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宋仁宗宝元初年，他年方弱冠（20岁），就考中了进士。后来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做了宰相。
那时朝廷开科取士，全国每次录取的进士也就几百人，在读书人中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司马光身为这群精英的一员，竟说自己文笔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太凡尔赛了吗？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段公案。
宋神宗（1048-1085）即位后，对司马光很是青睐，于是任命他做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唐代设置的官位，相当于皇上的机要秘书、御用笔杆子，专替皇上起草制诰。
制诰其实就是圣旨，皇上要册封臣下爵位，追赠大臣官位，贬斥罪臣，颁布重要政策，都免不了要写一通制诰下发。所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个非常核心的职位，可以经常接近皇帝、影响朝政。宋代宰相多半都在这个岗位上干过，比如王安石。得到这个职位是多少读书人求之不得的，可司马光却极力推辞，说自己文笔不好，做不来知制诰这么重要的工作，甚至内侍已经把告身（委任状）塞到他怀里了，他也硬要塞回去。
皇上纳闷了，怎么你司马光不识抬举，难道还敢看不起我吗？但他还是温言相劝道，“仁宗朝那些儒臣，有的满肚子学问，文笔不见得有多好，有的文辞华丽，肚子里却没有真货。唯有你，文采很好，又学富五车，为什么还要推辞？”
司马光答道，“皇上，臣不擅长四六文体，故而不敢担此大任。望皇上明鉴。”
皇上明白过来，仍坚持道，“朕不需要你堆砌词藻，你只需要仿照两汉那样平实的诏令体例即可。何况你在仁宗朝那么年轻就高中进士，如今却推说不会写四六文，这不是太过谦逊了吗？”
看来中央已经决定了，翰林学士知制诰还是由司马光来当。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的四六文体。四六文体其实就是骈文，非常讲究协音成韵，读起来摇头晃脑，非常有音乐感。这种文体之所以叫四六文，是因为写这种文的时候，断句字数总是四个加上六个，或者反过来。
比如，《滕王阁序》就很典型。“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又比如，“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前半段都是四个字，后半段都是六个字。
这种文风大概从三国末期兴起，一直到唐代都还风行。好几百年间，文人一写文章就是这种套路，看多了听多了也就腻了。唐代出了个韩愈，他主张这种文风要改，要回到古代那种质朴的散文去，比如《左传》这种文风，就比较好。于是乎他带动了古文运动，开了新的风气，获得了后世给他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崇高评价。
司马光说他写不来四六文，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他不喜欢这种文风，性格上就不喜欢浮艳之辞。这里就不多扯了。
司马光其实在国家治理方面建树不多，他主要的贡献与才能体现在史学方面。鉴于历代史书卷帙浩繁，皇帝政务繁忙，没那么多时间通读，司马光就奉旨把历代重要的史实摘编出来，编纂成一部编年体通史，就是《资治通鉴》。
《通鉴》所载史实，上起战国，下迄五代，涵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总共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等人耗费十九年才修撰完成，神宗亲自为《通鉴》写了序。写完这部史书后不久，司马光就去世了，难怪他完稿时曾对皇帝感叹，“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神宗朝是北宋历史的转折点。神宗希望富国强兵，于是任用王安石（1021-1086）变法。厉行变法的改革派称为新党，以王安石为首。遵循祖宗之法的派别称为旧党，以司马光为首。这两派势同水火，搅起的党争沸反盈天。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神宗黯然离世。哲宗即位，统治前期由宣仁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司马光的旧党全面执政，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高太后统治时“坤纲”独断，非常强势，又曾贬抑哲宗生母朱贵妃，哲宗因此心意难平。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恨屋及乌，对旧党政策全部推倒重来。为表示继承神宗的革命遗志，他将元祐年号改为“绍圣”，就是继承发扬先帝美政的意思。
后来宋徽宗（1083-1155）即位，仍然重用新党，蔡京蔡太师执政。蔡太师秉承皇上旨意，把旧党一律打成“奸党”，玩了一次国家级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崇宁三年（1104年），蔡太师指示全国各地都要立一块“奸党碑”（即有名的“元祐党人碑”），要把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的名字刻在“耻辱柱”上，把旧党彻底批倒批臭，还要把他们的诗词书画文一概禁毁。比如，苏轼的《东坡集》就成了禁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卷首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于毁版的厄运。
全国统一刻“奸党碑”的命令由东京发出，传到长安。长安知府征召了一位石匠来完成这个工程。这个石匠名叫安民。
哪知这个安民竟然同情旧党，心里想的跟徽宗皇帝和蔡太师的路线不一致。安民说，“我只是个粗笨的石匠，不懂朝廷立碑的重要意义。但我知道，像司马相公这样的正人君子，全天下都敬重他正直无私，现在朝廷却说他是奸党逆贼，我实在不忍心在这碑上刻下他的名字。”
知府见他竟敢有异议，就威胁要办他个抗旨之罪。安民哭着恳求道，“如果大人一定要草民刻这碑文，请求大人准许我不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碑的底座上。”原来那时官府刻碑都有个规矩，就是石匠要把名字刻在碑上，以备官方质检验收，做到责任到人。
这件事被元代宰相脱脱（又名托克托）记载在他主持修撰的《宋史》上。没想到一个平凡的石匠，竟然因此青史留名，也够戏剧化的了。
如今人们对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态度比较复杂。特别是对王安石，有的人非常推崇他，认为他的变法是非常必要的。也有一些人对他评价很低，认为北宋中衰他和宋神宗要负很大的责任。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王安石的确是个大改革家，但他的改革也确实失败了，北宋也确实在神宗朝以后就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但我们不能说王安石这人厉行改革从动机上就是坏的，他只是没有办法把握好变法罢了。
至于司马光，他在政治治理上确实没有多少建树，他的贡献和才能主要还是在历史学上。他本来就是个学术型人才。他是不是真的写不来四六文体，文笔不好，这倒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很可能他只是不喜欢那种文风，或者不想当那么重要的官。如果他不做宰相，就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学术工作，那应该就是他最好的归宿了。
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文笔不好，那说明他很诚实，能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缺点，这很难能可贵。如果他是不想当皇上的笔杆子，拒绝这样的高官厚禄，要坚持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事，也是很不容易的。这都是很值得学习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