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草莽到铁军：海上游击队的诞生
1931年冬，闽东西洋岛渔民柯成贵因怒杀渔霸被迫逃亡。在福州码头，他结识了人力车夫李春财，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返回西洋岛组建武装。他们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很快聚集起百余名渔民，用自制土枪和渔船对抗渔霸与官府。这支队伍虽有江湖义气，但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
1933年底，闽东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柯成贵派副手林红弟赴福安寻找党组织。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派陈亮两次上岛考察，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深得民心，决定将其收编。1934年1月，曾志作为党代表登上西洋岛，宣布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柯成贵任营长，李春财、林红弟任副营长。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海上红军部队正式诞生。
这支队伍的装备堪称“原始”：20余艘帆船、1艘小汽艇、100多支步枪、2挺机枪，以及自制的土炸弹和手榴弹。但他们依托闽东复杂的海岛地形，迅速成长为令敌人胆寒的海上劲旅。
二、海上游击战的独特战术
闽东海上游击队的战术充满创造性：
1. “灯火计”智退敌舰
1934年夏，国民党军舰“通济”号闯入西洋岛海域。柯成贵令战士在大兴坑、皇帝台两座山头点燃数百盏灯笼，造成“红军主力驻扎”的假象。敌舰集中炮火轰击后，游击队20余艘小木船悄悄逼近，用手榴弹和步枪发起突袭。敌舰因火炮无法近距离作战，狼狈逃窜。此战首创“小木船打军舰”的经典战例，被叶飞称为“海上游击战的教科书”。
2. 海岛伏击与隐蔽转移
1935年2月，国民党军“围剿”西洋岛。柯成贵将连罗红军骨干20余人藏入风门屿岩洞中，自己化装成渔民送食物时被捕。副营长李春财率8名敢死队员，驾渔船突破封锁，将红军骨干转移至福清罗汉里山区，保存了革命火种。
3. 对日舰的威慑行动
1934年，日本军舰频繁窥视闽东沿海。游击队在西洋岛马祖宫墙上刷写“反对蒋介石出卖东三省”标语，并两次袭击日舰。日军虽调集数十艘军舰，但因惧怕游击队偷袭，始终不敢靠近闽东内海。
三、红色海洋的战略价值
闽东海上游击队的存在，深刻改变了闽东苏区的斗争格局：
1. 物资生命线
游击队控制闽浙海道，截击国民党军运粮船，仅1934年就缴获大米700余担。他们在福州马尾设立秘密交通站，以“运冰贩鱼”为掩护，为苏区输送药品、弹药和无线电设备。
2. 战略牵制
1934年，国民党军对闽东苏区发动“围剿”，海上游击队在敌后方频繁袭扰，迫使敌军分兵防守。叶飞回忆：“海上游击队让敌人‘海上陆上两头烧’，大大减轻了陆上压力。”
3. 群众动员
游击队在海岛创办夜校，教渔民识字、宣讲革命道理，建立船民工会。赛江船民为游击队提供船只，使天堑变为“红色航道”。
四、血火淬炼的英烈群像
1. 柯成贵：铁骨柔情的海上蛟龙
柯成贵牺牲时年仅27岁。在福州狱中，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胸膛，他仍高呼：“杀了我，还有千万个柯成贵！”就义前，他给妻子留下血书：“若生男儿，取名‘海生’，让他继承父志。”
2. 李春财：暗夜中的护航者
柯成贵牺牲后，李春财率部继续战斗。1935年，他护送连罗红军转移时，腿部中弹仍坚持掌舵，用身体堵住船底漏洞，最终壮烈牺牲。
3. 曾志：收编背后的巾帼英雄
曾志在收编过程中展现出非凡魄力。她深入海岛，与柯成贵促膝长谈，将“劫富济贫”的草莽武装改造成纪律严明的红军。多年后，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海上游击队的成功，证明人民战争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根发芽。”
五、历史长河中的红色基因
闽东海上游击队的遗产超越了时空：
1. 军事创新的启示
他们的“灵活机动、依托群众、以弱胜强”战术，为后来的海上游击战提供了范本。抗日战争时期，闽中海上游击队继承其经验，潜入伪军内部开展隐蔽斗争，被誉为“海上地下长城”。
2. 海军建设的源头
1938年，部分队员随闽东红军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参加车桥战役、孟良崮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叶飞担任海军司令员，将海上游击队的“小艇打大舰”思想融入人民海军战术体系。
3. 精神传承的丰碑
如今，西洋岛建有柯成贵纪念馆，陈列着他使用过的双筒望远镜和土制手榴弹。每年清明，渔民自发组织“海上祭英烈”活动，用渔船摆出“向红军致敬”的字样。
闽东海上游击队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动实践。他们用小木船对抗军舰，用土炸弹捍卫海疆，在惊涛骇浪中书写了“人民战争”的奇迹。正如叶飞所言：“这支队伍证明，只要紧紧依靠人民，即使在茫茫大海上，也能建立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 当今天的中国海军航母编队驰骋大洋时，我们不应忘记，在90年前的闽东渔场，一群渔民出身的红军战士，曾用鲜血和智慧，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海上红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