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错节的根系紧抓着贫瘠的浅层土壤，一棵古老橄榄树布满瘤节的树干顽强向上，托起浓密如云的银绿色树冠。这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此刻正被笼罩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短程线穹顶（geodesic dome）之下——在英国康沃尔郡的伊甸园工程保护区，植物考古学家丹·瑞安正仰望着这位"时空旅者"："它大约1800岁了，当它还是幼苗时，人类文明正经历着怎样的激荡？"
当它还是幼苗时，罗马帝国正值极盛时期。托勒密正绘制着注定失败的本轮（Epicycles）系统，试图模拟行星与太阳绕地球运行的轨迹。它走过了两千年岁月，通过与地下土壤和空中异源物种缔结生存同盟，这棵树成功躲避了干旱、啃食与病害的致命威胁。
"当我们讨论智能时，"瑞安抚过龟裂的树皮，"是否考虑过这些生命见证过几十代人的出生和死亡？"斜阳透过穹顶的三角玻璃，在银绿色叶片上投下几何光斑，仿佛古老生命正在演示另一种智慧形态。在过去的150年间，非人类智能一直是科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十九世纪的剑桥校园里，达尔文用旋转盆栽实验证明，植物远比人类想象的更懂生存谋略。这些表现放在人类身上毫无疑问会被看作是一种智能。但直到今天，智力仍然被严格定义为人类的一种特质。
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乌鸦用树枝钓出树洞里的蚂蚁，蜜蜂用"8字舞"标注蜜源坐标，章鱼能记住迷宫出口的模样，还有会算术的非洲灰鹦鹉、用超声波聊天的抹香鲸、能识别镜中自己的清洁虾......有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发现，关于智能的严格标准已经放松到更宽泛的边界内。
如此的发现每年还在增加中，但扩宽了的定义边界仍然没有将植物囊括在内。承认它们可能存在智能，意味着要颠覆人类引以为傲的认知体系——意识、推理、感知这些构建文明的基石，突然要与无法移动、不能言语的生命形态共享定义。
然而，我们似乎正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把包括植物在内的更多生命纳入智慧生命的队列中，有些激进者要把真菌、细菌、黏菌、草履虫等也收揽在内，甚至一些前沿科学家们主张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一些行为若出现在动物身上，早就会被认定具有智能了。所以，事实究竟如何？难道万物皆有智能？
或许这个问题完全就是本末倒置。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发育生物学家指出，这些新发现与其说是不断地在将更多生物纳入智能的范畴，不如说是在证明我们对智能本身的理解存在问题。他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彻底重新审视对智能的认知，就能在面临威胁所有地球生命的生态危机中，找到重建人类与其他生命平衡的更好方案。
▷1800岁的橄榄树，经历了多少沧桑变换？它拥有智能吗？图源：noema
植物也具有智能吗？
千百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将植物视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或“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中最底层的静止景观。直到达尔文观察了捕蝇草和其他食肉植物类似动物的捕食动作之后开始怀疑这一教条，并猜想可以把植物看作是倒立着的人类，地下的根须网络即其"大脑"，指挥着地表枝叶的活动。然而，与《物种起源》一书所受到的赞誉和引起的社会动荡完全不同，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一新观点所要迎接的是大多数人尴尬的沉默。
*存在巨链：中世纪宇宙观，认为万物按灵性高低形成严格等级，这套生命等级论把万物分为矿物、植物、动物、人类、天使五阶。
▷巴克斯特和他的盆栽。他认为植物会感到疼痛并具有超感官知觉。图源：EXO-Science
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克莱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将一盆盆栽连接到测谎仪上，心里想着要点燃它，然后他看到了测谎仪上的跳动，遂将之解释成植物通过心灵感应读懂了他的想法。这种无稽之谈使此后三十年，所有关于植物感知的研究都被掩盖。到了21世纪之交，一些叛逆的植物生理学家们认为，是时候革新植物行为学理论来匹配20世纪末出现的大量新的观察结果了。植物也许并不能读懂任何人的心思，但它们确实有着自己的想法。
此后，相关的研究结果不断涌现出来。这些发现揭示：植物拥有比人类更强大的感官系统，它们还能够整合这些感官所获取的信息并作出决策。例如分子生物学家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和他在瑞士洛桑大学的同事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拟南芥（植物生理学研究的主要模式生物）会根据啃食其叶子的毛毛虫的大小，动态调整激素防御策略。如果攻击者的体型较小，那么拟南芥就会分泌有毒物质来干扰其幼虫的消化吸收过程，延缓其生长速度并推迟化蛹阶段。"被小虫蚕食总好过被大虫撕裂，"法默解释道，“同时，叶片遇袭时分泌毒素与抗消化蛋白，使自身变得难以下咽。” 法默认为，这证明植物能评估要害器官受威胁程度，智能分配防御资源。其他植物也会有类似的反应。比如利马豆（Phaseolus lunatus）会在毛虫开始吃它时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用来吸引寄生蜂来攻击捕食者。
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些植物似乎具有记忆。例如捕蝇草会计算昆虫触发其感觉毛的次数——通常需要昆虫连续触发两次，它才会夹住闯入者。并且它还要在被困昆虫挣扎时数到三，才会分泌珍贵的消化液。向日植物能够记住太阳升起的时间，即使当它们在黑暗中呆了几天之后仍能保持生物钟。还有一些植物可以从干旱中吸取经验，它们会缩小或完全关闭叶片上的蒸发孔来准备应对持续的干旱。
任何角度看，"人类"都像是众多生物体协同构建的超级智能联合体。
植物之外，还有什么智能被我们忽略？
真菌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是众多研究的对象，它们表现出了具有目的导向的行为，甚至一些寄生物种还可以操纵宿主的行为来实现自身目标。它们像植物一样也能够感知，通过其微细的线状卷须（菌丝）来感知周围世界，并决定是朝向、围绕还是远离它们所接触到的刺激物生长。真菌生物学家尼古拉斯·马尼（Nicholas Money）在《Psyche》杂志上撰文指出，这些行为具有“空间识别、记忆和智能”的特征。2022年，另一位研究人员安德鲁·阿达马茨基（Andrew Adamatzky）发现，有证据表明，金针菇（enoki）、裂褶菌（split gill fungi）、幽灵真菌（ghost fungi）和冬虫夏草（caterpillar fungi）可以将环境信息编码为稳定的内部概念，就像人类在森林中将周围所见描述为树、岩石和松鼠等词语一样。这些真菌甚至可以识别形状。
颠覆认知的还有黏菌，特别是多头绒泡菌（Physarum polycephalum）。当多个绒泡菌相遇，会融合成基因共享的"智能共同体"，实验室记录显示，个别融合体质量可达20公斤。它们展现的智能令科学家瞠目：可以在迷宫中通过最短路线找到食物，还可以解决一些复杂的数学问题（如旅行推销员问题，即在返回起点之前确定到达多个目的地的最快方法）。它们也能够在面对有害或有毒刺激时，能如人类般准确地在安全和效率之间做出权衡，有时它们的非常规决策还会让人联想到人类的非理性和偏好。甚至有证据表明，它们具有记忆和模式识别能力，能够预测到周期性的电击刺激。
其他单细胞生物同样展现精妙的类智能行为。例如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能够感知并对正向刺激物（光线、食物、交配）做出反应，还可以很好地避开毒素和天敌，它们甚至会发动群体围猎。一些细菌也能够在单独行动和结队成群之间做出决定，例如通过结成生物膜来对抗危险、饥饿或是人类最先进的抗生素。一些菌群还有着类似巴甫洛夫效应的联想学习能力，例如大肠杆菌可以在高温和缺氧之间形成关联记忆，并在温度降低时改变其新陈代谢来备战缺氧。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细菌相互作用的阿尔伯特·西里亚波恩（Albert Siryaporn）表示，如果结成生物膜的菌群中某一部分感染噬菌体时，未感染的那部分细菌就会与之疏离来避免接触。
发育生物学家迈克尔·列文（Michael Levin）认为，即使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单个细胞也能够像细菌一样做出决策，同样的细胞会在发育分化过程中与其他细胞相互协调，而在某些情况下（如转变成癌细胞时）则会优先考虑自身的生长。这一观点其实并没有那么前沿，植物生物学家、细胞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在1983年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中就曾提到过细胞有“思考”的行为。2024年，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肾脏细胞竟利用"间隔重复"记忆法则——这种通常关联大脑学习的模式——优化生理功能。
反对意见是怎样的？
面对层层叠叠宣称即使是生命的微观组分也存在智能的研究，不少科学家们开始为此感到厌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植物生理学名誉研究员林肯·泰兹（Lincoln Taiz），作为该领域奠基教科书之一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直言：“很多植物神经生物学家简直患上了'大脑嫉妒症'。”耶鲁微生物学家克利福德·斯莱曼（Clifford Slayman）更尖锐，斥责"植物智能"是"愚蠢的干扰"，正在模糊"科学圣殿与疯人院的界线"。
2023年接受Vox采访时，泰兹重申：“绝大多数主流植物科学家并不太相信‘植物神经生物学家’的工作”，他反对真菌可能具有语言的观点，认为其“过于模糊，无法进行科学评估”。他也反对“细胞具有感知”这一观点，认为其“建立在一系列精心推测的基础上，缺乏经验证据”，相反他们认为观测到的行为实为“演化而来写在基因中的硬性规定，与生物个体的学习能力无关，不能作为有意识甚至认知行为的证据”。
相对保守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智能行为”实际上只是“趋向性”（tropism）。这个词由德裔美国生理学家雅克·勒布（Jacques Loeb）推广，指的是生物与认知和能动性相悖的的一种自动化、机械式的反应，它排除任何内在意志，与智能认知背道而驰。勒布等机械论者宣称，趋向性支配着所有植物行为（如向阳生长），甚至还有一些动物行为（如飞蛾趋光）。
对于今天的批评者来说，看似简单生物内感知、交流、学习与记忆，实际上只是数亿年进化过程中基因编程的先天反射。外行眼中的"智能表象"，不过是基因算法的精密伪装。
如果我们无法就认知达成清晰而实质性的定义，添加新前缀又有何意义？一个尚未定义的概念，其"极简"版本又有什么价值？
泰兹为困惑者提供一条经验法则：真正的智能需要一个大脑。这个观点流传甚广。剑桥大学从事智能和认知研究的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说：“智能需要具备可操控、能预测解释并控制世界的外部世界心理表征，我确信此类表征不可能存在于无神经结构的生物中。”。故曰：无脑则无表征，无表征则无智能。
▷图：一些科学家认为，没有大脑就没有智能。图源：dreamstime
但这一观点陷入了某种循环论证。事实上，勒布在晚年认为，所有动物的行为都可以归结为趋向性——并且如果能够找出控制动物行为的物理或化学作用，他甚至设想了一种“人类行为的数学理论”。一个多世纪后，一些研究人员提出，有大脑的生物的行为可能兼具智能与趋向性的双重属性。剑桥大学研究多细胞性的理论生物学家恩里科·桑德罗·科利齐（Enrico Sandro Colizzi）说：“基因突变的过程非常像是一种机器学习工具。其实是‘演化过程’在学习”。
阿达马茨基并不认为他所研究的非神经生物的行为只是趋向性。但他也“反对使用‘粘菌智能’或‘真菌智能’这样的短语”。 他的质疑在于这个词语本身：“我们尚未对智能作出明确定义。”
究竟如何定义“智能”？
“智能”一词的含义似乎显得过于丰富了。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DeepMind联合创始人谢恩·莱格（Shane Legg）为智能一词编列了至少70种定义。研究表明，"智能"已成为语义混沌的同义词沼泽，缺乏科学实用性。实际上，这是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界百年未解的公开困局。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所使用的智商测试一直都饱受争议，因为它评估的是一个人运用记忆和推理操纵数学符号和语言概念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关。换句话说，智商测试是受文化约束的，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智能。植物、真菌或细菌显然无法参与此类测试。但若测试基于完全异质文化，人类同样会折戟。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曾说：“如果智商测验是由18世纪的苏族人（Sioux）*设计的，那么我可能便会一败涂地”。智商测试本质是一种文化适配器，以检验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认知建模与生存优化能力。
*苏族人：美洲土著，很多居于美国南达科他州
若为植物设计专属"智商测试"，会得到什么结果？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微智能实验室主任帕科·卡尔沃（Paco Calvo）指出："植物过半生物量藏于地下，其根系活动完全超出人类观测范畴。根系既要规避危险，又要勘探水肥资源，更需在迥异于动物的时间尺度上协调多重任务。"也就是说，人类中心的智能标尺，无法丈量其他生命的认知疆域。
一些人也开始质疑智商测试能否涵盖人类心智全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认知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试图扩大智商测试的范围，提出了所谓的多元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该理论纳入音乐智能、肢体动觉智能、空间智能、人际与内省智能等新维度。之后，他又提出了“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理论界也由此分裂为传统智能流派和多元智能流派。
随着蚂蚁等非哺乳动物具有智能的证据出现，人们开始研究所谓的“群体智能理论”（swarm intelligence），以解释群体生物如何通过趋向性来超越单一个体的脑力，与之类似的还有“集体智能理论”（Collective intelligence）。而对于真菌和细胞，科学家们则提出“最小认知”（minimal cognition）、“基础认知”（basal cognition）以及最近提出的“原认知”（proto-cognition）等新说法，来解释那些不符合“智能”最基本要求（中枢神经系统、多于一个细胞组成）的生物认知行为，同时还承认它们的某些行为的确展现了一定智能。
有学者主张，智能如同呼吸作用般的基础生物机能，其演化并非始于人类或大脑，而是可追溯至最原始生命形态的某种早期形式。
阿德莱德大学学者帕梅拉·莱昂（Pamela Lyon）痛斥：给智能和认知的定义添加一堆修饰词和子范畴，无助于任何研究，反而是在给语言增添更多含混不清的表达。她认为这些日益复杂的现象就像托勒密在疯狂地不断完善他的“本轮”（epicycles）理论来维护地心说，而不愿承认地球并非位于宇宙中心这一日益明显的事实。她认为，当下所面临的就是另一次范式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智能观，已如同地心说般根基腐朽。
▷本轮理论计算图。图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莱昂在给Aeon的文章中写到认知主义在今天应该退场的原因，“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掌握认知的基本原理：感官是如何共同构建一个世界的？记忆是如何长期存储的？存储在哪里？记忆是否以及如何保持稳定？检索又是如何改变记忆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身体行动是如何调配的？价值是如何被评估的？”这些问题都只是诺姆·乔姆斯基、约翰·B.·沃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勒内·笛卡尔和其他许多思想家们，在多年来从哲学上探索“心灵如何从物质中产生”这一谜题时所遗留下来的。
莱昂主张回到达尔文的观点：智能不是随着人类或大脑进化而来的，而是一种像呼吸一样，从生命起源时便存在的基本生物功能。认知就像是怀孕，没有什么“最小程度地怀孕”的说法。繁衍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功能，各生物都以适配自身规模的方式执行；认知也是如此。莱昂说，“我们必须以生物演化视角替代人类中心分类学框架。”正如植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安东尼·特鲁瓦瓦斯（Anthony Trewavas）所说，我们狭隘的、“学院派的”智能定义只是更广泛的生物智能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对物种的认知进行广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些以前的研究方法无法回答的问题。对里昂来说，其中最有趣的问题是：心智为何存在？
人类狭隘的智能范畴，应视为广域生物智能的特定表现形式。
生命的智能
电生理学研究揭示了人类、植物、真菌、细菌和其他生物活动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我们知道电信号协调着脑细胞的活动，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逐渐意识到类似的电信号其实也能够调节各种无神经系统生物的行为和感官。爱荷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艾莉森·汉森（Alison Hanson）说，“非神经细胞也能够被连接起来，细菌、植物、真菌乃至上皮细胞均具备此能力。例如若你把上皮细胞放在一起，就会产生电信号网络，只不过时间尺度较慢。电信号绝非人脑专利，而是生命普遍特征。”
植物的每一片叶子大约有3000万个细胞，每个细胞都有数以万计被称为离子通道的微小导电管，植物防御机制触发时，其电信号节律与人类动作电位高度相似，比如番茄植株会在果实被啃食时发出信号，并释放一种抗菌化学物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感染。
真菌则可以利用电信号来处理环境中的刺激。阿达马茨基说，“真菌对不同刺激的反应具有不同的电信号模式”，这些差异可能是真菌对外部世界的编码表征。他认为真菌所使用的语言就类似于脑神经编码外界体验的模拟电信号。一些木腐真菌可以对光、火、盐、酒精灯刺激产生类似的动作电位，而一些蘑菇会在雨后改变其电活动，可能是在向地下菌丝传递“知识”。至于黏菌，虽为单细胞无中枢控制结构，但仍能传递电信号。环境刺激会在其体内产生引起同步节律振荡，这种振荡似乎编码了对原始刺激的记忆。研究人员推测，这对它们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
一些科学家如西里亚波恩认为，这些生物的电信号只是刺激-反应的趋向性表现。另一派则主张电信号反映生物感知信息，或类同其构建的"环境概念模型"。最激进的想法是——也许特定电震荡会介导自我体验。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员亚瑟·普林德尔（Arthur Prindle）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细菌的电信号，其研究团队在枯草芽胞杆菌菌群中发现了与人类脑电波类似的节律性震荡，每次菌群死亡之前都会发生这种信号，就像是在表示“饥饿”的概念。普林德尔认为可以通过干扰电信号来解决细菌的抗生素耐药性。
集群的智能
2021年，汉森发现从大肠杆菌到人类许多不同的生物中，自发性低频振荡普遍存在。她的结论是，跨物种电震荡或具共同功能：将分离的部分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人类身上，这种振荡模式与所谓的默认模式网络有关。虽然其功能仍存疑，但这种“休息时的大脑状态”还是被认为与人的自我意识体验有关。之前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感知和认知引起的电活动上，但即使没有刺激、主观动作或者任何其他输入，“背景”信号依然存在。有人认为这种信号就是自我意识的基本特征。
汉森在查阅有关非神经生物体电活动的文献时，她发现细菌菌落、蜜环菌（honey fungus）、平菇（oyster mushroom）、一些原生动物和植物的振荡电模式（oscillatory electrical patterns）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汉森得出的结论是，电信号可以将生物体各个部分获得的外部环境信息进行整合——她称之为“电生物组织者”（electrical organism organizer），它也是界定群体的“自我”和“非自我”界限的一种方式。
"认知是生物体与环境间的关联属性，并非囿于头脑或心脏，更不栖居生物体内。"
——帕科·卡尔沃
普林德尔则对细菌是否具有自我意识保持怀疑态度，但他对同步电振荡可以作为生物组织者来发挥作用的想法充满热情。他亲眼看到，生物膜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抗抗生素，而非作为众多独立的个体各自做出反应。
其他研究人员也注意到，人脑中数十亿神经元网络涌现的复杂行为与动物集群的同步行为有相似之处。群体能编码个体无法解读的信息，例如大型鱼群能够探测到整个区域的光照梯度，而单条鱼是无法感知到这种梯度的，并且这种能力还会随鱼群规模的增长而增长。类似机制也见于神经元同步放电形成记忆，单个神经元则无法激活这种动作电位模式。
列文说，“所有智能其实都是集体智能，区别只是在于规模大小。我们每个人都由大量细胞组成，这些细胞共同作用，产生了一个具有目标、偏好和记忆的认知统一体，这些目标、偏好和记忆属于整体而非局部的细胞”。他和莱昂都认为认知深植于生命基石之中。将单个神经元连接成大脑，或将一群细胞结合成协调躯体的“认知胶水”，与将植物细胞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害虫的生物电模式如出一辙。只是人们对“认知”一词的哲学包袱让他们将植物的这些行为排除于认知之外。
不仅如此，电信号还可以将不同的生物体连接成一个更大的超级生物体。例如，地下菌根网络（underground mycorrhizal connection）能够将大多数植物根系与真菌缔结为共生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电信号。当一株植物受伤后，它可以通过这种地下真菌网络，甚至通过地上叶片之间的接触来传递相关信息。正如进化生物学家林恩·马格里斯（Lynn Margulis）所写的那样，生命"征服地球靠的不是战争，而是通过网络（networking）。”网络本身对智能的重要性，或许远超我们当前认知。
▷地下菌根网络。图源：植物生态学报
更高阶的智能
动摇“大脑是智能来源”这一信念的不仅仅是在非神经动物中发现了智能的标志，还来自于人类自身定义边界的模糊：人类并非仅仅由人类细胞组成。技术学家兼艺术家詹姆斯·布里多（James Bridle）在2022年的一项关于多元智能的研究《存在的方式》（Ways of Being）中写道，“我们甚至并不算是‘个体’。而是行走的聚合体，细胞内外皆栖息着多元物种构成的喧嚣社群。”
布里多所指的是位于每个人体内的细菌、真菌和其他生物，所有这些都参与构成了所谓的“人类”智能。他写道，“微生物组的健康状态影响大脑发育及应对压力创伤的能力。”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微生物群主要分布于我们的肠道中，但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的分布实则更加广泛，大脑的微生物群就与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有关。无论从哪方面看，“人类”似乎都是由许多生物共同组成的超级智能体。
若摒弃“大脑是智能的唯一来源”这种想法，便允许我们去思考智能在生物学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生物认知或者生物智能——它看起来更多地体现于个体间的关系而非个体本身。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最小智能实验室主任帕科·卡尔沃（Paco Calvo）说，“认知是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属性。它并不存在于生物体内，而生物也无法存在于虚空之中。它们始终与环境及他者互动。”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迈克尔·穆图克里希纳（Michael Muthukrishna）对此观点深表赞同。他在《普适人类理论》（A Theory of Everyone）一书中写道，人类个体思维的复杂性，取决于他接触的思想网络及嵌入其中的宏观文化"软件"。例如，他解释了智商平均分是如何在20世纪稳步上升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标准化程度更高的课堂，他们逐渐适应了这些学校所教授的符号操纵能力，而智商测验就能捕捉到这种能力。“智商测验在衡量文化能力方面是有用的。群体智能的普遍结构会影响其组成部分的认知能力。”
▷图：《普适人类理论》作者：迈克尔·穆图克里希纳 图源amazon.com
为何群体能力可指数级放大，突破个体力量线性叠加的预期？某种意义上，这是当代最关键的命题。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特定的群体会展现远超个体能力之和的智慧，达成个体不可企及的复杂目标，这种现象被称为协同作用（synergy），其核心是支撑集体智能的网络化信息流，如蚁群、鱼群、菌群，其数学原理可以在当前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找到。
大自然在其每一个角落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当物种合作时，它的智能就能提升。关键的追问是，这种群体的规模可以有多大？列文在《前沿》杂志上写道，“既然人类个体能够组织成更大规模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来更高阶的‘自我’来促进所有人的繁荣发展呢？这项超越生物学的研究计划的目标正在于探索最优联结策略，以实现在群体和整个社会层面的更高阶的自我。”
人类智能（实际上是所有智能）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流动性和可塑性。正如穆图克里希纳所指出的，群体智能可以调集大量信息来改变其中个体的行为方式。当我们转变了对于智能的理解方式，我们将获得与其他生命建立联系的新可能。
例如一家名为Vivent的瑞士公司正尝试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消除农业中的霉菌问题。传统的频繁喷洒预防性杀虫剂的方式很容易损害土壤和水源，而Vivent则通过检测植物的电活动模式来更早地获取霉菌侵袭的信号，这就为避免滥用有毒喷雾剂的新策略开启了大门。阿达马茨基认为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预防侵害人类的真菌，他怀疑皮肤上的电磁场分布会影响真菌菌落的形成，而通过可穿戴设备来改变这些电场关系或许就可以防止致病真菌对人类的侵害。类似的电刺激方式还可以操纵细菌来避免感染等问题。
自然界的普世法则：物种协作即智识跃升。
机器学习和大语言模型将对识别生物电信号中的相关模式至关重要，并将搭建人类和非人类智能之间的桥梁。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将延伸人类对智能不同表现形式的认知觉醒。耐人寻味的是，围绕人工智能的很多讨论都与围绕植物或其他非人智能的讨论非常相似。哲学家托比亚斯·里斯（Tobias Rees）写道：“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仍然悬而未决”。他认为，摒弃人类例外论将有助于“把政治从只关注人类事务转向真正的行星事务”，这将开启从人类时代到“行星理性时代”的转变。
在古老的橄榄树边，植物学家乔·埃尔沃西（Jo Elworthy）问我们来自何方。她说：“如果你回答我来自某某国家，我会告诉你，我们都居住在这颗以时速10.8万公里绕日飞行的‘地球飞船’上，它供你空气、食物、干净的水源等一切生存必需之物。”她呼吁人类更深度地融入维系生命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成为地球飞船的船员而非乘客。“有人称赞我说，这真是个绝妙的比喻。”埃尔沃西拍额叹道，“天呐！这不是比喻！”
▷我们都居住在这颗以时速10.8万公里绕日飞行的‘地球飞船’上。图源：no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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