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复出，开始发表了一些文章而其中与陈寅恪先生有异同之时，某学术团体在成都开会，会上有位比我年长的教授私底下警告我说：“你再也不要写和陈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当时我着实吃惊，对毛泽东同志都不“两个凡是”了，难道对寅恪先生倒不能稍持异议要来“两个凡是”？ 于是我严肃地回敬了一句：“对不起，这种文章我还要写下去！”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上述研究唐史时是如此，从1990年起进入北朝齐周和杨隋的研究后还是如此。而且由于牵涉到“关陇集团”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异同好像更为显著。
这里还得说一下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我所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都得今译，结果《北齐书》《周书》落到我的头上。这两书我只翻过，没有认真读过，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最早发现的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财政制度”，但我发现《北齐书·神武纪》有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之说，说明和籴以济京师之法早已在中原实施。又查了《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和《册府元龟》“常平”“平籴”等文献，更发现即在开元前期已多次颁行在关内、河南诸道和籴的诏敕，如何能说迟至开元二十五年方缘西北诸州之启发而在中原和籴？于是写了《和籴以济京师事初不始于盛唐》，又增补为《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先后发表以对此问题作匡正。
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兵制”章也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身为柱国大将军后，更以此职分授李弼、赵贵等六人及实无职守的西魏宗室元欣以凑成八柱国者，乃“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以满足李、赵等六人的权欲。我发现这与《周书》的记载有矛盾。因为从《周书》看，潼关、沙苑二役时此六人所分掌的兵力均不到千人，且绝无联合起来对付宇文泰的痕迹，则宇文泰何所惧而必满足彼等的权欲？再看分任此六人为柱国大将军，是在宇文泰东征河桥、邙山二役战败，深感降附的乌合之众不足用而亟须整训之时。因而任命李、赵等为柱国大将军者，实是叫他们负责整训，看李、赵等六人之任柱国大将军均有先后而非同时便是明证。因而写了纠正寅恪先生旧说的《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
再往下写的是《论北齐的文化》。从西魏破灭江陵萧氏政权“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的措施之野蛮，以及颜之推被虏后要“经砥柱之险”，“具船将妻子来奔”北齐，且以北齐为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来说明其时北齐之文化实远高于北周而为文士所向慕。这就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说北齐及江左梁陈制度之为隋唐所承袭而西魏北周影响实微的正确。并进而据《隋书·地理志》推测北周文化之所以远逊北齐，乃缘所管领的雍州“华戎错杂”，即仍有大量与汉人杂居而尚未融合之氐、羌和其他杂夷，加上雍、梁二州边境的山胡、獠户，自影响其经济水准以至文化水准。这就给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制度继承现象作了合理的解说。
对北齐的政治我也作了研究，发现缪彦威（钺）先生当年撰写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而为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所承袭之说殊难成立。于是写了《论北齐的政治斗争》长篇文章，历数东魏北齐的几次政治斗争只是文人与勋贵之争、文人参预帝位之争和文武之争。且发现北齐的中枢政柄常由文人执掌，后主时设置文林馆由颜之推等主持，更显示文人政治地位之优越，即使大宦官邓长颙、陈德信以及西胡何洪珍诸人也和他们往来勾结。最后这点在我后来撰写的《〈北史·恩幸传〉记齐宦者仓头胡人乐工事杂说》一文中曾作了论述。
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指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鸠合关陇集团这点，自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是由于武曌要破坏此“关中本位政策”而被破坏，则殊非事实。事实上是隋文帝平陈混一宇内，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以后，获得土地自耕的府兵不再甘愿背井离乡从事远征。隋炀帝远征高丽之所以失败即缘府兵大量逃亡，因而不得已重行招募由国家供养的专业化军人骁果以事补救。对此我写了《说隋末的骁果》和《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后者还附带驳斥了某些教科书认为府兵制建立在均田之上，均田破坏府兵随之败坏的妄说。
寅恪先生主张“关中本位政策”到武曌时才不复执行，关陇集团至此始不复存在，也是大成问题的。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个特征或条件：即（1）是关陇人，此集团是“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但前者不是宇文泰不用山东、江左人而是山东、江左人不为其所用，迨宇内混一后此局面自即改观；后者之文武合一本为一种落后的政治现象，经济文化优于关陇的山东北齐、江左梁陈其时已进入文武分途，关陇亦必继而向文武分途趋同。为此我查考隋文帝时的“四贵”，其中已有一贵不符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成员的条件，炀帝时的“五贵”中则仅有一贵符合，炀帝所安排的东都“总留台事”六人中也仅三人符合，就据以撰写了《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又查考了唐高祖的元谋功臣十七人中符合此条件者仅三人，唐高祖的宰相十二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唐太宗时获得实封的功臣四十三人中符合者仅八人，凌烟阁图像二十四人中符合者仅五人，唐太宗的宰相二十九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因而又撰写《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断定入唐后此集团已不复存在，当初的“关中本位政策”不再被承用。
此外我还附带撰写了与此时期有关的《邺城与三台》和《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都是属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不必在此细说。
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选自黄永年《北朝隋唐史论集》（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