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与犹太文明的较量，就是一千四百年前，唐朝与突厥博弈的延续。
千年之前的唐突（唐朝vs突厥）大战，与今日的中美博弈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突厥和美国，一个是可萨犹太之父，一个是可萨犹太的好大儿，怪不得套路差不多，原来是祖孙啊！
祖孙三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都在“专治各种不服”的中国面前，踢到铁板！
今天犹太人的主体，是曾经在东欧黑海之滨建国的可萨犹太人的后裔，可萨犹太人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
南北朝时期，北周北齐相互攻伐不止。两者都倾尽府库讨好突厥，以借兵压制对手。突厥获得了“美利坚体验卡”，左右逢源，大发战争财，收钱收到手软。
隋朝统一后，突厥与隋“攻守之势异也”。突厥不仅分裂为东西突厥，而且向隋朝称臣。
好景不长，杨广-裴矩二人组，正如今日的特马联盟（特朗普-马斯克），追求一种“无尽赢麻”的赢学氛围，得罪的利益集团太多，因为太想赢所以输了，把大隋江山搞崩。
突厥则再次获得“美利坚体验卡”，扶植各种代理人战争，把中原打得一塌糊涂，从而让自身利益最大化。
李唐依靠天降猛男李世民，迅速统一天下，使得突厥失去了制衡中原的抓手。但是李唐内部，围绕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形成了新老利益集团的两党相争。
李世民不仅要赢，而且要赢得“合乎周礼”，因此一直逆来顺受，隐忍不发，坐等李建成走向疯狂，最终再来一波极限反杀。
李世民“合乎周礼”的坚持，在“渭水之盟”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安定内部的重大作用，也让他可以从容策反突厥旗下的各个部落，使得颉利可汗众叛亲离，为发动灭国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和兵部尚书李靖是华夏赢学的官方代表，分别从宏观战略和中观战术层，践行了华夏赢学的理念；
那么《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的原型，就是华夏赢学的民间代表，从微观个人层面，身体力行地进行华夏赢学的具体实践。
玄奘本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斗战胜佛”！
正是玄奘的取经之旅，导致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在东方再无立足之地，不得不踏上举族西迁之路；也正是这次惨痛的经历，使得他们在选择信仰时特立独行，皈依了非主流的犹太教，这才有所谓“可萨犹太”！
正如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在写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说服后者将庚子赔款的额外部分用来办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时所说，“思想上的征服，远比军旗的统治更为彻底和可靠”，
唐僧玄奘对突厥造成的杀伤力，远在军神李靖之上。
但在一开始，李世民其实是反对玄奘取经的。
01 唐朝为何不许玄奘取经？
公元627年的一天，正在紧张批阅各种奏折的唐太宗李世民，发现案头有一个信封的规格与众不同，他好奇地打开一看，是一封游方僧人写的陈情表。
陈情表大意如下：
大乘佛法是个好东西，可以拯救黎民百姓，天下苍生。但是中土并没有正宗的大乘佛法，因此我要西出凉州，去天竺国求取真经，在东土大唐弘扬大乘佛法，有利于江山社稷。因边境被封锁，特请皇帝开关放行。
陈情表的落款是：玄奘。
当时唐朝正在为攻打东突厥紧张备战，边境戒严，禁止任何闲杂人等进出。因此李世民略一思索，拿起红笔画了个叉，不批！
以往唐朝边境审查没有这么严，只要去官府报备，领了通关文牒就能出境，但是如今，由于唐朝正在为了攻打东突厥紧张备战，边关禁止一切人等出入。出入境管理原本是朝廷鸿胪寺的职责，出境申请被驳回后，玄奘锲而不舍地层层上访，经尚书省直到唐太宗李世民这里。
在农业时代，无论东西方，绝大部分人口都是依附在土地上，只有僧、道、传教士、商旅等会四处走动，间谍奸细通常会假扮成这些人以掩人耳目。在这即将动兵的紧要关口，严防一切泄密可能，游方僧人更是重点排查的对象。
敏感时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于玄奘取经的请求，李世民本想驳回了事，但是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萧瑀奏请唐太宗，需要安抚一下玄奘的情绪，建议由玄奘接替刚刚圆寂德慧法师，成为长安大庄严寺的住持。这样至少外界就不会认为，朝廷是有意刁难这位高僧。
为何朝廷既不允许玄奘取经，又要慎重安抚玄奘的情绪？
这不仅仅是涉及到对突厥备战的问题，更是牵涉隋唐时期复杂的宗教斗争背景。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最初传播非常缓慢。但经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一是战乱年代人民特别需要宗教的慰藉，二是各个政权都需要借助宗教力量，来塑造自身的合法性，佛教在在中土迅速发展壮大。著名的梁武帝萧衍出家当僧侣，就是典型案例。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影响力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玄奘年龄虽然只有25岁，已在佛教界名声鹊起，被誉为“释门千里驹”、“长安十大德”。
玄奘之于佛教徒，差不多相当于马斯克之于MAGA红脖子，拥有巨大影响力。
玄奘这样的宗教名人如果拥护朝廷，非常有利于维护国内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但如果他对于朝廷不满，或者被外界解读为朝廷有意刁难他，有可能被有心人兴风作浪，成为重大政治隐患。
《西游记》中所说，李世民跟唐僧结拜，为玄奘取经送行，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历史上的李世民不仅不太信佛，甚至相当排斥佛教。
在讨伐洛阳王世充时，李世民确实曾借用了少林僧兵的武装。李连杰成名作电影《少林寺》，就是以“十三棍僧救唐王”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但他攻占洛阳后，立刻对佛教过河拆桥，废除大量寺院，大肆裁汰僧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李世民排斥佛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华夏赢学传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李世民有句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史书中可以看到，南朝衰落与佛教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僧人不事生产，又占用大量土地，还需要搜刮大量钱财兴建寺庙组织佛事活动，对于江山社稷有害无益。
南朝梁武帝萧衍出家，也没能换来佛祖保佑，反而因为修建佛寺虚耗国库，同时自己疏于政事，引发侯景之乱，正所谓求锤得锤。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正是因为主持灭佛运动，将佛寺地产收归中央，加强中央财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对比如此明显，统治者应当如何取舍，一目了然。
灭佛运动
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不存在任何可能性，希望看到进一步增强佛教在大唐的影响力。
从宗教思想攻防的角度，玄奘至于大唐，相当于木马之于特洛伊。
李世民不仅不会支持玄奘去取经，更有可能是严防死守，摧毁佛祖策划的宗教入侵大计！
02 恐怖的金刀之谶
按理说，从现实主义出发，李唐王室不仅要抑佛，也应当抑制所有宗教，因为任何宗教势力强大了，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唐高祖李渊确实打算这么干，但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汉朝四百年统治期间辉煌的文治武功，西汉衰落和东汉复兴的强大生命力，给百姓和民族带来了深刻的记忆，使得主体民族被命名为汉族的同时，也赋予了刘氏在民间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由此引发出了一个流传近七百年的金刀之谶。
金刀，即繁体的“劉”，一本名叫《太上洞渊神咒经》的道教书籍，记载了一则谶语：“刘氏五世，子孙系（继）统先基，至甲午之年”，便可“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意思是现在的乱世是暂时的，将来刘氏子孙还会恢复汉朝盛世。
这招跟出埃及的摩西跟犹太人说，只要遵守耶和华，将来我们一定能在迦南复国，其用意是异曲同工，都是给艰难困苦中的黎民百姓一个奋斗下去的希望。
金刀之谶比确实鼓舞了华夏子民，反抗异族暴政的起义接连不断。
北魏永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造反；
北魏永平三年(510)，秦州刘光秀谋反；
北魏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
北魏熙平元年(516)，月光童子刘景晖谋反事件；
北魏孝昌元年(525)，稽胡领袖刘蠡升在云阳谷称天子，改元神嘉。
尔朱荣死后，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刘氏当兴之谶，于530年称燕王，扯旗造反。
隋朝建立后，金刀之谶仍然如同一道魔咒，成为煽动造反的利器。北周重臣刘昉为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出了一把大力。但他也一直坚信着金刀之谶。嘴边也总是挂着自己的姓是“‘卯金刀’，名字是‘一万日（昉）’，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最终因叛乱失败被杀。
唐朝虽然一统天下，其强盛程度和版图甚至超过汉朝，但是金刀之谶仍然没有消散。哪怕到了唐末，义胜军节度使刘汉宏还喊出了一句特别响亮的口号，即“天下方乱，卯金刀非吾尚谁哉？”
道家经典为何要留下这样一句谶语，成为后世的祸乱之源呢？
道教的源头并非像今天我看到的清净出世，而是最关注现实和人民疾苦，最有反抗精神和战斗力的宗教，甚至可以说，最初就是为了造反而诞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存在道教只有道家，是一种关于如何理解世界规律并将其用于治国理政和个人修行的学说。原始道教诞生于东汉，最初的道家典籍叫做《太平要术》，动机就是推翻造反，推翻暴政，实现理想治世。张角用这本书为思想武器，发动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
对于这样一个战斗力爆棚的宗教，后世的统治者只要认知正常，就不可能大力支持其在民间大范围推广。
但是唐朝初年，又恰恰将道教奉为国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唐朝虽然绩效上已经超越了汉朝，但是仍然不能得到普遍认可，除了汉朝给了大家的“第一印象”太过美好之外，李唐王室自身也有难以磨灭的缺陷。
李唐王室的父系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名将李信，是名副其实的名门之后，但母系混有拓跋鲜卑血统。这在讲究血统论的当时，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很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作为发动叛乱的借口。
既然金刀之谶来自道家典籍，那么为塑造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李唐王室就搞了一招“釜底抽薪”之计：
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尊为国教，并称自己是道家之祖老子李聃之后。
用魔法来打败魔法！
这样一来，又带来了一个新的严重问题：
官方推崇道教，必然导致道教崛起，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佛教发生冲突。
03 “让中国再次伟大”的方法
唐朝初年，中华大地经历了汉末之后五胡乱华、南北分裂，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当时最大的民心就是：如何让中国恢复到汉朝巅峰，也就是“如何让中国再次伟大（Make China Great Again）”，简称为MCGA。
公元621年9月，太史令傅奕向唐高宗李渊上奏《请废佛法表》，中心论点是：佛教是天下祸乱之源，请求皇帝下旨灭佛。
在这篇奏表中，傅奕化身为“华夏赢学”的卫道士，以道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反对佛教，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简直就是经典的MCGA檄文。
傅奕是隋唐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精通天文，数学，性格率性而为，狂放不羁，堪称“隋唐马斯克”。他“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公元639年，已经85岁高龄的傅奕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墓志铭自东汉起，大多记载生平，寄托亡者未竟心愿之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以搞笑自嘲为核心的墓志铭。
傅奕早年曾经当过道士，后还俗入仕，与唐初著名相士袁天罡有一定交往。公元620年，傅奕对中国古代的计时装置刻漏进行改进，并由朝廷颁布实行。傅奕也精通天文谶纬之数，曾以太白金星凌日的天象，预测李世民将发动政变。李世民也确实是借由这则预言造成的人心浮动，发动玄武门之变。这可以算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则“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傅奕列举了从庖牺氏（伏羲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都是基于儒道治国，“但闻郊祀上帝（这里指的是儒道所说的昊天上帝，而非基督教的上帝，——北山注），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
接下来，他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理想治世：“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
为什么以前的日子那么好呢？原因胡就是遵从儒道，“当此之时，共遵李（道）、孔（儒）之教，而无胡佛故也”。
中国后来之所以不行了，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助长不劳而获的思想“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
他将佛教徒与古代著名乱政名人褒姒作对比：
“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
论述到这里，MCGA的举措也就呼之欲出：
“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
《西游记》第九回登场的人物袁守诚，是袁天罡叔父，他通过精准预测天机，导致泾河龙王被斩，进而引发唐太宗魂游地府，成为唐僧西天取经的导火索。
袁守诚是虚构人物，其历史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借鉴了反佛斗士傅奕的形象。傅奕的反佛主张，确实是推动玄奘立志西天的重要因素之一。
《黑神话·悟空》中的袁守诚
《西游记》中，傅奕本人也有登场。在取经成形之前，李世民为了民主，开了一场“取经是否有李于大唐的民主听证会”，文武百官绝大多数赞成，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个人就是傅奕。西游记原文中记载的傅奕发言，基本就是《请废佛法表》的内容提要。这也是西游记中关于“佛道之争”最为明显的一处表述。
接到傅奕的上表之后，李渊深以为然，亲自主持一场关于是否灭佛的民主听证会，打算令佛教人士哑口无言之后，再名正言顺地开展灭佛。
04 围绕灭佛的大论战
一位叫做法琳的和尚，在这场听证会上一战成名。他对傅奕逐条反击，使得李渊的灭佛大计胎死腹中。
法琳与玄奘一样出自颍川陈氏，也和玄奘一样，身体力行地追求知行合一。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卫道士，他为了解死对头道教底细，隐藏身份潜入道门做卧底一年，然后又回到长安济法寺出家。
其他僧侣反驳大多引用佛教经典，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法琳则可以通过引用儒道经典来进行反击，因此能够鹤立鸡群，对症下药，一时名声大噪，人称“唐护法沙门”。
学识跨学科，能力更出众！
公元624年，傅奕越挫越勇，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这次他撕下了尊道抑佛的伪装，露出了“无神论”的真实面孔：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俨然已经有了“科学革命”的萌芽。
李渊尊道也不是真的相信道教神仙之说，而是服务于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这篇上疏中在说完“生死寿夭，由于自然”之后，进一步提到“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僧侣的崇佛之举，窃取了自然造化的规律和政治大权，妄图搞“君权佛授”，“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实乃罪大恶极。
正是在唐朝同期，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宫相矮子丕平，在篡权的同时堵天下人之口，在公元756年(恰好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同一年）与教皇勾结搞了“君权神授”的戏码，导致基督教彻底禁锢欧洲人民的思想，教会甚至进一步窃取政治权力，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希腊罗马时代积累的文明瑰宝，被基督教教会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性毁灭，欧洲因此陷入了黑暗中世纪。
欧洲黑暗时代的罪魁祸首：矮子丕平
因此，这篇上疏又说到李渊心里去了，于是他又组织了一场民主听证会。在这场关于是否灭佛的大辩论中，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旗帜鲜明地支持傅奕，中书令萧瑀则为带头反对者。萧瑀出自南朝萧氏，梁武帝崇佛出家是出了名的，因此萧瑀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无法从理论上驳倒傅奕，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李渊一看反对灭佛者众，此议只好作罢，但是相关政策准备还是在积极筹划当中，从灭佛教，改为抑制所有宗教。这样萧瑀等人也不好说什么。
公元626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大意是各种泼皮无赖、好逸恶劳、偷奸耍滑之徒，都混迹到宗教队伍当中，既败坏了宗教名声，导致违法乱纪，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
于是，李渊下令严格出家门槛，“高考600分以下者不得出家”，“不合规和多余的寺庙（学校）一律裁撤”，官府还要经常检查其修行进度，那些不按时上课上自习的，一律还俗处理，可谓“天下最严教改”：
“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为了获取支持大赦天下。于是这个“最严教改”也就流于形式，没有认真执行。
本来李唐获得天下的法理基础就比较薄弱，玄武门之变又让李世民当皇帝的法理基础弱上加弱，因此他必须慎重对待宗教问题。
李世民身为实干派赢学大师，在唯物主义方面的实际态度只会比李渊更激进。他一方面延续高祖将道教奉为国教的政策，在给于道士群体袁天罡、李淳风一定地位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再提防道教坐大，重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覆辙，对道教同样实行严格准入政策。
《画江湖·不良人》中的李淳风、袁天罡
李世民在公开场合，主要宣扬“儒教”作为华夏赢学的唯一正统。
收到玄奘的取经陈情表之后几个月，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告诫群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
我只支持华夏赢学，对外来思想不感冒。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敲打庙堂上的佛教积极分子萧瑀，你自己信佛也就罢了，别得寸进尺，四处传教。
李世民否了玄奘的取经请求，但是他也知道必须要安抚这位佛教名人的情绪，以免生事。
身为半个佛门中人的萧瑀于是建议，最近长安有个大庙的住持圆寂了，可以让玄奘去接任主持，这样他就走不了了，两难自解。
玄奘一心求经，因此婉拒了朝廷的提议，这事也在佛教界引发了轰动。
玄奘视名利为粪土，但是大部分人可不是这样。为了安抚那个反灭佛斗士法琳，李世民在公元627年修建龙田寺，让法琳担任住持，后者欣然接受。法琳这个人除了能言善辩之外，不守佛门戒律，经常喝酒吃肉，甚至还有老婆孩子，就因为维护佛教有功，依然在佛门享有很高声誉：“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法菩萨，其琳之谓乎。”（出自《感通记》）
法琳名利双收，都是源自卫佛之名，因此他再接再厉，写下了八卷十二篇《辩正论》，用来维护佛教的地位，在民间的影响力远大于傅奕。
因唐朝引老子李耳为祖先，法琳考查唐代的祖先实出于北魏拓跋氏，并记载在《辩正论》当中。这作为“李唐非汉”的佐证材料，成为唐朝统治的一个重大隐患，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公知所引用。
他通过卫佛收获名利，自然也有人要用灭佛来获利。在公元637年，法琳被道士秦世英举报，讪谤皇帝的祖宗，有罔上之罪。令唐太宗大为恼火，下令将其流放益州，法琳病死在流放路上。
《西游记》中，塑造痴迷于锦斓袈裟的金池长老，正是作为与唐僧对比的角色，也带有法琳的一些影子。
僧人虽然号称六根清净，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逃不脱“名利”二字。年纪轻轻成为名寺主持，是非常高的荣誉，是无数僧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像金池长老（法琳）这样，“嘴里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才是正常人的表现；
玄奘这样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前往西天取经，才是反常中的反常！
玄奘啊玄奘，你不会真的是突厥派来的卧底吧？
越是反常，玄奘就越成为朝廷的重点监控对象。
朝廷不许玄奘出境，玄奘又不接受成为住持，双方就僵持在那里了。
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批准，玄奘出境就违反了大唐律例，那他取经也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他婉拒了官方的邀请，继续等待事情的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