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去世：我们真的需要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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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不糖
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当他平安返回地球后，赫鲁晓夫曾故意问他："你在太空中看到了什么吗？"加加林摇头："我环顾四周,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上帝和天使。"
这个回答立刻被苏联官方媒体大肆宣传，作为无神论的"科学胜利"。
故事传到梵蒂冈，一位神父幽默地回应道：
"让加加林先生出舱后摘下面罩，他就能看见上帝了。"
4月21日，教皇方济各去世，享年88岁。一个职业是"上帝代言人"的老人离开了人世，引发了全球媒体的集体哀悼，仿佛世界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大部分追悼教皇的文章都是AI生成的时代，我不禁要问：我们真的还需要上帝吗？
方济各，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1936年出生于阿根廷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成为教皇前，他以朴素生活闻名——住普通公寓，自己做饭，坐公交车。
这种风格与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媒体称为"普拉达教皇"，因为他穿着红色普拉达定制鞋。
方济各本人对中国态度友好，多次称中国为"伟大国家"，并表达访华愿望。
中国官方对他的态度也相对温和，《人民日报》甚至曾发文赞扬他"情系贫困、崇尚环保"的理念。
但双方关系始终如履薄冰——中国从未邀请他访华，而梵蒂冈则是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
方济各任内的改革，让他成为天主教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教皇之一。
他对同性恋者说"我是谁，哪有资格能评判他们呢？"；
他承认了教会内部的性侵丑闻并采取行动；
他批评资本主义的"排他性经济"；
他关注气候变化，称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些举措让他在保守派眼中成了异端，在自由派眼中又步伐太慢，在无神论者看来则像是一位试图用补丁修复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在信仰的巨轮沉没前做最后的挣扎。
但中国人似乎对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危机漠不关心。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天主教徒仅约600万人，占总人口的0.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教皇的去世可能还不如某网红主播的停播更能引起热议。
这也很合理，当现代人可以用卫星观测宇宙，用基因编辑改造生命，用人工智能模拟思维时，那些曾被视为"神迹"的能力如今不过是人类的家常便饭。难道我们还需要一个无形的上帝来解释世界吗？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我们不需要，但事实却出人意料。
各种调查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信仰者比例仍在稳步上升。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宗教依然顽强存活。美国虽是科技强国，但依然有65%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宗教信徒；韩国高度发达，却有近30%的人口信奉基督教。即使在中国，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到10%上升到如今的约18%。
这是为什么？科学发展越快，信教的人反而越多？
首先，宗教与教育集中化程度成反比。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中，宗教常成为传递道德观念的主要渠道。许多不善于或无力教育子女的家庭，用宗教来管教孩子——"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上帝成了终极的「家长式威权」，替那些育儿书都没看过的父母承担起教育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往往更为虔诚。
你可能会说：中国不少家长也不会教育孩子啊，他们怎么不找宗教呢？
这是因为中国有另一种替代品：学校。
学校成了道德教育的主阵地，老师的权威替代了神父的权威。"老师说了"等同于西方的"上帝说了"。当你的孩子问"为什么要做好人"时，中国家长会说"老师不是这么教的吗？"，而美国的宗教家庭会说"因为上帝爱好人"。
其次，宗教满足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精神需求。科学可以解释自然现象，技术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们无法回答"我为什么活着"、"死亡意味着什么"、"痛苦有何意义"等终极问题。
当亲人离世、事业失败或生活无望时，物理定律和生物进化论提供不了多少安慰。宗教则给出了现成的答案：上帝自有安排，来世会更好，一切苦难都有意义。
想想那些接受不了亲人离世的母亲，那些无法承受挫折的年轻人，那些对未来感到恐惧的老人——他们需要的不是逻辑上站得住脚的答案，而是情感上的寄托。在这方面，宗教远比科学高明。
第三，随着社会的冷漠化和传统社区的瓦解，宗教团体成了许多人寻找归属感的避风港。在中国，QQ群、微信群和同城活动可能部分替代了这种功能，但这些虚拟社区往往缺乏深度和持久性。
在一个你随时可能因为一句不当言论被踢出群聊的社会里，宗教提供的无条件接纳显得弥足珍贵。
没错，大家平时不理你，但每周日聚会时，大家会叫你"兄弟姐妹"；
没错，你可能失业破产，但教会会为你提供免费餐食；
没错，你可能孤独终老，但葬礼上总会有人为你祷告。
这种社区支持，在日益冷漠的现代社会中成了奢侈品。
当然，宗教也有其丑陋的一面。在中国，除了正规宗教场所外，打着宗教旗号的骗局层出不穷。
"大师"收取信徒高额"功德金"消灾解难，"神医"用宗教仪式替代医疗救治，"先知"预言世界末日骗取钱财——这些滥用信仰的行为令人作呕。在农村，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组织曾多次出现，造成悲剧。在城市，一些"灵修课程"和"身心工作坊"以天价售卖精神鸡汤，本质上是披着现代外衣的宗教安慰剂。
更可怕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打着真主的旗号屠杀平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阻挠性教育和堕胎权；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迫害穆斯林少数族群；佛教极端分子在缅甸攻击罗兴亚人......这些行为证明，宗教的力量可以被操纵为最危险的武器。
面对宗教的这些阴暗面，我们应该警惕，但不应全盘否定。正如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世界，宗教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更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宗教热情已经巧妙地转移到了消费品牌上。看看那些苹果、华为、小米的拥趸，他们对自己手机品牌的忠诚度堪比中世纪的基督徒。
"异端"用户轻则被嘲笑为没有品位，重则遭到网络暴力。电子产品论坛俨然成了现代版的宗教法庭，品牌粉丝是狂热的卫道士，随时准备点燃火刑柱。
电动车领域的情况更为极端。小米与蔚来、小鹏之间的"教派之争"早已超出了理性讨论的范畴。当一辆电动车发生自燃事故，对立品牌的信徒们不是同情受害者，而是幸灾乐祸地嘲讽："活该，谁让你不买我们牌子的？"
这种对灾难的冷漠与嘲弄，与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残忍惩罚何其相似。
在消费主义的神坛上，中国人以惊人的热情实践着一种世俗信仰——品牌崇拜。他们用消费选择构建身份认同，通过攻击他人来强化自我认同，甚至愿意为维护品牌形象而付出实际金钱和时间成本。这种行为模式，和宗教信徒为捍卫教义而战，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方济各教皇的离世，不仅让天主教会失去了一位领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现代社会中宗教位置的契机。无论你是信徒还是无神论者，都不应忽视宗教力量的存在。
也许神父的笑话不完全是笑话，摘下科学的面罩，我们能见到上帝；但反过来说，戴上科学的眼镜，我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宗教。两者并非必然对立，而是可以互补。
毕竟我们是凡人，对于 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只能选择共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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