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顾：第二故乡的大憨哥，至今我还牵挂着他

大憨哥比我大十岁，他的大号叫王大龙，小名叫大憨。大憨哥是1940年出生的，属龙，所以他大（父亲）给他起了王大龙这个大号。别看大憨哥的小名叫大憨，可他一点都不憨，人也很善良，我是到山西插队落户时和大憨哥认识的，至今还和他保持着联系。

有关我和大憨哥的故事，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1968年12月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当时我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街道上也没有办法为我安置工作，十八岁的我留在城里只能吃闲饭，街道干部就到我家作动员，动员我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我虽然过了十八岁生日，可我长得很瘦弱，个子也不高，我妈不放心我去农村插队落户。我看同学们都积极报名去山西插队落户，我也不甘落后，就偷出户口本，和同学们一起注销了城市户口，决定去山西省吕梁地区的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山西吕梁，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插队落户好，就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李玉军一起报名选择了山西吕梁。

1968年12月26日，我们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告别父母和亲人，乘坐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启了我们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涯。

下了火车坐汽车，最终我们八名北京知青跟着帮我们挑行李的老乡，从公社驻地出发，步行十二里山路，来到了吕梁地区一个叫王家坡的小山村。从那以后，我们八个人就插队落户在王家坡大队，成了王家坡三队的社员，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轮流在老乡家里吃派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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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玉军没去老乡家借住，就住在了生产队饲养室旁边的一孔土窑里，和队里的饲养员大憨哥睡在一铺土炕上，也和大憨哥在一口锅里吃饭。

文章的开头我就说过了，大憨哥的大名叫王大龙，可全生产队的人根本就没人喊他的大名，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大憨哥的大名，不管大人娃娃都喊他大憨，大憨哥也不恼，谁喊他大憨，他都笑着答应。

饲养室旁边的那空土窑很宽敞，一铺土炕能睡下四五个人，和土炕连在一起的是灶台，灶台和土炕连接处是一道用土坯垒砌的矮墙，矮墙上有一盏马灯，那盏马灯是大憨哥夜里起来喂牲口照明用的。灶台上有一口七印的铁锅，我们仨就用那口铁锅做饭。

大憨哥当年二十八岁，是个光棍，他很淳朴很善良，把炕头让给我和李玉军，把他自己的铺盖挪到了炕梢上，和我俩的铺盖隔着一米多宽的距离。大憨哥说他身上有虱子，怕传给我俩。

王家坡三队一共有四头毛驴三头牛，就大憨哥一名饲养员，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来去喂牛喂驴，然后挑水生火做饭，做好了饭才叫我和李玉军起来吃饭。别看大憨哥是个光棍，他做饭还挺利索，蒸的发面窝头喧腾腾的，好看也好吃。大憨哥也会炖菜，会熬菜汤，会熬糊糊。最关键的是大憨哥讲卫生，做饭前先洗手，放碗筷的墙壁洞，洞口还挂着一块布帘子。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队里也没给我们知青安排农活，我和李玉军就帮着大憨哥喂牲口，帮他铡草料，帮着挑土垫圈，也学着挑水。每次我俩帮着干点活，大憨哥都很感激，他总是拿我俩当客人，好像我俩不是来插队落户当农民的，是来王家坡走亲戚的。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王队长就带领社员们往山上送粪（运送土杂肥），准备春耕。第一天往山上挑粪，我和李玉军都累得腰酸背痛的，肩膀也压肿了，收工回来就倒在了土炕上，大憨哥做好饭叫了我俩好几遍，我俩才爬起来吃饭。

那顿晚饭跟平时的不一样，发面窝头里有菜叶子，吃在嘴里有咸味，很好吃。咸菜条也是用熟棉油拌过的，还有半锅菜汤。大憨哥说我们刚参加生产劳动，特意给我俩改善一下伙食，和面时加了一点菜叶和盐面，这样蒸出来的窝头好吃。

吃罢晚饭，大憨哥不让我俩刷锅洗碗，还端来热水让我俩泡脚解乏。他看我俩的肩膀又红又肿，就告诉我俩挑粪的时候要学着换肩，累了就放下担子歇一下，刚学着干农活不要性急，要慢慢适应。大憨哥就像一位长辈，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我和李玉军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

第二天出工劳动的时候我俩才发现，大憨哥把我俩的鞋都烤干了，扁担中间还给我俩绑上了棉垫。看着大憨哥憨厚的笑容，我俩心里暖暖的。

后来我和李玉军才知道，大憨哥还有一个弟弟，叫王二祥，王二祥比大憨哥小两岁。因为大憨哥的母亲去世早，大憨哥小时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轻微的后遗症，到了二十二、三岁还没找上对象。大憨哥的父亲就四处求亲告友托媒人给大憨哥介绍对象，村里的媒婆说河西（黄河西岸）枣林坪（陕西地界）那边有一个叫秋英的女子，人挺精明也很勤快，就是脸上有麻子。人家不要彩礼，就要两布袋小麦。

1965年春天，就在大憨哥准备迎娶枣林坪的秋英女子时，大憨哥的父亲突然患了重病，大憨哥的父亲临终前对他说：“大憨，你是哥哥，二祥你不能不管，咱家穷，二祥的婚事不好办，等你娶了婆姨，你哥俩就一起……”大憨哥的父亲话没说完，就咽气了。

第二年初冬，经过媒婆的说合，原本要和大憨哥结婚的那个秋英女子跟二祥领取了结婚证，腊月初就迎娶进门。秋英很善良，她同意让大憨跟他们一起生活。可大憨说人家是弟媳，自己是个光棍，在一起吃住不方便，他就去找队长，队长就安排他到饲养室当了饲养员，吃住都在饲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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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憨哥不跟着他弟弟一起吃饭，他弟媳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他送到饲养室来，他的棉衣和被褥，也是他弟媳妇帮着拆洗，乡亲们都夸二祥的婆姨贤惠，是个好婆姨。

我和李玉军在饲养室跟着大憨哥吃住了了大半年的时间，大憨哥给了我俩很多关爱和照顾，我俩发自内心地感激大憨哥。等麦收过后交完了公粮，队里给我们北京知青箍了三孔阔气的石窑，成立了三队知青点，我和李玉军就搬到知青点吃住了。搬家那天，大憨哥眼泪汪汪地对我俩说：“我还真舍不得你俩搬走，你俩走了，没人跟我拉话了……”

我们搬到知青点居住的第四天，大憨哥给我们知青送来了十六个鸡蛋，他在饲养室的院子里喂了三只老母鸡，平时他自己舍不得吃鸡蛋，都换成钱留着打油买盐。我们搬走了，大憨哥心里舍不得，他把攒下的十六个鸡蛋给我们知青送来，让我们增加营养。

之后的日子里，大憨哥有点好吃的都想着我和李玉军，过八月节的时候，他弟妹给他送来了烙糖饼和扁食，他自己没舍得吃，硬是把我和李玉军拉到饲养室，我们三人一起过的八月节，大憨哥还给我俩一人煮了两个鸡蛋。

1977年秋后，国家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第一个报名参加高考。大憨哥听说我为了考大学天天学习到深夜，他就把我的铺盖卷搬到饲养室，让我在饲养室安心学习，一日三餐不用我操心，他来照顾我的生活。大憨哥推了十斤留着过年的小麦，隔三差五给我烙一回白面饼，还跑到后沟割来羊肉给我增加营养，鼓励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不分昼夜苦熬了两个月，我顺利参加了高考。春节过后不久，我收到了北京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全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北京知青。

离开王家坡那天，大憨哥早早喂上生灵，给我挑着行李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大憨哥还给我烙了几张白面饼。分别的时候，我看到了大憨哥眼睛里转动的泪花，他冲我挥挥手，一个人扛着扁担默默地回了王家坡。

在县汽车站吃午饭时我才发现，包着烙饼的笼屉布一角，还卷着二十块钱，四张八成新的五元票。那时的二十块钱对大憨哥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头年初冬分红，我们生产队分红最多的就是大憨哥，他分了十九块二毛钱。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重工局工作，工作后第二个月开了工资，我给大憨哥买了一身中山装和两双北京布鞋寄回了王家坡。我在王家坡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多，从没见大憨哥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

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我一直也没抽出时间回山西看望大憨哥。唯一能做的就是逢年过节给大憨哥寄一点钱，寄几件衣服，有时也寄一点北京的特产和糕点。

2011年春天我退休了，退休后第一时间，我和李玉军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到了王家坡我俩才知道，王家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低矮的土窑都变成了阔气的石窑，也都安上了明亮的新式门窗。村里的小路都打上了水泥地面，宽敞了也平坦了。

当时大憨哥都七十岁了，身子骨很硬朗，他一个人住在当年我们知青点的那三孔石窑里，还耕种着两亩责任田，院子里养着羊喂着鸡，看样子家里的光景还不错。时隔三十多年再相见，大憨哥看到我俩先是一阵惊喜，接着就圪蹴在院子里哭起来。看大憨哥哭了，我和李玉军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们三人哭成了一团。

那天大憨哥让他弟弟杀了一只羊，叫来他弟媳帮着熬羊汤做饭，叫来了村支书和村主任作陪。大憨哥把我俩当成了贵客，斩羊待客在王家坡那可是最高规格了。

吃饭的时候，大憨哥的弟弟二祥说早就想让大哥跟他们一起生活，可他大哥是个犟板筋，说啥也不同意。大憨哥笑着说：“我身体好，生活能自理，咋能给你们添麻烦哩。”

那次我和李玉军在王家坡待了三天，还是和大憨哥睡一铺土炕。看大憨哥家的电视机坏了，我和李玉军跑到县城给大憨哥买了电视，还给他买了新被褥，买了煤气罐和煤气灶。大憨哥非要给钱，看我真生气了，他才把钱收起来。

目前，过完八十四岁生日的大憨哥身体还很好，他还是一个人生活，前两天我和他通电话，大憨哥说去山上挖地刚回来，他喜欢喝小米稀饭，年年都播种半亩谷子。除了这半亩谷子地，其他的责任田都让他弟弟耕种了，他已经跟他弟弟说好了，以后就跟着他弟弟一起吃饭，自己就不开伙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牵挂着大憨哥。大憨哥心里也牵挂着我和李玉军，去年春节前，他还让他侄子（二祥家的二小子）给我和李玉军寄来了山西的红枣和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