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28日和同学们一起到山西省忻州地区的郭下大队插队落户的，当时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郭下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李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牛棚后院的三间石头基础土坯墙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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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下大队地处滹沱河沿岸，那里地势较为平坦，土地肥沃，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居住的是房屋。我同学插队落户的地方是丘陵地带，他们居住的就是土窑，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都不如我们好。
帮我们做饭的是李队长的婆姨，我们知青都叫她李婶。李婶帮我们烧火做饭，队里一天给她记六分工。那时的一日三餐很简单，早晨是高粱面窝头玉米面糊糊，没有菜，我们五名男生半碗咸菜条，四名女生半碗咸菜条，我们吃得都很香。中午除了高粱面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还有半盆萝卜条炖白菜，没有咸菜。晚饭是半锅菜汤加窝头，没有炖菜也没有咸菜。我们吃的萝卜白菜和咸菜，都是你乡亲们自发送来的。
来到郭下大队的第二天一早，我们知青还没起床，厨屋就传来了拉风箱的声音。李婶每天都是一大早先来帮我们烧炕做饭，为我们做好了饭，她才回家做自己家的早饭。帮我们做饭的除了李婶，还有一名年轻后生，那名后生只负责挑水劈柴，不负责烧火做饭。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帮忙挑水的后生叫郭春昕，他父亲是郭下大队的地主，他祖父和祖母在土改时就相继去世了。
后来我们跟着郭春昕学会了挑水，他就不来帮我们挑水了，是我们不让他帮我们挑水的。他帮我们挑了一个月的水，队里并不给他记工分，属于义务劳动。天天让人家白干活，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郭春昕又来帮我们干活了，除了挑水，还帮着扫院子打扫卫生，他不光打扫我们居住的院子，村子的胡同他也打扫，听说这是大队干部给他安排的任务。
渐渐地，我们就和郭春昕熟悉了，当年他二十一岁，初中毕业。每次帮我们挑完水，我们就喊他到屋里坐一会。郭春昕爱看书，每次到我们房间来，都会翻看我放在炕桌的那几本书。我说让他拿回家去看，他总是苦笑着摇头。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们知青也和社员们一样，天天下地干农活。因为都是年轻人，出工或收工回家的路上，郭春昕总是和我们走在一起，听我们说北京的生活故事。但他从来不插话，只是默默地听。
有一次往地里挑粪时，我担着两个空筐在田埂行走，对面过来一位挑粪的中年大伯，见到我他立马退到田埂下低头让路，我觉得很奇怪，原本该我为他让路，他却主动为我让路。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郭春昕的父亲郭兆达，是我们郭下大队的地主。
1970年秋后，我被抽调到公社革委会临时做宣传工作，队里就指定郭兆达帮我挑着行李送我去公社。让一位年过半百的大伯帮我挑行李，这不是折我的寿吗？我就去找李队长，希望找一个后生帮我或让我自己挑行李，我说我不想剥削别人。
李队长却苦笑着说：“有些话可不敢乱说，郭兆达是咱们贫下中农改造的对象，是大队民兵连长指定让他帮你挑行李的。你要是不让他帮你挑行李，就等于害了郭兆达，对你也不利。”
对李队长说的这些话我似懂非懂，可我知道李队长是个淳朴善良的人，他不会害我，我只好听从了李队长的安排。
出了村子，看看前后都没人，我就对郭兆达大伯说：“大伯，我自己能行，你回去吧。”“可不敢，这是大队的安排，我要把你送到公社革委会大院，才算完成了任务。”郭大伯很认真地说道。“大伯，那这样，咱爷俩替换着挑，我累了你再替我。”“我不累，我能行！”郭大伯说啥也不让我挑行李，只顾低头往前走路，我不说话，他就不说一句话。
十二里路郭大伯一气就挑到了地方，我想替他挑他不让，我让他歇一会他说不累。看郭大伯脸上冒着热气气喘吁吁的，我的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到了革委会大院，把我的行李摆放好，郭大伯转身就要走。我拉他坐下，给他端来一碗水，郭大伯喝了几口，还是执意要走。我拉他去吃饭，他说啥也不去。实在没办法，我跑到革委会大院附近的供销社饭店买了几个馒头，硬是塞给了郭大伯。郭大伯受宠若惊，千恩万谢，小跑着回村去了。看着郭大伯弯腰低头行走的背影，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在公社革委会当了小半年的宣传员，春耕开始以后，我就回到郭下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了。自从我回到知青点，郭春昕天天到我们知青点来找我看书，天天都看到半夜才回家。有时他妹妹郭春玲也到我们知青点来玩，她到知青点来也是为了看书，每次都是拿着我的书去女生的房间看，女生休息早，她一天只能看一两个小时的书。
后来大队干部发现了郭春昕兄妹俩经常到我们知青点来看书，就要求我们要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阶级立场要坚定，不能和他们搅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每天都一起出工，一起在田地里劳动，我们也没办法和他们划清界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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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我发现郭春玲和她哥哥一样淳朴善良，她的年龄虽然和我一样大，可她干农活比我熟练，锄地的时候，她帮我锄地，割麦子的时候，她帮我接趟子，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们知青送一些，光鸡蛋她就偷偷给我送了好多回。
大队民兵连长看我和郭春玲天天在一起有说有笑，不但没划清界限，反倒搅在了一起，他就很严厉地批评我说：“你可是北京来的知青，你要经受住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以免对你的前程造成影响。”
说句实话，我原本对这个民兵连长的印象就不是很好，再加上他三番五次对我们知青指手画脚，我对他简直是厌恶至极。可他是大队干部，又是专门管理我们知青的专干，我对他只能是敬而远之，心里再反感，还得对他笑脸奉承。
就在民兵连长警告我不久，郭兆达大伯突然找到我，哀求我说：“求求你，以后别再搭理我家春玲，大队干部让我管教好自己的子女，好好改造，不让我们四类分子影响你们进步。还有一个事情，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春昕这都二十六岁了，还没寻下对象，我不想让春昕打一辈子光棍。夜里（昨天）王庄的媒人来给春玲提亲了，我想让春玲给春昕换亲……”
郭大伯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睛里转动的泪花。郭大伯但凡有一点办法，他不会来求我。郭大伯但凡有旁的办法，他也不会让自己的亲生女子给自己的儿子去换亲。
从那之后，郭春玲再也没出工劳动，也是从那之后，直至我离开郭下大队时才见到郭春玲。
1974年秋后，郭春昕迎娶婆姨的同时，他妹子郭春玲也嫁人了。郭春玲嫁给了王庄大队的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后生，她哥迎娶的就是她男人的亲妹子。
郭春玲嫁人了，我心里难受了很久，替郭春玲难受，也为自己难受。后来郭春昕见到我，哽咽着对我说：“我也不想让春玲为我换亲，可我不答应，我妈就以死相逼，我对不起我妹子……”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话语安慰郭春昕，但我也不恨他，我知道他是个淳朴善良的人。
在郭下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河北工学院，成了郭下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北京知青。离开郭下大队那天，全大队的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郭春玲也专程回来为我送行，她嫁人三年多，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的娃娃都两岁了。分别的时候，郭春玲说她也想报考中专，他们王庄大队一个富农成分的后生就考上师范，已经接到录取通知书了。
那天是李队长和郭春昕大哥帮我挑着行李把我送到的公社汽车站，分别时，郭春昕塞给我十块钱，他说有他妹子的五块，有他家的五块，钱不多，一点心意，务必收下。李队长也给了我三块钱，还有李婶为我烙的油饼。我收下了郭大伯一家的心意，收下了李队长和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挥泪告别了第二故乡，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离开郭下大队的第二年秋天，郭春昕大哥写信告诉我，政府为他家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他很高兴，他说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郭春昕大哥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春玲妹子考上了忻州师范学校，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北京，分配到首钢做了一名技术员。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得到郭大伯病逝的噩耗，因为工作忙，我没能回山西送郭大伯最后一程，只能寄去一点钱
记得是1984年年春天，郭春昕大哥来信说他到乡政府当了文教干部，还不属于正式干部，但有转正的可能。郭春昕大哥能到乡里工作，我特别高兴，替郭大哥高兴。国家政策对了头，曾经的四类分子总算有了出头之日。
2009年春天，郭大哥光荣退休了，他是从副县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退休后的第二年，郭大哥和他婆姨一起来到了北京，我带他夫妻俩游览了颐和园，游览了故宫和恭王府，也去了天坛公园和八达岭长城，尽了地主之谊。
目前，我和郭大哥和郭春玲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今年清明节我们回郭下看望乡亲们，郭大哥和郭春玲硬是留我们在忻州玩了一个星期才让我们回北京，他兄妹俩给我们买了很多土特产，郭春玲驾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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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滹沱河畔的那个小村庄永远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乡亲们永远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和郭大哥兄妹的友谊，将会永远伴随着我们，直至地老天荒。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杨昌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