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的1949年8月，国军“鹰犬将军”宋希濂和另一位志大才疏的“天子门生”胡宗南齐聚汉中，对老蒋即将展开的“西南决战”计划，交换着各自的意见看法。
此刻的两人，一个因在西北遭遇我军毁灭性打击而退入四川指挥残部负隅顽抗；一个因陈明仁和程潜长沙起义而完全暴露在二野南下大军视野中，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根绳上的蚂蚱”。因此，就下一步西南战局的看法，双方也展开了一场推心置腹的交流。
影视作品中的胡宗南与宋希濂
毋庸置疑，对老蒋所谓的“西南决战”计划，二人打心底里就不认同。且不说此时国共双方兵力和战斗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仅就西南地方军阀实力派们貌合神离、随时可能起义的状态而言，想要固守和经营西南就很难打开局面。
不同的是，宋希濂比完全陷入悲观情绪的胡宗南思维更开阔一些，在看到老蒋固守计划行不通的同时，也想到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破局之法。用他的话来大致概括：
“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境转移的基地；第二步，待共军开始向西南地区大举进攻时，应立即把你我掌握的5个兵团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守，前有怒江、高黎贡山；退，后有缅甸等国。”
听罢自己黄埔学弟宋希濂一番深入浅出的分析后，胡宗南顿觉眼前一亮，这正与自己从西南退却的想法不谋而合，二人意犹未尽，越聊越上头，足足探讨了6个多小时方才结束，最终达成的一致共识是：等老蒋亲赴重庆督战时，一同向他当面呈报“退守滇缅”的作战计划。
滇缅边境区域地图
殊不知，二人期待的“新局面”没能成行，等来的却是老蒋劈头盖脸的一通怒指。
客观的讲，宋希濂的这一计划是有一定优势所在的。至少比起国军固守西南坐以待毙的计划而言，明显更具现实操作性和可行性。一旦真的被老蒋采纳并付诸执行，30万国军盘踞滇缅边境尾大不掉的同时，不仅实力得到保存和休整，更会在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挡箭牌”掩护下对我军跨境清剿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只不过，关键时刻老蒋的出手制止使得二人看似完美的计划彻底化为泡影。胡宗南和宋希濂成了老蒋口中“不战而逃”、“愚蠢至极”的典型，被骂的体无完肤，也彻底搁置了这一“战略撤退”计划。
其实仔细想想，老蒋拒绝二人的建议也尽在情理之中，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论证：
首先是老蒋本人对固守西南后方无可动摇的“执念”。尽管结合当时的战场形势而言，他的这种一厢情愿主张无异于天方夜谭、不切实际，但结合他对一城一地得失尤为敏感和看重的态度来说，此刻作出这般决定倒也不足为奇。在他来讲，西南是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也是最后的根本，无论是出于迷之自信的态度，亦或是自欺欺人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总之，老蒋宁可“失人”也要“存地”。
影视作品中的蒋介石
老蒋对西南本土的军阀势力仍抱有一丝幻想。他曾在同身边心腹谈及西南军阀刘文辉等人时，颇为淡定从容的说出这样一段话：
“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他们抵抗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我们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
可见，老蒋既高估了自己对昔日险些被灭掉的地方军阀们笼络团结的手段与魄力，同样也低估了对方彻底与自己切割并投向人民军队阵营中来的决心。最终只会是坐视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人出于保全一省资源而公开通电起义，跳梁小丑、自食恶果的标签仍旧牢牢烙印在自己身上。
最后，是老蒋与下属长期以来保持的“距离感”所致。退守滇缅固然能起到保存实力的明显成效，但也不乏胡宗南与宋希濂二人借退居缅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过着“占山为王”自由生活的私心，这一点，又恰是老蒋所敏感的。
影视作品中解放大西南战斗场景
再加上这期间周恩来授意张治中，以书信形式向老蒋“披露”胡宗南和毛人凤昔日有意保留熊向晖为红色特工身份信息的“内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蒋干盗书”的“反间计”效果，平添了胡宗南与老蒋之间的一种“不信任感”。联想到这些，再结合西南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老蒋无论如何不会轻言放弃。
当然，宋希濂与胡宗南的这一建议或许会对陷入颓势的国军起到一丝提振和喘息的机会，但绝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起死回生效果，即便侥幸进入缅甸立足，从补给到武器，从生存到战斗，一切都充满未知的不确定性。
毕竟日后白崇禧集团战败逃亡越南的残兵，陆续因法属殖民地影响而被缴械遣返，谁又能保证进入缅甸的大量国军不会有此同样遭遇呢？只不过，相比于固守西南决战的匆匆落幕，退入滇缅能最大限度的满足生存周期的延长，仅此而已。
退入缅甸的部分国军士兵
毕竟，对败局已定的国军残余力量而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和形势已再清楚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