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求实的人生历程、求是的人生追求、求真的人生品格—

导读

近日，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编撰的《周干峙文集》正式出版。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为本书作序。特此分享。

本文字数：1014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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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蛇年，值周干峙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出版《周干峙文集》（简称《文集》）可谓意义深远。

周干峙先生一生思维敏锐，勤于总结，尤其注意资料的保存，即使是只言片语的记录，也都会保留下来，其保存的文稿数量浩瀚、内容广博。他从1953年到2013年保留下的文稿有15000余篇，包括工作笔记、会议报告、学术论文、讲话、信函、评语等，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城乡建设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新时代的发展变迁。2014年，周干峙先生逝世后，他的家属将其生前保存的510余箱文稿和资料分批捐赠给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领导十分重视这些文稿和资料，历经十年整理，遴选出536篇，编辑成《周干峙文集》，并公开出版。中规院王凯院长提议我为《文集》撰写序言，我欣然接受，主要是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周干峙先生的崇敬之情——他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他学者的精神、长者的胸怀令我始终铭记于心。《文集》既是他工作生涯六十余年在学术研究、行政管理、规划实践、咨政建言方面的深入思考，也反映了他的学术成果和人格品德，更重要的是为后辈研究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史料。业内同仁都希望尽快见到《文集》，为写好序言，我与诸位同仁进行了多次座谈，畅叙周干峙先生的学术和人品。本篇序言里既包含同仁对周干峙先生的怀念，也有我对各位同仁的感谢。

回首过往，周干峙先生是我的领导，也是建设部顾问专家，我们一起合作共事几十年，可谓亦师亦友。我和周干峙先生的初识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徐州古城，我作为徐州市副市长，邀请时任中规院院长的周干峙先生带队赴徐州市谋划城市规划建设发展问题。1989年，我调任到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周干峙先生时任建设部副部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改革城市发展运营体制机制的工作得到了推进。2001年底，我从北京市调回建设部主持工作，他已从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多年，但他时刻关注着城乡建设各个领域的发展动向，每每经过我的办公室，总要进来和我讨论城乡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为我的工作出谋划策。作为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和建设部老领导，他应我邀请参加调研组赴地方深入调研，为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海峡西岸发展规划等国家重点区域规划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干峙先生是由我国本土大学培养、在实践中成长、思想开放的新中国城乡建设发展领域的著名学者和行政领导。他一生坚持放眼世界、探求中国未来，注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注重分析问题，以战略的眼光研究对策。他是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阶段中，将学术成就和行政领导能力集于一身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城乡建设事业第一代杰出代表人物

周干峙先生生于1930年，江苏苏州人。他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当选），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建设部副部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邀顾问、第八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九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曾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并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自清华大学毕业后的六十余年间，周干峙先生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实践、研究、管理工作。他曾负责编制“一五”时期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主持唐山、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及苏州等一批城市的规划咨询和顾问工作；在城镇化、城市规划、城乡建设、城市交通、风景园林、住宅建设、旧城改造、历史文化保护、房地产及规划制度改革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创议及早综合治理大城市交通，提高城市规划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他经历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并抓住这个机遇（周干峙先生多用“城市化”一词，故以下用“城市化”），持续几十年探求中国城市和城市化问题；他是1985年国务院印发的12个领域技术政策要点中城市建设和村镇建设部分的主编，并因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主持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获得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一等奖；他于2009年被授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最高荣誉“突出贡献奖”（“终身成就奖”），2010年获日本“大林奖”。

周干峙先生充分发挥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结合的优势，参与了一系列城乡建设法律法规的起草。他是《城市规划条例》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推动者，促进了城市规划（城乡规划）工作法律地位的确立，推进建立健全规划制定制度、规划审批与修改制度、规划实施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在他担任建设部副部长期间，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组织起草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等国务院行政法规，以及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住房、房地产、风景名胜区等一批部门规章。

周干峙先生一生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国家发展为己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重视国情调查与研究，围绕中国特色的城市和城市化发展战略审慎思考，不断提升自身行政管理的科学决策能力。他同时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称号，又是国家行政机关主管城乡建设事业部门的行政领导和顾问，是专业技术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复合型专家，也是我国城乡建设事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历史阶段中由“双院士”担任部委行政领导的唯一一人。

胸怀大局、具有战略思维是周干峙先生进行研究与实践的基本特点。1953年，初出茅庐的他担当西安规划总图编制重任，敢想敢为，思考规划应如何为劳动人民服务，提出“保留古城格局，避开汉唐遗址，两翼发展工业”的总体布局方案，并被苏联专家采纳。1956—1957年，我国关于城市规划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有过“九六之争”,在这期间任职技术员、工程师的他意识到要“找一条我们自己的长远发展道路”，其中“第一个是标准问题”。1964年，他开展《新中国住宅建设》专题研究，体现了他始终将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放在突出位置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他和吴良镛先生、林志群先生围绕人口、住房、市政、土地、环境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撰写《住房·环境·城乡建设》,并探讨了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1984年，在总结出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必须相辅相成的经验基础上，他组织编订《中国技术政策：城乡建设》（国家科委蓝皮书第6号）以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1985—1986年，他与林志群先生一起，以城市科学为主题研究“一是如何探索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二是建立健全城市发展的支撑系统”。这些都是周干峙先生在任建设部副部长前有关战略思考的代表成就。

持续通过国情研究支撑行政决策，是周干峙先生担任行政领导的显著特点。1985年底，他走上建设部副部长领导岗位。1987年，组织安排他赴中央党校高级研究班学习，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业论文是《学习〈资本论〉的地租理论，推进我国城市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夯实了理论功底。1989年，他作了题为“为我国21世纪的城市交通发展作好准备”的演讲，较早预见到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对策措施；此后，他还发表了《城市化的进程要保障人类身心健康的永续发展》和《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成就、问题和对策》两篇文章。1991年，他撰写了《展望21 世纪的未来城市》一文，并作了题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针对问题，奋力赶超”的演讲。1993年，他与吴良镛先生、林志群先生合作撰写《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共同提出“人居环境学”这一新的概念，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他发挥兼任社会团体领导人的独有优势，积极组织学术研究。他参与创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利用该学会平台，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适时组织开展土地有偿使用、房地产业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大城市交通、城市设计、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地下空间等领域的前瞻性研究，为城市规划理论和实施改革奠定基础；他利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平台，积极探寻中国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律，围绕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了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小城镇建设等有关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研究都反映了周干峙先生的学术思想。

周干峙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对学术与城市建设事业的关系有辩证认识的人，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与行政领导能力融合的根本源泉。2011年，他提出，“从我们几十年的从业经历来看，我们事业要推进，有两条是最基本的：首先是要有学术思想，做到学术领先，没有学术思想，实际工作就没纲领了，学术思想必须要领先。其次是事业的发展，事业的发展反过来验证了学术思想和进一步发展实际工作”；“事业也非常重要，事业发展中的问题也影响学术”。

他是人居环境科学概念提出和推动完善的重要成员

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科学思想，深深影响着周干峙先生的学术思想。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三位先生在1982年共同发表《住房·环境·城乡建设》后，1982年到1993年间又共同研究，在1993年合作撰写了《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并在成果中提出“人居环境学”概念。之后不久，周干峙先生作了题为“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的历史使命”的演讲，旨在推动人居环境学科建设。他提出人居环境建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为改善其自身的环境条件而不断开拓奋斗的事业，同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要改变单一的学科体系，要有一个能覆盖建设领域各有关方面的学术思想，能综合各现有学科的科学认识，能融贯各业的整体观念”，“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学科”，强调“这就是发展人居科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并且明确提出“至少原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是人居环境的三大支持”的观点。吴良镛先生是周干峙先生的启蒙老师，两位先生“在工作上、学习上联系从来没有间断过”。吴良镛先生在其所著的《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将自己撰写的《“人居环境科学丛书”缘起》列入书首的同时，请周干峙先生撰写了序言,可以体会到他作为学生在老师学术思想的启示下，对人居环境学科建设的理解和贡献。2009年，吴良镛先生选集《中国城乡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出版，吴良镛先生撰写自序并再次请周干峙先生作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记得在《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1994年）发表以后，他就提出要我们师徒三人每十年再续写一次。从此我们也确实一直在思考、探讨‘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问题”；“我完全相信，吴先生这一人居环境科学的思想，会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吴良镛先生创建“人居环境科学”，并于2012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周干峙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面临的新机遇—在吴良镛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和我国建设事业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人居环境科学正面临一个进一步提高的新的历史时期”；“面临一个春天”，抓住新的机遇，“侪当互勉、共同努力，争取在新的春天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对我们的启示和期望。

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先生运用系统论思想，提出建设以城市学牵头的城市科学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吴良镛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人居环境”，他认为两者在不同层次体现了科学思想的规律，体现了科学哲学的规律。周干峙先生深入分析了各自的规律性，明确提出“学科的、科学的哲学在不同学科间是相通的，各学科是互相促进、互为参照、互为依存，而本身也是形成大系统的”。“系统学的方法论，使复杂问题的解决由定性到定量，由粗略到比较准确。其有可能使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合理，对提高效益、节约资金、优化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当今，我们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改变发展方式，采用系统思想，综合集成，协同发展，是必由之路。而且，这些发展对于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难以估量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光辉在人居环境领域中的作用是历史性和原创性的。他的科学思想一定会发扬光大，结出丰硕的果实。”他在《人居环境科学和系统论思想——研究解决我国城市发展问题的要素》一文里提出两门学科都是研究解决我国城市发展问题的要素，并在2010年6月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作了题为“系统论思想和人居环境科学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问题的金钥匙”的演讲，强调要运用系统论思想和人居环境科学来研究和解决城市这一特殊复杂巨系统中的各种问题。这项研究成果是具有创新性的，推动了“城市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两门学科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学习周干峙先生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中国正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发展人居环境科学正逢历史的机遇，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首先把学科思想完善起来，为下一个50年人居环境的发展作好准备，作出贡献”。在推动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周干峙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进一步发展人居环境科学也是我们的心愿。

他是探索中国城市化道路、享有声誉的著名学者

周干峙先生十分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人们特别是学界多数人认为他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2011年4月出版的周干峙先生生前唯一的专著，是由他亲自选择已经发表的论述城市化的十余篇文章，并亲笔题写书名的《论城市化》，书中文章大多已经收录在《文集》中。学习这部专著，可以体会到他探索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良苦用心，其理论集中反映在《走自己的城市化之路》和《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两篇文章中。

城市化这个概念是1980年经中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胡序威先生等人介绍进入规划学界的，彼时周干峙先生主要从事课题研究和宏观政策研究。1985年出版的《中国技术政策：城乡建设》中《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我国城镇布局的发展目标》《建立区域城镇体系，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城市设施、城市发展目标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综合开发问题》几篇背景材料构成了周干峙先生对于城市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988年明确提出“指导思想上，我们特别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展开了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提出“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今天，我们不能‘安坐待变’，而必须‘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对策”。他认为“要区分城市化和城市化水平两个概念”，强调“城市化水平包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设施水平和村镇设施的水平，以及城市布局结构的状况等”。他在《论城市化》的前言中提出孤立地就城市化论城市化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专题论述了《城市化和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化和房地产业》《要规划好农民的城市化》。他反复强调研究城市化问题必须从区域上考虑，2002年提出大都市地区城市化结构新形态,指出要解决好中小城市发展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公开批评“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是念歪了‘经’”,指出大拆大建的危害是“巨大的浪费”，“不符合社会要求”，“对过去文化的破坏”，“从环境的角度看，大量把低密度的建筑改造成高密度建筑不符合环境需要”。直到2013年，他在辞世前仍在呼吁“好好研究下一步如何科学合理地城镇化、积极稳妥地城镇化、有中国特色地城镇化、具体怎么城镇化”。

他是新中国城乡规划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学习建筑学、从事城市规划是时代赋予周干峙先生的机遇，而潜心研究、提出对城市规划的理性认识和观点，并形成中国城乡规划理论体系架构，则是他个人深思和努力的结果。周干峙先生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信念，他心怀大局，有思想、有抱负，追求真理，注重调研现实问题、放眼世界思考中国的未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成为贯穿他一生的城市规划工作和理论学术研究的主线。

1．当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的拓荒者

我国于20世纪20年代引入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方法，在一些城市开展了现代城市规划，但未能普遍展开，现代城市规划的事业、制度、体系、理论和方法基本属于空白。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工业化发展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并普遍开展了城市规划工作，开始进行中国特色现代城市规划的探索。周干峙先生积极投身新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他在全面参与、组织和领导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全面、深入、综合、辩证、灵活地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产生了诸多统筹和合理处理城市与区域、城镇与乡村、当前与长远、个别与一般等关系的案例和思想，为当代中国城市规划事业锐意开拓、努力探索、辛勤耕耘。

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索不同历史时期、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下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他1952年于清华大学毕业，1953年2月调入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规划处，参加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工厂选址和城市规划工作，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改革和发展研究工作。“一五”时期，他学习苏联的经验，配合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主持完成了完全符合计划经济的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西安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首先完成的城市规划设计。它和兰州规划都因工作深入、规划设计周全，成为其他城市参考的样板”。改革开放初期，他在顺应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极大创新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以主持深圳特区总体规划为代表，总结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规划思想，以适应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与不确定性，为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和规划方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此后的城市规划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主持了唐山市震后重建规划及天津市震后恢复重建规划,并指导了汶川震后重建规划。他指出“震后重建是一个特殊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并提出从区域层面开展地震灾害防御、城市选址与空间布局的规划方法，在我国抗震防灾规划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针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应对发展不平衡现象、综合协调各方面因素和矛盾、治理“城市病”的思想和方法，提出“城市化由量的发展越来越走向质的变化”,“只有走科学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根治我国现在大多数城市所面临的‘城市病’，并最终为解决贫困创造良机”。

他坚持从区域角度认识和考察城市发展，着力推进城市和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和指导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等城市群规划和区域规划，丰富和深化了区域规划理论。2003年，他在建设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担任技术顾问，具体指导探索适应国家发展新阶段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城镇体系规划，带动了之后建设部与多方合作完成的一系列跨行政区域的规划。

周干峙先生的一生，是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一生。他说，“我们的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跟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跟中国的大局、全局，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在努力探索怎么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怎么走一条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他始终强调，“求真情况、讲真道理、做真规划”；“正确的历史经验，必须要有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才能取得”；“要做好一件事情，特别是没有做过的比较复杂的事情，必定要有一个总结经验的过程”。

2．当代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人物

周干峙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其他相关理论与城市规划实践相结合，为奠定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周干峙先生从实践活动中思考国情和问题，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他对城市规划的基本认识是“我们要在实践中探索城市规划的新观念、新方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城市规划上来”。他预见性地指出“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城市规划工作任务还是很繁重的”。尤其是在1990年前后及世纪之交，他潜心总结提炼，形成了独有的观点。《走我国自己的城乡现代化发展道路—学习〈万里文选〉的体会》一文充分反映出他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脉络；他对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深思，则清晰地反映在《城市化的进程要保障人类身心健康的永续发展》等文章里。

在1989年发表的《城市化的进程要保障人类身心健康的永续发展》一文中，他提出当代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思考城市问题。他明确提出“在城市的建设中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即“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强调“要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尊重传统的社区关系，体现历史的延续，使城市满足现代生产和生活的多种需求，还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保持自人类诞生以来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人类健康的精神和健全的体魄都有赖于与适于与生存相关联的自然环境”；鲜明指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高度重视事关人类身心健康的环境问题”；强调“我们的政策是既要使城市现代化，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景观，继承并发挥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地方特色”。他特别指出要保护好城市文化，因为“城市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城市最生动的体现”，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强调“城市规划在保障城市良好环境中的作用”,指出：①编制城市规划的目的是“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助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进度，合理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若干途径”;②编制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城市化的速度要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以及“促进城镇的合理布局”，“包括城市的分布、大中小城市的比例、城市自身形态和城市环境等”;③编制城市规划的方法，“从我们现在编制城市规划手段来说，它又要依靠许多工程技术手段”;④强调城市规划工作要依法，执行《城市规划法》的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编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规划，应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⑤明确城市规划工作人员的责任，开诚布公地说，“我是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建筑师、规划师，服务的对象就是人”,这是对城市规划工作以人为本的高度概括。

他撰写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成就、问题和对策》,针对问题提出深化规划、完善城市设计、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健全城市规划法规体系、更新规划方法和手段、大力加强城市规划人员的培训和机构的设置六个方面的对策。可以说，周干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较完整地构画了城市规划理论和理论体系，以及实施机制的架构，并且体现在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

周干峙先生思想开放、坚持改革，读者在学习《文集》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他活跃的思想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他早在1983年就提出城市规划的改革，包括规划设计工作的改革和规划理论的改革，“两个方面都是规划工作本身的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好科学化和法治化的问题”。2004年，他敏锐地观察到“当前，世界性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是城市要走向区域”，提出“统筹城市和区域，整合城市和乡村，是城市规划的一大趋势”。这一认识推动了跨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并推进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进程。

3．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引领者之一

对于培养新一代城乡规划工作者而言，城乡规划学科以知识运用为导向，学科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

周干峙先生从多个方面认识城乡规划。在对城市规划学科定位方面，他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是综合协调安排好城市内各项建设的总蓝图。城市规划的目标是以人为中心，创建一个宜人的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在城市规划的学科属性方面，他认为“城市规划从它的目标来看，规划本质上是社会问题，从学科讲属于社会科学”；“但是城市规划还有它的特点，从我们现在编制城市规划手段来说，它又要依靠许多工程技术手段”；“我们主要依靠工程技术，这又属于自然科学，所以我们说城市规划是基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规划学原归属于建筑学的二级学科，后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城市规划学于2011年升级为一级学科。“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始终与城乡规划的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学科的发展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和学术支持，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由此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形成、发展至今的重要特征。”城乡规划学科一定是围绕完善核心知识体系结构、引导更加符合科学规律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周干峙先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体系架构使其成为城乡规划学科建设的重要引领者之一。

他是敢于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的擘画者、呼吁者

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国各地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加速改造”，周干峙先生“深怀忧虑、寝食难安”，多次直书中央领导和地方政府。为保护北京古城，他在《对北京等城市旧市区改造方针刍议》《在急速发展中更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中呼吁要“顺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北京旧城要进行积极的、慎重的保护与改善”。中央领导听取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后，作出了重要批示，这对北京古城的保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针对杭州、南京等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他也多次撰文，提出历史遗迹保护中存在的危机，呼吁加强保护工作。

面对一些城市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行政干预、贪大求洋、新奇古怪、大拆大建的现象，周干峙先生不断以“反对者”的身影出现，对于国内一批样式奇特、颇富争议的建筑方案，周干峙先生上书陈述弊端、直抒胸臆，即使不受欢迎，也敢于说“不”。面对城市规划不科学的问题，他言辞坦率、直击弊端，指出城市规划不够科学的问题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存在。越是市中心，人车越拥挤，绿化面积越少，空气就越差。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绿化土地频繁被地产所侵占，其后果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面对城市建设中的浪费现象，他直言“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对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他始终敢于直言，真正践行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

周干峙先生的一生，伴随着当代中国城乡建设事业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为我国城乡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身兼高级专家与高层行政领导的人物，他学术有成就、行政有能力。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行政贡献，都集中体现在这套《文集》中，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大家一定会感佩于他深刻的思想、超前的眼光及家国的情怀。

“求实的人生历程、求是的人生追求、求真的人生品格”是周干峙先生人生与品德的写照。他的身上既有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科学家精神，又有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领导干部品格；他既是创新发展的学术引领者，又是奋发有为的实干家。他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学术与事业、技术与行政多线交融互动，以其高度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务实的行政决策能力，在我国城乡建设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后人思考与铭记。

周干峙先生学识广博、品格高尚、影响深远，其精神与贡献远非短短万字所能概全。谨以此文对周干峙先生一生功绩作一梳理，供广大读者参考，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