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何国胜
实习生 焦梦洋
编辑 | 向 由
“没办法，最底层的工作（都）不要我。”
蒋苏南如此回应劝他不要再去医院通过“试药”谋生的民警。
年过30，蒋苏南还没有稳定的工作，最近新找的谋生手段是职业“试药人”，三个月一次，一次收入四五千元。
“上万的（试验药物项目）我也不敢干，对身体有伤害的。”他说。
在这之前，他还卖过血，也因饿得实在受不了而偷过东西，并因此被拘留13天。
而这一切，又跟15年前的“一时冲动”和“年少无知”有关。
2010年，时年17岁的蒋苏南因抢劫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2013年7月刑满释放。在监狱服刑时，管理人员告诉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出来）人人平等。”
但出狱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他越发明白，一旦有了“前科”，一视同仁便无从谈起。
“2014年前后不怎么查（案底）”时，蒋苏南跑过几年外卖，“（一个月）三四千块钱，够维持生活”。
2018年左右，大多数工作都开始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包括外卖、网约车、保安、保洁。蒋苏南因此失业。
之后，为了活下去，他做各种日结工、试药，开始充满不确定性的零工生活。
为了活下去，要开始充满不确定性的零工生活/《热带往事》剧照
现实里，像蒋苏南一样因曾经犯罪而被正常生活拒之门外的人，还有很多。
司法实务中，蒋苏南这种被判处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被称为轻微犯罪。最高检信息显示，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上升至2022年的超过85%。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据此推算，目前累积的轻微罪罪犯，总数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
他们都曾因轻微犯罪而遭受刑罚，但出狱后因为存在犯罪记录，绝大多数行业向他们关闭了大门。这致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生活陷入困境。
刑罚
对于10年前的抢劫犯罪，蒋苏南没有太多的解释，只说是年少无知和一时冲动。
但是现在，他对当时的行为异常后悔，“回到那时候绝对不会犯，我宁愿饿死都不会那样”。他说。
与蒋苏南不同，河南开封的孟波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为当时撞到横穿马路的行人付出如此代价——服刑10个月、丢掉国企工作、影响儿子考公。
他清晰记得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个夜晚。
2020年1月6日晚6点30分左右，开封下着小雪，孟波开着公司的工程面包车，走在开封市双向八车道的东京大道。当时，他沿东京大道由东向西行驶，刚从一个红绿灯起步不久，遇见一位老妇人下公交车后横穿马路。孟波发现时，她已到了车前，刹车不及，迎面撞上。孟波下车，一边用手里的包给伤者挡雪，一边拨打了110和120，直到交警到来，救护车将伤者送走。
但当晚凌晨，老妇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孟波驾车撞到人的开封市东京大道/受访者供图
事后不久，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孟波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遇有雨、雪气象条件时，未降低行驶速度。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行人步行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
孟波对此不服，觉得是行人横穿马路在前，而自己正常行驶，且事后没有逃逸，遂申请复核，但结果依旧。
随后，他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立案、逮捕、起诉。2021年4月8日，孟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他当庭上诉。几番周折后，终审时结果依旧没有改变。
自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出事之前，孟波在当地电信公司做政企客户经理，工作已经超过10年，“这个工作在当地已属不错，大小是央企，收入还可以”。
出事后，单位并未立即辞退他，而是给他办了停薪留职。孟波说，领导和同事们相信他的为人，都说“赶紧把事情解决了，回来上班”。而终审被判有罪后，他被公司开除，并在后续求职中接连碰壁。
终审被判有罪后，不仅被公司开除，还在后续求职中接连碰壁/《南方车站的聚会》剧照
同样无法恢复生活的，还有辽宁营口的刘峰。
2016年，刘峰和前司领导闹矛盾，在营口老家一家车贷公司工作了两月。当时，刘峰作为业务员，负责发广告拉客户。
那两个月，在朋友介绍下，刘峰做了两单。后来，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再加上前司领导又请他回去，他又回了原先的公司上班。
2019年，这家车贷公司的主要业务被认定为套路贷，整个公司被定性涉黑，大部分员工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成员从而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像刘峰这样多年前只工作过两个月的前员工。
2020年6月，刘峰一审被判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和诈骗罪，获刑一年八个月，其后上诉。2020年12月二审法院发回重审，2021年12月，重审改判，去除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以诈骗罪判刑十个月。
在判刑前，刘峰在沈阳一家防爆器材公司做售后服务，负责安装指导和检查维修。“虽然只是普通员工，但加上出差补助，工资还可以。”刘峰说，“如果干到现在的话，就有十五六年了，保险什么都能有，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高墙
轻微犯罪虽然刑期不算太长，但在监狱待过再出来，蒋苏南、刘峰他们都发现，自己的选择不多了。
按照刑法第一百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这便是所谓的前科报告制度，与之相匹配的是，国内40多部法律都有与前科人员相关的规定。此外，数以百计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诸多行业的内部规范，都对有前科人员的就业机会、资格和权利等进行限制或剥夺。
2024年，蒋苏南打工的饭店倒闭后，因犯罪记录找不到正式工作的他，靠日结工和试药维持生活。日结工的工作不是天天有，“碰运气”，而试药也是隔三个月才去一次。
如今的他，已经付不起房租，在外流浪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借住朋友家。
“你可以自己摆摊创业。”有民警这样告诉蒋苏南。他回说：“我手里没钱，怎么摆摊？”
在监狱待过再出来，发现自己的选择不多了/《南方车站的聚会》剧照
刘峰出狱后养了一年身体，之后重新开始工作。
先是家里亲戚介绍他去盘锦油田，但因为他有前科作罢。之后试了几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对方都会流程性地问几句有无前科，“我都是如实说”，但“人家根本就不要带前科的”，刘峰说。
接连碰壁后，刘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就不找那种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公司或工厂了”。
2022年6月，在曾经狱友的介绍下，他到一家海蜇加工厂做临时工。当时，朋友问他：“这个活很累，以前你也没干过，能不能干？”
“想到自己出来一年多了，没有收入来源，一咬牙就去了。”刘峰说。
海蜇加工是季节活，只有每年6月末到9月初有活。刘峰负责把拉回来的海蜇进行头、皮分离等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什么时候来货什么时候上班，有时候后半夜2点车来了，就得去卸车干活”。
工资日结，一天200多元，有时候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也有熬通宵的情况。
孟波的处境跟刘峰类似。出狱后，他也试过重新找工作，但稍具规模的企业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成为他无法翻越的高墙。
认清现实后，他凭借之前的网络技术和人脉积累，做起装摄像头、拉网线之类的活计。不过，他也只能接私人的单，无法接正规企业的，“他们肯定得问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孟波找工作时看到执勤人员需要无犯罪记录/受访者供图
虽有朋友介绍项目，但成功拿下的概率并不高，孟波说，“现在卷得厉害，只要最好的质量、最低的价格，不管其他的”，即使能接到活，“结账也不容易”。
“网上有些人说你可以做生意，我们这些人有本钱的话，还求人干嘛？谁不想做生意，当老板。”一位约30年前被两年“劳教”的王孟告诉南风窗。
2024年之前，王孟在超市摆摊卖饺子、烧卖等面点。近两年，超市人流量少，“越做越亏，就退出来了，想打个工”。
从去年到今年，王孟找了30多份工作，送快递，跑外卖，当保安，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王孟曾在一小区短暂做几天保安，“领导让我代理队长”。后来，“身份证号码一报”，发现有案底，“白干了”。
目前，无业在家的王孟依靠70多岁的母亲生活，“我老妈现在72岁，还在别人家里做保姆”，他说。
株连
比起自己，孟波更担心儿子。
“我现在50多岁了，说难听点也没什么希望了，我主要担心这件事对我儿子的影响。”孟波说。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孟波出事后，儿子大学毕业，起初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但不久后便失业了。彼时，正值当地辅警招考，孟波便让儿子去应考，谋求一个稳定的工作。
“他的成绩不错，笔试、面试和体测都过了，最后因为我这事卡到政审这一关。”孟波说，尽管当时他的终审判决结果未出，理论上还不能被认为有罪，但儿子政审时对方了解到他的情况，未予通过。
考辅警被拒后，孟波儿子又找了一家私企，没干多久，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之后，孟波儿子自己创业，开了个小饭馆做外卖，也因赔钱没干下去。
现在，孟波还是让儿子备考公务员。
“我说你还考，要不你怎么弄，上哪打工去，私企现在都在裁人，尤其像开封这种地方也不好找（工作），你只有考公。”孟波说，他还要继续申诉自己的案件，“如果哪天我被‘平反’了，儿子的机会就来了，如果不参与，我被‘平反’了，他就错过了”。
除了儿子，孟波甚至担心自己的事会影响到孙女，“都说要查三代的”。他想着努力再找工作，多挣钱，尽力“把孙女送出国去”。
除了自己，孩子的未来也被影响着/《乌海》剧照
刘峰也有孩子，小学在读。起初，他也担心自己的事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求学和工作，但后来慢慢想开了，“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努力给他创造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以后可以轻松一点”。
但刘峰还是感觉对不起孩子，只是“没办法，这不是个人所能改变的”。他能做的是，尽力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不敢做太多设想，“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不想那些了”。刘峰坦言，“没有规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蒋苏南的愿望是，“希望（社会）能接纳我们这些有案底的人，给我们一个生存的机会，别的我都没要求了。”
此外，蒋苏南犯罪时仍是未成年人，按照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他的犯罪记录理应封存，并可以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但他表示，他至今无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且还从一些大数据平台查询到自己的刑事执行信息，这给他带来很多阻碍。
隐形的高墙，可能会带来再犯罪的风险。蒋苏南见过太多“二进宫”，甚至多次“进宫”的前科人员。
王孟也说：“我现在没有想（犯罪），但是不表示我以后不会。如果你三天没吃饭了，看到一个馒头，还管它是不是偷来的吗？你会不吃吗？”他担心，如果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会让他们再度走上犯罪的道路。
隐形的高墙，可能会带来再犯罪的风险/《风平浪静》剧照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希望。
比照前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这意味着轻微犯罪人员在绝大数时候，都可以正常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保障正常生活、工作不受影响。
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提议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24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25年全国两会，周光权提交相关提案，呼吁制定具体措施，推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尽快落地。周光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轻微犯罪的犯罪记录如果不及时封存，已经刑满释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正常的求职、求学、生活会因此受阻，进而导致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改过自新后复归社会变得很困难。”
目前，尚不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何时能出台落地，但可以想到的是，在这之前，蒋苏南、刘峰、孟波他们仍会常被正常生活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