稍候，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功夫就能说完。”
实际上这是一次漫长的会谈。
芳泽没有单刀直入地谈撤退的事。他先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要求，并以日军出兵协助奉军为筹码。他说：“如果大元帅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则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北伐军队渡黄河北上。”
张作霖不为所动，正色答曰：“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芳泽问：“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
张作霖淡淡答道：“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
芳泽弦外有音地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我想，如果回关外的话，等打了败仗之后恐怕不是最好的时机。形势迫人，宜主动不宜被动，宜早不宜迟啊！”芳泽边讲边把“备忘录”呈交给张作霖，并详细陈述了日本政府的方针，
他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更广，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是万全之策。东北军如果不愿意被解除武装，就应毫不犹豫地立即撤退。”
张作霖对芳泽所说的“万全之策”很不感兴趣。他当然希望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继续留在关里，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君临全国”。他深知日本人恐“赤”，因此极力强调自己在反“赤”方面的重要性。他说，日本人让他下台的想法是不明智的，如果他下台，满洲必将赤化，大大影响日本的利益。
但张作霖这一着是不灵验的。在田中内阁的棋盘上，逼张作霖回关外是与反赤密切相关的一步棋。田中认为，在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冯玉祥进入京津地区之前，让蒋介石进入该地区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才极力主张作霖尽快撤出关外。
谁知张作霖自有主张，并不很痛快地听日本人安排。
芳泽知道一时劝动不了张作霖，便话头一转提起了另外一件事：“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
张作霖道：“尚无这方面的报告。”
芳泽以恫吓的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
张作霖闻听此言勃然大怒，“腾”地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地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
张作霖说罢就丢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将近四个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出兵不成，关东军气得暴跳如雷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一郎于5月18日凌晨两点接到陆军次官通报的“备忘录”，立即以解除奉天军的武装为目标，着手准备把关东军派往锦州和把军司令部迁往奉天。
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突然忙碌起来。
入夜，司令部各个房间里灯火通明。总参谋长斋藤掩抑不住兴奋之情，到处跑着喊叫着：“打仗了！打仗了！”
当天下午4点，司令部已经给关东军驻扎师团第十四师团和由朝鲜驻屯军紧急抽调来的第四十混成旅团，发出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和南满铁路签订了运兵协定。次日，还给第十四师团下达了“20日在奉天集结后继续向锦州进发”的命令，给混成四十旅团的命令是“21日在奉天集结”。
蠢蠢欲动的关东军决心出兵，已是箭在弦上。
但关东军的擅自出兵的决定遭到外务当局的反对。外务省认为，关东军的这一举动超出了朴茨茅斯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将会使关东军进入附属地以外的地区，因而对此表示反对。条约规定，驻满洲的关东军，在日本租借地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62米的带状地带内有行动的自由。但如果要进入像锦州和山海关这样既不属于租借地又不属于附属地的地方时，相当于“出兵国外”了，那就非有奉敕命令的传宣不可。因为日本陆军自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起义而出兵中国时起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出兵国外需经内阁会议讨论批准并等待奉敕命令（参谋总长奉天皇之命下达的命令）的传宣。
参谋总长铃木庄六认为出动军队需得到政府的谅解，关东军自作主张是不妥当的。因此，他于19日零时25分打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长官村冈长太郎，要关东军部队在接到敕命之前不要进入附属地以外的地区。
村冈司令官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回电，力陈迅速出兵的理由。他强调说，关内情况紧急，而京奉铁路的利用实际上已非常困难，于兵力运输不利。现在出兵已为时太晚，若不想丧失全部机会，当机立断决定出兵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村冈将原定21日向锦洲出动延期一天。
在打电报给村冈的那天，铃木专门会见了田中首相并说服他同意于21日下达敕令。次日铃木即电告关东军司令官说：“决定21日宣传奉敕命令，因此向附属地以外出动，需等宣传之后。” 曾虽军液关…
村冈司令官接到电报立即兴奋起来，他马不停蹄地把关东军主力集结到奉天，并且着手准备使用京奉线进行运输，军司令部也迁往奉天。只等敕令一下，关东军迅即出动。
但是，外务省在同一天却电训芳泽公使说，在北伐军不追击撤退的奉天军的情况下，不要解除其武装。就这样，与参谋本部要求待敕命下达后出动的命令，出现了微妙的差异。傍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会见了斋藤参谋长和特务机关长，让他们看了亚洲局局长有田发来的同样内容的训令。
因此，关东军急切盼望的奉敕命令未宣传，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为了争取早一点出动，关东军继续向中央打电报催促，可田中却不肯改变既有的态度。5月29日，赞成关东军向锦州出动的参谋本部与陆军、外务两省首脑召开会议，争吵良久也没有就出兵的时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31日，陆军省在又接到关东军一封催促出兵的电报之后，即设法通过军务局长阿部信行直接向有田亚洲局长提出坚决出兵的要求，仍无结果，因此最后只好请田中首相作出裁决。
31日夜，有田八郎与阿部信行二人来到修善寺，拜访了正在修善寺的菊屋别墅休养的田中首相。阿部在首相面前打开一幅地图，大讲特讲出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阿部说够了，说累了，田中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还不忙吧！”仍决定延期出兵。
田中的最后裁决，使关东军出兵的计划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对此，岛田俊彦在其《关东军》一书中有如下评说：
“……关东军虽曾一度独断专行地决定出兵，然而认为有可能得到奉赦命令宣传，于是最后又放弃了独断专行出兵的方针，结果中了田中首相的缓兵之计，因而气得暴跳如雷。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如果把这时拘泥于奉敕命令宣传的关东军与以后的（如满洲事变）关东军加以比较，会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其实，如果极言关东军的独断性格，也用不着等到它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次出兵不成，固然是等候奉敕命令宣传的结果；但关东军“踢开张作霖”的既定方针并未变更。此番丧失了解除东北军武装的机会，但它会主动出击，制造新的机会。除掉张作霖，这就是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新抉择。
不想当卖国贼的张作霖踏上了凶险的归途
张作霖最终还是决定撤回东北。5月30日，他召集奉军将领会议，决定总退却，并与北洋元老王士珍商定了临时维持北京治安办法。
回兵奉天并非出自张作霖本意，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看到战况对他越来越不利，日本人也决心让他回奉天，更要命的是，他身边的“新派”人物如张学良、杨宇霆等均主张撤回东北，与蒋介石合作。因此，是去是留已不完全由着他了。
6月1日，张作霖设茶话会招待外交团话别，借机大谈其“始终矢志讨赤”的老调。他深知自己得罪过日本人，可又幻想能继续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于是大放“讨赤”之词，以讨日本人的欢心。
第二天，张作霖还冠冕堂皇地发表了一个“出关通电”，大肆往脸上涂脂抹粉。通电说：他“本为救国而来（北京），今救国志愿未偿，绝不忍穷兵黩武，整饬所部退出京师。”
尽管说得这样好听，可在北京当了一年多的“大元帅”，现在却不得不班师回奉，无论如何心里总有些灰溜溜的苍凉感。
6月2日晚8点多钟，张作霖在文臣武将的簇拥下进入火车站。仪仗威武，军乐阵阵。随行的人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
专列共有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包车后边是饭车，前边是两辆蓝钢车，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这两辆蓝钢车中。在专列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张作霖令其第五夫人乘坐由七节车厢编组的特别列车先行出发，大约6小时后，即6月3日凌晨，张本人乘坐的专列才缓缓驶出车站。
车厢里，张作霖立于窗前，心事重重地向北京城投去最后一瞥，而后悄然拉上了窗帘。他依赖过日本人，并希望继续以日本为靠山，支持他留在关内扩充势力。可他无疑又对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恨之入骨。尤其让他生气的是，小日本竟然乘人之危，掐脖子要好处。张作霖眼前清晰地浮现出芳泽那副令人痛恨的嘴脸。
芳泽是在“大帅”临行前为催签“日、张密约”的事而专程来访的。说起“日、张密约”，还得暂时把时间倒回去一段，这是郭松龄反奉那阵发生的事情。
1925年11月间，郭松龄反奉军队将抵新民，奉天省城空虚，人心动摇，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正在这紧张时刻，某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与张作霖会谈。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以前，阁下如果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
一番话正中张作霖的下怀，危难之中是根稻草也要不顾一切地牢牢抓住。他直言不讳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
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
斋藤说完，便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翻译念给张作霖听。
其内容大意是：(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2)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了这五项要求，即不假思索地答应道：“行，行。”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字。这就是所谓“日、张密约。”
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张作霖为保命而匆忙间答应了日本关东军的条件，可一旦意识到这些要求的严重性，他又后悔不迭。张作霖曾对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高清和说：“上当了，上了日本人的当了。让日本人在那里，租一点土地做买卖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妈的，谁想到那就是杂居权！吉林省延吉县一带居民都是朝鲜人，土匪很多，即使不是土匪，也是通匪的，不然就是反对日本政府的青年党。我以为让日本人在珲春、和龙及汪清各县，派驻些警察、宪兵，还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地方治安呢，所以就答应了。哪知道，这就是把咱们的地方行政权让给他们了！总而言之，日本人没有好下水，全是欺骗人！”他让高清和与吉林省长王永江、政务厅长王靖寰等大家想办法研究对策，以应付日方，并反复强调：“咱们绝不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项，以免让东三省父老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反悔已经承诺的事情，最有效的应付办法就是拖。
此后，日本关东军几次三番地要求张作霖进行协商密约实施办法，均被张以各种巧妙的借口拒绝。
前文谈及，1928年5月，正当东北军各路战况不利的时候，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到中南海会见张作霖，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催促张在日方准备好的密约实施办法上签字。那一次，芳泽留下了文件，张作霖随手锁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并满口答应签字。
十几天之后，芳泽又来见张。芳泽问道：“上次我交给阁下的文件，已经签字了吗？”张答：“近来我很忙，还没详细看呢！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
又过大约两周，即6月2日那天，芳泽打电话问张那个文件签字了没有。张回话让芳泽次日下午5时来取。
6月3日午后4点半，芳泽很守时地出现在中南海。想到经过三年争取终于要有了个结果，芳泽内心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他坐在张作霖办公室对面的客厅里，耐心地等待着。
此时，张作霖却在办公室里提高嗓门破口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闻听对面传来阵阵高声叫骂，唯恐会有什么变故，因而急得坐立不安。
过了约半个小时，有人从张的办公室里出来送给芳泽一叠文件，并说：“他今天太忙，不能会见了，还请原谅。”芳泽接过这些文件，以为签了字，看也没看即匆匆离去……
专列在平稳地运行。
张作霖想到自己临行前对芳泽的打发，鼻腔里不禁“哼”了一声，鄙夷地自言自语道：“你不仁，我姓张的也不义。乘人之危占老子的便宜，他妈的没门！”
原来，张作霖只在有关文件上大笔一挥批了个“阅”字，并没有签署他的姓名。芳泽回到公馆发现如此，急挂电话询问缘由，得到的回答是张已启程回奉天了。
张作霖至死也没在密约实施办法上签字。这也是日、张关系日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东军因此对张作霖彻底绝望，以至于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解除奉张部队的武装，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谴责张作霖没有终生感恩的义气，并说“已经在郭松龄事件中试验过了”，指的就是这件事。
对于日本人的阴谋，张本人是有所警惕的，对回奉日期一再更改。但他误认为日本还不致要他的命，因而未采纳部下提出的乘汽车回奉的建议。事实表明这是一个多么致命的失误！
考虑到险恶的日张关系及张作霖与芳泽之间的面对面的严重冲突，随张出关回奉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心里都惴惴不安，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故。至于所发生的事故究竟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会预想到。人们只是担心着，彼此间为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笼罩。沿途各大站都发现有日本特务鬼鬼祟祟活动的身影，这在证明着、加重着人们的担心……
张作霖踏上的是一条充满凶险的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