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被看见”的墓志

永嘉六年（312），27岁的美男子卫玠去世，谢鲲哭之甚恸，谓人曰：“栋梁折矣，何得不哀？”（《世说新语·伤逝》注）卫玠死在豫章，亦葬在豫章。十余年后，王导以卫玠“风流名士，海内民望”，改葬于建康县南十里之新亭东——正是周顗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言语》）的地方。巧合的是，卫玠渡江时也发出过类似的悲慨：“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人初履南土，家国之忧，乡关之思，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卫玠是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人，无论豫章或建康对他来说都是“山河之异”；但王导迁葬时显然认为建康优于豫章。建康，是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南渡北人实际上的“乡里”。

当谢鲲哀悼卫玠时，他或许会预想自己的命运。谢鲲卒于豫章太守任上，墓志却在建康。志文云：

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假葬建康县石子冈。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

以陈国阳夏人而葬建康，故曰“假葬”，并云“旧墓在荧阳”，以示衣冠旧族尚有还葬祖茔的希望。然而，对实际葬地的详细记载——不仅有绝对位置“建康县石子冈”，而且有相对位置“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已隐隐流露出希望之渺茫。南京出土的53方东晋南朝墓志，绝大多数属于侨人，南方本土士人死后往往归葬家乡。“绝对位置+相对位置”的记地方式在侨人墓志中非常常见，甚至不少用同宗族的墓来描述相对位置：“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王兴之墓志》），“葬于旧墓，在赣令墓之后”（《王闽之墓志》）。同宗族的墓互相联结，将生前的血缘关系、政治关系固定为死后的丧葬空间，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无言地宣示着家族势力和荣光。

聚族葬和对葬地的书写，包含着侨姓士族再造乡里的努力。这种努力发生在地下，影响却在地上，意在塑造生者的认同和归属。不同于买地券以鬼神为对象，墓志是针对活人世界的，既指向此刻，也通往将来。之所以设立墓志，是因为“年序云迈，陵谷徂迁”（《梁桂阳国太妃墓志》），墓可能遭到地壳运动破坏，也可能浮出地表，那时根据墓志便能知道是何人之墓。一方墓志提到周边的墓，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坐标，其预设对象是未来陵谷变迁之后看到这方墓志的人，“千世邂逅，有见此者幸愍焉”（《张镇墓志》）。读者预设和展示性，是“入土为安”观念之下墓志的隐蔽面向，也是把握东晋南朝墓志发展脉络的一个切口。

展示性给墓志带来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墓志不再是工具化的标识，也不是永夜中无人问津的存在。墓志的石本和文本，都可能经受他者审视。东晋墓志仅记葬地和家庭成员；爰及南朝，彩丽的文风吹到地下，墓志不仅对志主生平有所叙述，而且在辞藻上“卷”了起来。

“苕苕玄绪，灼灼飞英。分光汉室，端录宋庭。……淮棠不翦，渑鸮改声。履淑违徵，潜照长冥。郑琴再寝，吴涕重零。铭恸幽石，舟□□□。”（《刘怀民墓志》）按照南朝人的观念，“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下》），这样的墓志文字绮靡摇曳，已然脱离应用型的“笔”而进入“文”的范畴。南朝后期墓志叙述家族世系时出现一种修辞性的写法，不直书志主祖上历代显宦，而是“超链接”到其他文献：“炳灵圣绪，体自琁源。积德景仁之基，配天经营之业，固以详乎二策，载在六诗，今无得而称矣。”（《梁永阳昭王萧敷墓志》）“自秦汉逮于晋宋，世载光华，羽仪相属。既以备于前志，故可得而略焉。”（《梁永阳敬太妃墓志》）这类表述更早的源头在碑铭和文集序。孙绰《庾冰碑》：“氏胄之由，累叶之载，固已被于竹素，播其名迹矣。”任昉《王文宪集序》：“其先自秦至宋，国史家谍详焉。”碑和序自然有许多读者，但就深埋地下的墓志而言，它是让谁去参看前代的经史？据《唐会要》，唐代出殡队伍中有“志石车”，可见墓志是公开送到墓穴。南朝缺乏相关记载，但萧梁皇室的墓志很可能在下葬前亦有公开展示的流程。

墓志进入文学，也就进入文学的场域。别集和选本是墓志文本流传的重要途径，而后者尤其体现出当时人对墓志文学性的认识。《文选》收有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唐初人编《艺文类聚》，收录南朝墓志48篇。文集和类书便利了墓志的阅读，与此同时，墓志的作者意识日益清晰。前引《刘怀民墓志》文辞美则美矣，却不知其作者；文集、类书收录墓志则系于作者名下。南齐作家王融、谢朓均有多篇墓志文传世，出土的南朝后期墓志上多见作者题名，如《萧融墓志》“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黄法氍墓志》“左民尚书江总制，太子率更令□东宫舍人顾野王□”。

作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人们观看墓志，也在观看墓志的作者；“名家手笔”因而成为追逐的对象。沈约、徐勉、徐陵等知名文士创作了大量墓志，帝王贵胄亦参与墓志写作，他们的身份是文华之外的加持。南齐宗室萧特临终，向时为太子的萧纲求取墓志铭；裴子野葬，“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南史·裴子野传》）《艺文类聚》所收48篇南朝墓志中，萧纲12篇，萧绎8篇，萧纶1篇，加在一起几近半数。

还有皇帝亲自下场撰写墓志的情况。祯明元年（587），五兵尚书孙玚卒，尚书令江总为撰墓志铭，陈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陈书·孙玚传》）文辞清丽，是典型的南朝风格。后主不仅撰铭，而且派人大张旗鼓地到墓地上镌刻，身后哀荣，于斯为盛。本传称“时论以为荣”，墓志及其撰人彰显出逝者身份，成为时人品评的对象，在生者世界持续发生影响。

缔结宗族，再造乡里；石墨镌华，清词丽句。江左士人的身后事，可谓热闹非常，这份热闹与墓志是分不开的。纵使“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陶渊明《拟挽歌辞》），墓志却始终蕴含着“被看见”的渴望，在长夜中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刻，等待着它的读者。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