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龙附凤》是一部研究北宋显赫将门潞州上党李氏兴衰的作品。通过皇室与功臣的联姻是历代王朝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宋朝皇室以武将起家，因此宋代将门众多，能攀龙附凤成为外戚将门的却是少数。潞州上党李氏入宋后，李处耘、李继隆、李继和、李昭亮祖孙三代四人相继建功立业，仕至高位，李处耘之女又贵为宋太宗皇后，使得这一家族兴盛一时，成为北宋时期兼具军功和外戚特色的著名世家大族。
本书根据详实丰富的史料，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李氏将门三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业。通过考述李氏将门百年的兴衰史，来考察宋代君主从宋太宗、宋真宗到宋仁宗，如何笼络与利用外戚将门，并利用其平衡文臣集团的力量。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何冠环 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北宋开国“第一功臣”，是如何被赵普害死的？
李处耘被贬，除了因太祖要维护慕容延钊外，笔者认为亦与赵普的排挤有关。过去，学者谈论赵普与李处耘之间关系的尚不多，研究赵普成绩卓著的亡友张其凡教授（1949—2016）曾留意到赵普晚年时曾推荐李处耘的侄儿李继凝。不过，对太祖朝赵普与李处耘的关系如何，却没有深究。 赵普与李处耘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他俩双双从太祖征李筠，当赵普拜枢密使时，李处耘就是他的副手。本来从渊源关系来看，二人关系应不差。但《李继隆墓志铭》却记李继隆在其父贬官时“侍行淄川，为当途者除其籍”。又记当李处耘丧事完结后，李继隆复官时，“当时用事者或先王有憾之人，方邀宠于明庭，思敌怨于后嗣，公之所厚为公危之”。而《宋史·李继隆传》亦记李继隆初出仕时，“权臣与处耘有宿憾者，忌继隆有才”。二书中这个呼之欲出、史臣讳言其名、与李处耘有“宿憾”的“权臣”，并除掉李继隆官籍的“当途者”，除了赵普外，实不作他人想。二人宿怨何来？笔者以为出于赵普对李处耘的嫉妒。史称赵普“多忌克”，曾屡次排挤太祖信任的人。赵普大概见到李处耘再次立下大功，怕太祖对李的宠眷超过自己，于是借慕容延钊攻击李处耘的机会，以“朝议”之名指责李处耘行事专断，不顾众议，并以太祖与慕容延钊的特殊关系劝服太祖，以牺牲李处耘来安抚慕容延钊以下的宿将。赵普当时是枢密使，是李处耘的顶头上司，论职权，论和太祖的关系，赵普对慕容、李相争的意见，太祖是非听不可的。依赵普的盘算，李处耘这次被贬，就无法再上一层楼，威胁他的地位。李处耘这次平定荆湖，若非发生与慕容延钊相争的事，他升任枢密使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处耘文武双全，又得太祖宠信，若再立功勋，谁能保证他有一天不会取赵普的位置而代之？故此赵普要尽早挤走李处耘，改荐他可以驾驭的人做他的副手，这是他专权固宠的必要手段。
李处耘被贬，为何他“惧，不敢自明”？笔者认为这是李处耘聪明的地方。杨亿在《李继隆墓志铭》用了《战国策》中曾参被谣传杀人，最后其母不免半信半疑而投杼越墙的典故，似乎隐喻当时太祖已为危言所惑。大概李处耘知道赵普之言已先入，即使太祖召见，给他自辩的机会，也敌不过赵普背后伤人的暗箭，倘一时说话不慎，激怒太祖就更不妙，故他选择不自辩。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长编》和《宋史》都有一则称扬吕余庆人品的记载，可作为笔者上述看法的旁证。三书均记在乾德二年四月，即李处耘获罪贬淄州半年后，太祖向刚从江陵府还朝的吕余庆“委曲”地询问关于李处耘得罪的事。据曾巩的记载，“及除执政而处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上问处耘，第以实对”。其时慕容延钊已死（慕容延钊卒于乾德元年闰十二月），而赵普已在这年正月拜相，宠眷正隆。太祖忽然重提旧事，有两个可能：一是他受人挑拨，余怒未息，想从吕余庆身上寻找李处耘更多的过错，再将他重谴；一是省悟李处耘受了委屈。笔者倾向于后者，盖李处耘长子李继隆本来除籍，但他第二年随母入贺太祖生辰时又得太祖特恩复官，可见太祖仍对李处耘顾念旧情。史载当太祖问吕余庆关于李处耘事时，吕“以理辨释”，并因此得到太祖欣赏其诚实，而擢拜参政。教人玩味的是，在这条记载后，三书跟着记在开宝六年九月赵普失宠罢相后，吕余庆没有像太祖的左右般向赵普落井下石，反而厚道地为赵普辩护。三书的作者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论述。当然是想告诉读者吕余庆的可敬处在于他不畏权势，肯说真话。吕余庆不畏何人？我们倘结合当时的环境去看，便知道在乾德二年权势最大的人就是炙手可热的赵普，而在开宝六年却是将赵普打倒的太宗。三书的作者展示给读者强烈的对比：赵普在乾德二年时如日中天，在开宝六年却失势被贬。我们再从吕余庆被认为不畏权势这点去看，他在乾德二年对太祖所言，必是冒犯违逆赵普的事。事涉李处耘而最可能开罪赵普的，当是揭示赵普当年对李处耘的指控并非完全属实。
这里附带一谈的是，赵普打击李处耘的动机，究竟纯出于个人对李的嫉妒，还是别有缘故？蒋复璁教授（1898—1990）和张其凡教授曾先后撰文论述在太祖朝，太宗与赵普曾长期明争暗斗，并用尽手段打击对方集团的人物。不过，在两位教授的著作里，均没有谈到李处耘之贬是否为赵普打击太宗的手段。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去看，自陈桥兵变开始，李处耘与太宗的关系已非泛泛，后来李处耘的女儿更成为太宗的晋王妃。笔者认为，赵普打击李处耘时，他与太宗尚未成为权力的角逐者。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赵普当时已处心积虑去削除最有资格成为太宗羽翼的李处耘。不过，他出手打击李处耘时，若说完全没有考虑太宗的因素，亦于理不合。笔者以为赵普当时打击李处耘，还是出于个人私心嫉妒居多。
太祖在慕容延钊死后，而李处耘委屈大白之时，仍然将李贬于淄州，投闲置散，最可能的解释是赵普反对马上起用李处耘。太祖在乾德二年八月，首命潘美、丁德裕、尹崇珂、张勋攻克南汉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做稍后攻取南汉的准备。然后在同年十一月，展开他统一天下的第二波军事行动，目标是四川。太祖分两路攻蜀，他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而以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率主力部队攻蜀。另命宁江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统偏师助攻，并命藩府旧人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曹翰（924—992）为西南转运使。太祖在大军出发前，特别叮嘱诸将，“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又表明“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李处耘在淄州一任三年，从乾德元年九月至乾德四年闰八月，在淄州的事迹可惜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他的长女嫁平卢节度使郭崇之子郭守璘，可能是李处耘守淄州时所结下的亲事。征蜀部队的胡作非为，大概他在乾德四年二月后，从原本任渝州（今重庆市）刺史，后以一度降全师雄而被贬为淄州教练使的陈守习处可得知一二。可惜他未及见蜀乱平定，以及再被召立功，在乾德四年闰八月二十四日便在淄州赍志以殁，得年仅四十七。教他遗憾的是，爱子李继隆当时在京师供职，未及见最后一面。闻鼙鼓而思良将，太祖得知李处耘的死讯，虽然李的官阶不高，但仍然特别废朝一日，赠李处耘宣德军（即湖州，今浙江湖州市）节度使、检校太傅，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
原标题：《考述李氏将门百年兴衰，揭示宋代“以文制武”国策背后的帝王之术》
栏目主编：朱自奋
来源：作者：文汇报 蒋楚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