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僧玄奘之旅，理解世界文明的冲突！

美国政治学家撒缪尔·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亨廷顿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中美博弈，俄乌冲突，中东乱局，当今世界的种种乱象，都可以归结到文明的冲突这个历史主线之上。

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文明冲突格局奠基的时代。

玄奘本人，正是这股时代大潮的弄潮儿。

玄奘的西行取经之行，为以佛教为基础，在中亚地区建立大唐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贡献；他将佛经从梵文翻译为汉语的同时，也用华夏文明的观念改造了佛教，使其成为有别于其起源地的汉地佛教，弥补了中国本土宗教对外辐射能力差的缺陷，实现了华夏赢学的升级和跨文明的交流。

在唐代初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玄奘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走向，玄奘西行挥动的蝴蝶翅膀，甚至一直影响到千年之后的当今世界！

前文提要：

千年之前的唐突（唐朝vs突厥）大战，与今日的中美博弈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突厥和美国，一个是可萨犹太之父，一个是可萨犹太的好大儿，怪不得套路差不多，原来是祖孙啊！

祖孙三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都在“专治各种不服”的中国面前，踢到铁板！

今天犹太人的主体，是曾经在东欧黑海之滨建国的可萨犹太人的后裔，可萨犹太人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

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和兵部尚书李靖是华夏赢学的官方代表，分别从宏观战略和中观战术层，践行了华夏赢学的理念；

那么《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的原型，就是华夏赢学的民间代表，从微观个人层面，身体力行地进行华夏赢学的具体实践。

正是玄奘的取经之旅，导致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在东方再无立足之地，不得不踏上举族西迁之路；也正是这次惨痛的经历，使得他们在选择信仰时特立独行，皈依了非主流的犹太教，这才诞生了所谓“可萨犹太”！

可萨犹太所在的黑海之滨，不仅是成为今日文明冲突的战场，更是主要文明冲突的发源地。

我们不禁要问：千年前的玄奘时代，到底面临怎样的文明冲突？现有这些文明板块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千年前文明冲突，又如何影响了当今世界？

从狮驼岭说起

在《西游记》中有一个重头戏——狮驼岭，在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路途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三大魔头手下共有四万七八千个小妖，是《西游记》原著中小妖明面数量最多的一股庞大势力，因此狮驼岭独占九九八十一难中的四难：

路阻狮驼六十一难，怪分三色六十二难，城里遇灾六十三难，请佛收魔六十四难。

狮驼岭在西牛贺洲，距离灵山不远，根据书中描写，狮驼岭的景象实在毛骨悚然，属于屏幕上出现一秒都会整剧下架那种。它们还杀光了狮驼国的所有人类，变成了一个妖精之国。

“骷髅若岭，骸骨如林。人头发翙成毡片，人皮肉烂作泥尘。人筋缠在树上，干焦晃亮如银。真个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难闻。东边小妖，将活人拿了剐肉；西下泼魔，把人肉鲜煮鲜烹”。

狮驼岭的统治者是大鹏金翅雕，如来佛祖向孙悟空解释其来历：那大鹏与孔雀乃是一母所生，而孔雀曾将刚修成金身的如来吸下肚，"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按照这个辈分，大鹏金翅雕算是如来的舅舅。狮驼岭另外两个魔头青狮、白象，分别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坐骑，跟佛教的渊源也相当深厚。

佛祖所在的灵山脚下，居然妖魔鬼怪如此猖狂？而且这些妖魔鬼怪跟佛教都有密切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天子脚下那些贪官污吏。

这也成为《西游记》被解读为政治讽刺小说的一个重点。

一些学者将历史上的喀喇汗国，作为“狮驼岭”的历史原型。

公元840年西迁的突厥化回鹘人，在唐朝的北庭和安西两都护府所辖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喀喇汗王朝，它存在时间长达372年，直到1212年，

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大批讲突厥语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各民族的突厥化进程。公元960年，也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的同一年，喀喇汗国改宗伊斯兰教，在民族相互异化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了。

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唐朝崩溃后，玄奘一手打造的中亚佛教文化圈崩溃，中亚和西域地区由佛教转向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

喀喇汗国在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曾经抵抗西边伊斯兰化的波斯萨曼王朝的圣战，连王朝都城怛罗斯都被攻陷。喀喇汗国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又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家强盛起来，不仅逆推消灭了萨曼王国，还对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发动圣战。

喀喇汗国以圣战为号召，得到了西亚穆斯林的大力支援。而于阗王国除了得到高昌回鹘、归义军、甘州回鹘等有限的支援外，基本上处于孤立地位。

最终结果是公元1004年，于阗佛国灭亡，西域的佛教徒被杀得尸山血海，恰如狮驼国惨状。正是这场持续上百年的宗教战争，让新疆从佛国变成了伊斯兰地区。

至于挫宋……北伐失败的赵光义得到了“高粱河车神”的称号，从此丧失了对外进取的勇气。

高粱河，就是今天连接西直门北京动物园到紫竹院的河流，所以你叫他“西直门车神”也不是不行。北京西直门是出了名的难走，外地司机一上去就容易转向。

在于阗国灭亡的同一年，宋辽之间发生檀州之战，双方通过著名的“檀渊之盟”结成了所谓的“兄弟之邦”，北宋年年向辽国上贡保平安。

至于收复西域，重现汉唐荣光，挫宋连想都不敢想。

从此之后，佛教的影响力，向西再也没走出过河西走廊。

反而是靠信仰佛教的西夏，占据河西走廊，才让伊斯兰教没有进一步向中原大局渗透。

对比玄奘所处时代中国对外的攻势，恍若隔世。

喀喇汗国虽然与狮驼国颇为相似，但毕竟差了一个时代。就玄奘本人亲身经历而言，也确实有类似在狮驼岭的经历，而且这个地方就在恒河流域，佛教的发源地附近，跟书中的记载也颇为类似。

天竺的“狮驼国”？

接前文：华夏赢学的升级版，如何在唐僧玄奘手中诞生？

当玄奘一夜之间让康国改换信仰门庭的事迹传开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敢冒着得罪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风险，来招惹玄奘。所以此后一段路途比较平淡。玄奘再次遇险，是在恒河河畔，这里不仅早已出了大唐辐射边界，也出了西突厥的影响范围，已经来到佛教的核心地区。

当玄奘准备渡过恒河时，突然被一些暴徒围住了玄奘坐的船。这些人并非抢劫，而是抢人。

所要抢的对象，正是玄奘！

这些暴徒都是虔诚的婆罗门教教徒，信奉杜尔迦女神（又称突伽女神Durga），他们相信，只有每年秋天都为女神献上一个体形健美的男子作为祭品，女神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杜尔迦女神是婆罗门教（后来演化为印度教）至高神湿婆（Siva）之妻，因此也是该教的主神之一。

玄奘因为体型俊美，被这帮教徒选中作为祭品。根据教义，应当洗净献祭者，从颈部切断头颅，尔后以容具从祭者头部接住新鲜血液，诵经祷告完毕，再将鲜血奉给女神。

杜尔迦女神

来自礼仪之邦东土大唐的玄奘，何曾见过这种活人祭祀的场面？而且居然发生在他心目中的佛教圣地附近，对他思想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

根据印度教神话，魔军派出了一位名为血种（Raktabija）的大将来对抗杜尔迦。顾名思义，血种的意思，就是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是他延续生命的种子。只要他被女神的武器所伤，血流到地上，便会落地结果，生出一位新的血种。无可奈何之时，杜尔迦创出了迦梨女神，长舌头的嗜血者。迦梨沿着血种的伤口开始吸血，不让任何一滴落到地上，最后，活活把大魔王吸到干枯而死。

故事远比上面这段话要复杂得多，但大意如此，体现在杜尔迦与迦梨的祭祀上，就是需以鲜血供奉女神，这就是血祭的来源。

今日在信奉相关教义的印度某些地区，仍然能看到无比血腥的祭祀场面，只不过祭品从活人都换成了牲畜。

穆斯林发动的宗教战争，目的是为了逼人改宗，并没有血腥虐待尸体的必要；

而印度教的血祭场景，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才更接近《西游记》小说中狮驼岭！

迦梨女神

十八世纪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当地人的血祭，殖民者也带来巨大的精神震撼。

根据英国人的记载，在阿拉哈巴德到瓦拉纳西之间的山林里，流窜着相当数量的暴徒。他们会尾随沿途的商贩游人，通过诱骗或者裹挟将旅人带到密林里，然后用绳索将其勒死。在勒住受害人喉头等待他们窒息的时候，这些暴徒们会一直低语迦梨女神的名字，直至死亡。劫掠财物后，他们会把死者献祭给女神。

英国殖民者实在忍无可忍，决定用盎萨人的方式来教育这些野蛮人！

英国殖民当局派军队大规模搜捕暴徒，公开绞死他们示众。英国军队绞死了超过500人，才勉强刹住了这股用活人血祭的风气。

英国人信仰基督教，本来就不太把异教徒当人，所以屠杀印第安人毫无心理负担。印度教徒的做派，这让英国人不仅毫无愧疚，甚至有种替天行道的正义感。英国殖民印度，一心只想着种植鸦片贩毒谋取暴利，根本无视印度当地人的死活，造成数次大饥荒，每次都死亡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首相丘吉尔认为过错都在印度人身上，因为“他们繁殖起来像兔子”。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

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印度教仍然在印度有巨大影响力，成为事实上的印度国教。印度总理莫迪，就是依靠发动教徒的宗教热情来巩固权力。也正是印度教徒的狂热和冥顽不灵，沿着贸易通路一路扩张的伊斯兰教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却在南亚踢到铁板，只渗透到了恒河平原（孟加拉）和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对于印度内陆无能为力。

跟这些狂热印度教徒讲道理或者佛理，无异于对牛弹琴。他们只认识谁的拳头大。

教员当年想了十天十夜，也没搞明白印度为何要打我们，只能用武力让他们恢复清醒。

以德服人的玄奘，又如何“感化”这些嗜血的教徒呢？

《三藏法师传》记载了这样一段神迹：

在枝叶茂密的森林当中，玄奘被捆绑由树枝和泥土搭建的祭坛上，这些人磨刀霍霍准备开始一场血腥的祭祀，而玄奘只能闭上眼睛，开始默念佛经。

幸运的是，树林中突然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飞沙走石，连恒河都起了波涛（“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这些凶狠的教徒吓得惊慌失色，以为是玄奘施展了法术，慌忙跪地求饶……

茂密的森林中，恰到好处地“刮起狂风”，如此不符合自然规律，才能叫做神迹！

至于真实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玄奘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用武力教训了这帮不可理喻的异教徒。

语言与文明

以上两个故事都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在历史上，欧亚大陆上曾经产生过许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政治学家撒缪尔·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这本书对于当今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管亨廷顿划分得对不对（比如把日本文明单独列出来，却没有列出影响力巨大的犹太文明就很值得商榷），这种以文明而不是国家为模块的思考方式，对于判断美国单级霸权秩序瓦解之后的世界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文明冲突格局奠基的时代，他本人，正是这股时代大潮的弄潮儿。

在唐代初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玄奘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走向，并深刻影响今天文明冲突的格局。

如何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文明的划分，我们引入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语系和语族。这是通过比较和归纳的方法，根据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对现有语言进行的一种分类。

语言作为文明的载体，语言的分类也就大致对应文明的分类，语言的源流也代表了文明的演化。

这源于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人类具有单一的起源，那么人类所说的各种语言，是否也有共同的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制定书同文的政策，统一了汉字的使用。中国人虽然南腔北调，方言各不相同，但使用的文字是一样的，彼此都能无碍交流。因此中国人通常不太关注语言的区别和演化过程。

西方世界则不同。历史上查理曼大帝曾一度统一欧洲，但是因各地区彼此语言不通，最后不得不一分为三。现代欧洲分成三大族群，恰好对应欧洲的三大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和拉丁语族。因此，欧洲人对于语言差异和文明冲突特别敏感。

基督教的Bible中，记载巴别塔的故事：在大洪水之后人类聚集在示拿平原，决定建造一座通天塔以彰显他们的伟大。然而，上帝为了让人类不再团结一致，将他们的语言变得混乱，使他们无法沟通，最终导致工程停工，人类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座未完成的塔因此被称为“巴别塔”‌。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世界，对于探索语言的起源特别感兴趣。

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人开始接触到东方世界，甚至有传教士认为，中文就是最接近“人类原语”的一种语言。1669年，有个叫约翰·韦伯的英国传教士，写了本《有关中华帝国的语言有可能是人类最初语言的历史论著》。他坚信汉语就是“巴别塔”事件之前人们使用的世界通用的原始语言。

他还进一步推断：中国上古时期也发生了大洪水，治理洪水的卓越领袖尧帝（Jaus）应运而生，这在时间上和巴别塔前的大洪水相吻合，因此，尧帝可能就是诺亚。中国地处远离语言混乱的遥远的东方，在英明的尧帝的领导下，得以保存了原始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不是，我堂堂华夏男儿，咋就跟亚伯拉罕废物扯上关系了呢？

除了故事背景里都有大洪水，还有哪点相似了？

明代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东方传教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汉语，并将其编辑为一本拉丁文汉语词典《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成为西方汉语观的重要起点。

利玛窦的中文研究，是17世纪欧洲通用语思想和实践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

利玛窦手稿

利玛窦在书中写道：

……他们使用的字形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然而，说起来很奇怪，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

……所有中国的字词无一例外都是单音字。我从未遇到过双音或多音字，虽然有些字可能包含两个甚至三个元音，其中有些是双元音。

……中国人不习惯说元音和辅音，因为每个字正好像每个对象一样，都是用它自己的汉字或符号来表示的，用于代表一个意思。因此汉字符号的数目就等于字的数目，措词的单位不是字而是音节。

“有些国家在他们的口语方面互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书面语却是共通的，他们最后可以通过交换书籍和信件相互接触，这是通过说方言所无法做到的。”

“日本人、朝鲜人、交趾人和琉球人有一些大家都有的书，但是他们口语却差别很大，以致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话。他们都能看懂同样意义的书面语，但是各个民族却都说它自己特殊的方言。”

十八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和经济政治实力的增长，以及对中国情况深入了解程度的增加，西方的汉语观也开始转变，并据此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固定化、充满偏见的话语体系，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众多思想家接受、引用、复述，成为主导西方中国观念的“刻板印象”：汉语是一种充满缺陷的语言，中国人因为汉语的落后，变成了一个具有欺骗和偷窃的倾向，狡诈，愚昧、心胸狭窄的民族……(苏格拉哲学家詹姆斯·贝蒂《语言理论》)。

十九世纪，欧洲的比较学派研究了世界上近一百种语言，发现有些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相似之处，他们便把这些语言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由于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些对应关系，又归在一起，称为同系语言，这就是所谓语言间的谱系关系。

1786年2月2日，孟加拉最高法院法官威廉·琼斯在亚洲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宣读了他的研究发现：他向全世界公布了著名的“印欧假设”（the Indo-European hypothesis）：印度的梵语和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等之间有着历史的“亲缘”关系，它们同宗同源，属于同一个语系。语族和语系的概念从此诞生。琼斯因此获得了“印欧语系”论之父的头衔，“第一位现代语言学家”。

威廉·琼斯

在汉语问题上，19世纪中后期赴华的传教士大都沿用了印欧语系理论，有的还在华著书立说宣传和推广印欧语系论。这些理论与对中华文明的偏见杂糅在一起，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充满缺陷的汉字，将汉语变成拉丁字母拼音。——在韩国和越南，文字拼音化被较为彻底的执行下去，后果也是一言难尽。

电子计算机兴起的时代，汉字因为与文字输入和编程语言难以兼容，又掀起了一轮废除汉字的风潮。但是到了AI大模型时代，汉字高信息熵的特点被充分挖掘，使得以deepseek为代表的以汉语逻辑为底层的AI大模型，开始逆推西方的AI大模型。

时至今日，语言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站在了文明冲突点的前沿。

语言演化与文明冲突

近20多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和考古学、语言学的进展，人们终于看到了解开这些"世纪之谜"的希望的曙光。这是各门科学相互渗透，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断进步的结果。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人类使用的数千种语言，可以划分为若干语系，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九种，被称为九大语系，而排在前四的分别是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和阿尔泰语系。

其中，学术界还存在各种争论。

比较有名的是，我们都知道，日韩语言的文字都是从中文而来，但是根据语系分类，却归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就是中国古代各种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语言，尤其以突厥语为代表。

至于闪含语系，就是古埃及人所使用的语言，并被古犹太人、阿拉伯人这些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所模仿和学习，也成为他们的语言。

前文中提到的各大宗教——波斯拜火教、天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源头基本就是来自两拨游牧民族——闪含民族和印欧民族。泛阿尔泰（泛突厥）民族尽管也是分布广泛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只是学习模仿其他宗教并为我所用，但却深刻影响了这些宗教。特别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几乎达到了鸠占鹊巢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以这四大语系为基本依据，来描述文明冲突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