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旧址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江南。当硝烟尚未散尽，一场决定华南命运的重要会议在江西赣州悄然筹备。1949年7月16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史称"赣州会议"）在此召开。这场持续17天的会议，不仅完成了进军华南的军事部署，更构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南方的治理框架，成为人民解放军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重要转折点。
一、南下前夜的战略拼图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华南构筑"湘粤防线"，白崇禧集团20万兵力驻守湘南，余汉谋15万军队布防广东，妄图凭借五岭山脉和珠江天险负隅顽抗。此时的华南地区，既是国民党最后挣扎的巢穴，也是连接港澳、沟通南洋的关键区域。中共中央清醒认识到：解放华南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权建设、经济恢复与民族团结的系统工程。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电令叶剑英、方方组建华南分局，负责广东、广西及赣南地区的工作。5月28日，叶剑英率南下工作团抵达江西，与长期坚持华南斗争的方方领导的华南分局会合。两支队伍会师后，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野战军对华南地理民情不熟，地方党组织缺乏城市接管经验，新区群众对共产党政策存在疑虑。赣州会议正是在这种"野战军与地方军合编、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合流"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现场复原：设在赣州公园内的广东军区干部训练团礼堂，悬挂着"解放华南、建设华南"的横幅，200多名代表包括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邓华、赖传珠）、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郭天民）将领，以及华南分局、粤赣湘边纵队负责人。毛泽东特意发来"把广东的事情办好"的电报，周恩来则电示"必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二、军事部署：从"分进合击"到"大迂回战略"
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制定华南作战方针。针对白崇禧"确保粤北、屏障广州"的部署，陈赓提出"大迂回、大包围"策略：以第4兵团经江西南雄直插广东韶关，切断敌军西逃广西的退路；第15兵团由和平、龙川进军广州；另以第43军配合粤赣湘边纵队牵制潮汕之敌。这一方案突破了传统的正面进攻模式，体现了毛泽东"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军事思想。
会议最终形成《关于攻歼广州敌人的部署》，确定"先占曲江、英德之线，断敌西逃之路，再包围广州"的作战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特别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求各部队提前绘制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组织熟悉华南地形的向导队，制定雨季行军和山地作战预案。这些细节为后来广州战役的速胜（10月14日解放广州，歼敌6万余人）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部署之外，会议创造性地提出"军事接收与政治争取结合"方针。针对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派系复杂（如余汉谋的粤系、白崇禧的桂系）的特点，决定成立"华南敌军工作委员会"，通过广播喊话、书信劝降、利用旧关系策反等手段，瓦解敌军斗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政治攻势在海南岛战役（1950年3-5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国民党军第32军军长赵琳等率部起义。
三、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南方实践
赣州会议最具开创性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新区政权的治理体系。会议通过《关于过去华南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解放后的华南，必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为此制定了三大政策体系：
1. 党政军一体化的接管架构
- 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任主席），下设民政、财经、文教、公安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委员会—过渡政府—人民政权"的三级过渡模式。
- 建立"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三三制"原则：南下干部（约1.5万人）带来成熟的解放区经验，本地干部（粤赣湘边纵队约8万人）熟悉民情，两者相互配合。会议特别强调"反对骄傲自满，反对地方主义"，叶剑英带头提出"谦虚谨慎，尊重地方同志"的口号。
2. 城市经济的稳定策略
针对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胀（1949年7月广州物价较战前上涨300万倍），会议制定"稳定金融、恢复生产、沟通内外"三大措施：
- 严禁银元、港币流通，发行人民币作为本位货币，设立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贸结算。
- 重点恢复广州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利用香港转口贸易优势，打通华南与海外的经济联系。会议前瞻性地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允许私人资本在国家调控下发展"，这在当时"左"倾思想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尤为难得。
3. 民族团结的特殊政策
华南地区聚居着瑶、壮、苗等少数民族，针对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会议制定《少数民族工作暂行条例》：
- 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
- 在广西筹备成立民族区域自治试点，为1952年广西省民族区域自治的正式实施积累经验。会议特别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一原则在后来的剿匪和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精神遗产：从革命到建设的思想转型
赣州会议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军事胜利和政权建立，更在于它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想蜕变：
1. 群众路线的深化实践
会议提出"兵马未动，政策先行"，要求各部队携带《入城守则》《约法八章》等宣传品，严格执行"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在广州解放前夕，专门制定《关于接管广州的补充规定》，详细规定了对官僚资本、外国侨民、宗教团体的处理办法，避免了城市秩序的混乱。这种"政策建军"的理念，成为后来全国城市接管的范本。
2. 国际视野的初步展现
针对华南毗邻港澳的特殊区位，会议首次提出"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
- 不主动挑衅外国驻华机构，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如1949年10月25日，广州军管会宣布收回"沙面租界"）。
- 利用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地位，开展对外贸易和情报工作，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保留了"国际窗口"。这种务实的外交思维，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战略远见。
3. 干部教育的创新探索
会议期间，专门举办"华南干部训练班"，开设《新民主主义论》《城市管理概论》《财经政策分析》等课程，培养了8000多名既懂军事又懂经济的复合型干部。叶剑英亲自授课，强调"我们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管家，会建设人民的新生活"。这种"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理念，为新中国的治理储备了人才。
历史回响：赣州会议的当代启示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赣州会议恰似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走向建设的航程：
- 它证明了军事胜利与政治建设的辩证关系——没有正确的政策，单纯的军事胜利难以巩固；
- 它展现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力量的融合智慧——尊重差异、求同存异，才能形成治理合力；
- 它预示了开放思维与务实精神的重要性——即使在激烈的革命年代，也不忘保持与世界的连接。
今天，当我们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不难发现赣州会议播下的种子：开放包容的治理理念、灵活务实的政策导向、民族团结的发展共识，早已深深融入华南大地的血脉。这场70多年前的会议，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早期预演，其蕴含的智慧，至今仍在时代的浪潮中回响。
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金戈铁马，到赣州会议的运筹帷幄，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真正的胜利，不仅是战场上的冲锋，更是对国家治理的深度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