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

贾平凹，1952 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延河》《美文》杂志主编。出版作品有《贾平凹文选》30卷，代表作有《废都》《秦腔》《古炉》《高兴》《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长篇小说16部。中短篇小说《黒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丑石》《商州三录》《天气》等。作品曾获得国家级文学奖五次，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施耐庵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50余次；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香港“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法国“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被翻译出版为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日语、韩语等 30 多个语种，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话剧、戏剧等20余种。

文化艺术报：202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30卷《贾平凹文选》。您多次出版过文集，这套30卷《贾平凹文选》是不是目前收录您作品最全的文选？

贾平凹：各个时期的作品都选的有，但早期的短篇小说几乎没选，这几年的长篇小说也少选了几部，散文和访谈、评论文章选了一部分。这套文选，是我自己选的。

文化艺术报：《贾平凹文选》全30卷收录了您长篇小说19卷。几乎每两三年，您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在当代中国文坛，能几十年一直保持这种创作势头的，您是独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对作家的消耗很大，您是如何长期保持写作长篇小说的欲望和热情的？

贾平凹：这二十多年主要写了长篇小说。我喜欢不定期在书房里挂一些我给自己写的条幅，其中一条是“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从事写作生饥饿之感”。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时时处于敏感而关注、研究，你就有写作的欲望，有写不完的东西。对笔和纸的感觉不能生涩。写作其实是越写越敬畏，但总认为还有好的作品需要你写出，那一种刺激又使你特别兴奋。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张学昕在“贾平凹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在我长达二十余年追踪、阐释、解读贾平凹文本的评论实践中，曾对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家及其写作发生作出过系统梳理。”他提出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您的文学叙述就显示出与当时文学不同的“调子”和叙述语态，显示出您与同时代作家的迥异之处。您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和美学信念，尝试接续、建构中国传统美学风格的自觉。长篇小说的形式感，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上，50年来您始终都以自己的审美判断选择文本的结构。

贾平凹：长篇小说容量大，可以放开来写，充分表达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这就是得有你的价值观、文学观。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提升的过程，作品背后始终站着你自己。我先后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结构上、写法上，自己一直警告着这一部要和上一部不一样。虽然原创性的东西、创新性的东西是那样的难，但得一点点去做。处世上可以自我不现，创作上必须标新立异。

文化艺术报：《秦岭记》是您的第19部长篇小说，也是您首部以“秦岭”命名的作品。在您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您一直在写秦岭，您早期的小说创作，就是商州系列小说，体量很大，影响也很大，直到今天，您早期纯真、唯美、清新的商州系列小说依然有广泛的读者群。写商州系列小说那个时期，您也很年轻。那个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状态？

贾平凹：早年青春勃发，但清新而不深刻，好唯美又太浮华。70岁左右的写作，是少了激情，少了矫饰，但是多了社会和人生的粗粝。时间真是伟大啊，年龄段里人是不一样的，作品也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你站在第一个台阶上是难看到第二个台阶上的事。记得30岁左右时，写作的意念一发动，立马就能写一篇小散文，一晚上把一个短篇草稿完成。现在写一段文字，几百字，写了撕，撕了写，若其中没有生命体验的东西，行文若太不准确，太矫情，太轻佻油滑，就作废了，晚年写作是最浪费纸张的。

文化艺术报：王安忆曾经说过，她比较喜欢您写商州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她说“这个小说写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农家小康生活理想”，由《鸡窝洼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也获得了金鸡奖。作家要是能够遵存内心去写农民的生活，就会写得很好。

贾平凹：写作有两条最基本的东西，一是要有巨大的真诚，二是要有巨大的感情。这两点做到了，作品就可能不错。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是文学少年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订了《人民文学》杂志。您那时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不少作品，1985年，这一年，您一口气发表了10部中篇小说，像《黑氏》《龙卷风》就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这个时期，您的创作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人民文学》杂志也重点推荐了这两部中篇，特别指出您“创作中的新因素，体现出新时期文学创造力的多层次与作品的多样性”。是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您渐渐摆脱了以往写商州时的清新、质朴、唯美风格？

贾平凹：写作是逐渐发生变化的，有时自己有意为之，有时如水一样，顺着它流。记得当年写了《浮躁》，就明确地意识到以后写长篇不能这样写了，那种写法还是“十七年文学”的惯用写法，它不适宜我，于是后来就写了《废都》。而以至于这30年来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则是转变无意识，春到夏，夏到秋，秋到冬，是不知不觉的。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风行时期，您没有写这种流行文体。您父亲早年被打成“反革命”回乡教书，家庭的遭际对您的影响很大，您没有凑这个热闹，而是写了商州系列这样质朴的小说，创立了您的商州根据地、一个您自己“邮票大的地方”，确立了您在文坛的地位。

贾平凹：新时期文学一直到现在，有过许多时潮，我似乎未赶时潮，有时还有些反而动之。我生性不爱到热闹的地方去，恐怕也有这个原因。从开始写作，我就好好读书，然后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去写。写出的作品别人可能不关注、不认可，甚至误读，我还是低头写，想证明自己再去写，就这么一路走下来。

文化艺术报：您说过中国的历史有很多都是在秦岭山下发生的，可以作为背景来写的历史时段很多。长篇小说《山本》，您为什么选择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呢，这些故事都是怎么来的？

贾平凹：写秦岭的故事就是写中国的故事。《山本》里的材料都来自我的父辈一代，尤其关于军事斗争的，当年陕南游击队的主要领导都是我们镇上的，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的事情我从小就听说，后来我也曾参与整理、编写、出版过他们的事迹。

文化艺术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您写了《太白山记》，还有商州土匪小说系列《白朗》《美穴地》《五魁》等，让文坛一惊，这些小说很多都改编了电影，有批评家提出这是您“将作家的忧患意识、对城市的疏离与佛禅的虚无、神秘结合起来，真实地书写了自己灵魂的无所归依和对当下现实的思考”。当时您的情境是怎样的？

贾平凹：当时的情况是好多东西难于写，写了也难以问世，就写了土匪小说系列。诚如有人讲：任何事情到头来是不可避免的，能做到的是对待此事的态度。土匪小说系列仍然是表达人的生存的困境，在探索其复杂的人性。它更多是主观抒情，既传达着对外部世界的观照，也是对个人的遭际的述怀吧。

文化艺术报：您一直喜欢民间性的东西，民间性也是您作品的一个特色，书法、绘画、收藏等这些民间性的东西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贾平凹：现代、传统、民间，这三个词是我最喜欢用的，为此一直在探讨它们的关系和其转化。仅说民间性吧，我兴趣那些神话传说、俗俚故事，爱收集收藏那些物件，以此来激荡我的思维、想象力。

文化艺术报：您的商州系列小说，被您后面的创作成就遮蔽了。记得《废都》遭遇批评的时候，苏童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贾平凹有商州系列小说垫底，不管啥时候，他都是一流的作家。商州系列小说影响过几代作家，《商州初录》发表后，您家乡的媒体也批评过您把家乡的落后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批评甚至惊动了您父亲来西安看您有没有受到批判。

贾平凹：观察社会、研究社会，忠于自己的感觉去写，写多了，作品常常会有一些前瞻性的东西，或者与当下有摩擦性的东西。引起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水都是向东南流的，但有局部地区，水也可能向西流。一部作品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看法又会因时间而变化。其实任何作品都不会像人民币一样人人喜欢。当下写作的意义，也还是揭示人生的意义、现实的经验，探索事物的根本和真谛。

文化艺术报：《废都》是您创作的一个重要转变，《废都》的发表，毁誉参半，就是后来《废都》获得法国费米拉文学奖，也没有压住批评的声音。批评家陈晓明说：“在贾平凹的写作史中，最绕不过去的就是《废都》，它不只是理解贾平凹创作的轴心，也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作品。它所汇聚的矛盾，它所引发的争论事件，实际上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学面临的困局，也是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重新出场的标志性事件。”《废都》的命运有没有影响您的创作？

贾平凹：人是有命运的，书也有命运。《废都》是大誉大毁，于书是它有了大影响，于我却是阴影匝地十多年几十年。我这一生有两个最大的心结，一是我少年时，父亲在“文革”遭遇陷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令全家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沉入谷底；一是我中年时，《废都》使我经历了冰火境遇。这两件事一直使我难以释怀，直到写了《青蛙》《酱豆》两书后，为了忘却的纪念，终于翻页过去了。

文化艺术报：如果没有写《废都》，您会不会后悔？

贾平凹：这话现在说，应该是一切经历都为财富，我感谢这本书。

文化艺术报：作家马原在《论贾平凹》中对《废都》非常激赏：“（一百年后）比如那时还有人读书、读小说，读今天我们见到的小说，会有哪本书让孙子重孙子们有兴趣读呢？也许有十本、一百本。但我有把握，其中有一本是《废都》。我深信不疑，这是一本卓越的书，而且好读、可读，而且一定传诸后世……他是勇气十足的人，直接面对自己那个群落的实体生活，一点不闪烁其词，一点不做矫饰。它必定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中这群人的真切写照，是这个世纪末留下来的最有参照价值的档案。”《废都》写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悲凉与幻灭”，但不少人对《废都》的性描写都提出了批评。像您这样严肃的作家，为何会有这么惊天的举动？

贾平凹：那时年轻，有激情，不顾不合时宜，只是想跳出来，“破”一些东西。可能少了些智慧吧。

文化艺术报：《废都》之后，您的写作方法走向社会化、世俗化，先后创作了《土门》《白夜》等长篇小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1998年第4、第5期《收获》杂志分两期刊发了长篇小说《高老庄》后，一时洛阳纸贵。这个时候，您已经走出了《废都》的阴影？

贾平凹：《废都》之后，先有了《白夜》，后有了《土门》，出版后，因《废都》的阴影，听说有许多评论文章，但不得发表。《高老庄》后，情况好些了，真正走出阴影那已是18年后了。

文化艺术报：《收获》杂志似乎对您很偏爱，从1979年第4期的《竹子与含羞草》，到2023 年第5期的长篇小说《河山传》，《收获》杂志发表了您很多重要作品，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长篇小说《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带灯》等等。《收获》杂志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纯文学杂志之一，可否谈谈您几十年来和《收获》编辑交往的故事，有没有被《收获》退过稿？

贾平凹：《收获》是一块文学高地，那里插着在风里欢实的旗帜，那里有一批优秀的编辑啊，我和他们几十年交往，他们对我有知遇之恩。他们对作品要求极严格，我也被退过稿。

文化艺术报：2008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您说《秦腔》是为故乡竖的一块碑。离开家乡50多年了，一直割舍不下对故乡的情怀，1972年上了西北大学离开故乡，您在老家生活了20年。您曾经说对故乡是“又爱又恨”。您的爱恨具体是什么？早年乡村生活的记忆对您有何影响？

贾平凹：我生在那里，长到19岁离开。少年时期挨过那么多饥寒，家庭遭难，受过那么多屈辱，那时对家乡是恨的，一心想逃离的。但离开了家乡，反倒怀念那里，爱那里，是那里的山水给了我心性，苦难成了财富，后来的写作是那里提供无尽的素材。

文化艺术报：您早就功成名就，您几次说到自己一直都不太顺，这个不顺主要指的是什么？

贾平凹：如果说纯粹的写作人，与世无争，挑着鸡蛋筐子过集市，不是要撞人而是怕人撞，那我应该是。但却常被人不了解，不理解，误读曲解。那就“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吧。

文化艺术报：《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您在一次访谈里说，一部好作品能表现个性的首先是语言，《秦腔》的语言个性很鲜明，将民间方言和书面语完美融合是您的语言特色。在语言上面，您下了很大功夫？

贾平凹：我是讲究文字语言的，关于语言的空间感，节奏感，声、色、味诸多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在这方面，我写过专门的文章，这里就不具体说了。

文化艺术报：写作 50多年，当年和您一起写作的那批人，就是一些名家，大部分都不见了，这么多年，您一直活跃在文坛一线，这是如何做到的？

贾平凹：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吧，潜心去写吧。就是个蚕，觉得肚子里还有丝，那就吐吧。为了写作，我可以放弃一切，耐着泼烦，几十年如一日这样。我不是个好儿子，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亏欠家里人太多，也有些社恐，不善交际。

文化艺术报：70岁之际您推出全新散文集《人生从容》，亲绘封面，三次甄选亲定49篇篇目。散文是您小说创作之外最重要的文体，散文在您心目中占据什么地位？

贾平凹：我喜欢写散文，也就是写文章。早年写得多，这二十多年专注了长篇小说，我想今后，散文会写得又多。写一种“大”散文，既不注重抒情，也不注重所谓的“纯正”，就谈天说地，写自己的人生体会到的一些东西。

文化艺术报：很多人关注您的书房。您的书房，很多去过您那里的人都在朋友圈晒过，可否谈谈您的书房？

贾平凹：书房的面积并不大，是挑空结构，层高六米。南墙原先是整块玻璃的，我嫌望下去眩晕，就把它用木板封了，仅留着最上边的一小部分，当作是天窗。三面墙都安装了格架，书桌就摆在南边，每日下午一点，太阳会从天窗进来，去到书桌上，再走到书桌前那个方几上，方几上卧着黑猫。差不多到下午三点，太阳便退回去了，屋子里幽暗，那就开灯。

书房里除了书籍，就是我的藏品。佛像有上百尊，铜的、玉的、石的、木的，还有瓷的。雕刻的瑞兽有十几只，有汉代的、唐代的、宋元明清的。中国的图腾是龙，我的属相也是龙，龙的古件很多。还有，民间传说里女娲的形象因谐音在壁画里、刺绣里、剪纸里都是一只蛙，我名字里有凹字，凹的谐音也是蛙，各种造型的蛙摆得到处都是。

文化艺术报：在做这个对话提纲时，《十月》杂志2025年第2期刊发了您的最新长篇小说《消息》。在《消息》后记里，您写到“书房里有一棵树”，为何会在书房里养一棵菩提树？

贾平凹：菩提树来自印度。2022年冬天的时候，朋友带了来，栽在一个碗大的瓷盆里，枝干纤弱，两拃来高，有六片叶子。叶子状若婴儿手掌，奇怪的是叶尖突出，那么细长，像是触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菩提树。捧着它，我对黑猫说：“你起来。”黑猫起来了，我把菩提树的瓷盆安置在方几上。黑猫连声叫着，我也激动地喘息。菩提树的叶子在我的喘息中微微摇曳，一瞬间，我感觉到屋子里所有的佛像都生动了。

菩提树的到来，长在我的书房，我知道它是智慧树。

从住家到书房有四站路。每天，我搭车到书房上班，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菩提树行注目礼。写作累了，就坐在菩提树旁，喝水，也给菩提树浇水。

在寒冷里度过了春节，到了2023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一，菩提树并没有变化，而我已经是七十岁后的人了。在这一年里，我按计划，开始外出采风。长则一个月，短则五六天。我喜欢随心所欲，去到哪儿是哪儿，饥了就寻路边店，或者敲开农舍，掏钱让人家给擀一碗面。晚了，县城的宾馆睡过，镇街上的小旅社里也睡过。那不是采风，可以说是流浪。

第一次出门走的时候，我拍着书房门口的有着人面的大石狮，说：“好好守护啊！”在商洛的丹江北岸，那一夜，我梦到我不在书房，佛像活起来，那些各式各样的瑞兽围绕着菩提树跑来跑去。待到我背着一大包搜集来的材料回到书房，菩提树竟爆出了嫩芽。先是绽开一片叶子，再是三片四片叶子都绽开了，像是一只只小手，平托着，要展示什么又要承受什么。当长出了八片叶子，树差不多一米高，枝干仍纤细如铁丝。

我仍要外出采风，担心那个瓷盆太小，会影响菩提树的成长，便更换了一个大缸，培上腐殖土，还栽了一根细长的木棍儿扶持它。木棍儿有斑点，我说：“长吧，长吧，长到斑点那儿去。”但再次回来，它终没有长到斑点处。我知道它一年里只开枝散叶一次，那就指望明年再生长吧。

反复外出采风，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我去故乡商州，走了六个镇，去了陕南、陕北，走了十个县，三十个村寨，还去了黄河、渭河、泾河、洛河、熊耳山、天竺山、大青山、庾岭、苍龙岭，甚至去了甘肃、山西、河南、山东。能到之处，万象繁华，天姿雄赡，一任放飞自在，感触纷至沓来。我在五猴山的那天，接到北京一位友人的电话，问我干啥呢。我说我在汉阴待三天，才从蒲溪镇过来。他说：“你是旅游？”我说：“是游观。”他哈哈大笑，询问游观的收获。我说：“我现在能读懂八大山人了，读懂苏东坡了，他们的书画和诗文，不仅是愤世嫉俗，更多的是意气达适，是精神的自由翱翔。”

文化艺术报：《消息》这个长篇，就是在菩提树下完成的？

贾平凹：我说过我的写作不是冬虫夏草，冬天里虫蛰伏在土里，夏天里发苗开花。我在最热的三伏里动笔写新的作品，差不多过去了两个月，让我惊讶的是菩提树又爆了嫩芽。难道它一年里还能生长两次？菩提树真的就往上长，而且速度极其快，两天就一片叶子，两天就一片叶子，长过了木棍上的斑点，长出了两米，十二片叶子。我写作的时候喜欢关门关窗，书房里就不透风，太阳从天窗玻璃里光顾得又很少，菩提树竟然长得这么好，简直是个奇迹！但凡有人来，我都是拉着让看菩提树，他们赞叹着，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在一种鼓动下写我的作品，写完了2023年最后的一天，又写进2024年。2024年，我基本上哪儿都没有去了，就在菩提树下写作。而菩提树在新的一年里迟迟不见爆嫩芽。春茶喝了，端午的粽子也吃了，菩提树还没有动静。6月20日，我记着那一天。我写着写着，写累了，起身给菩提树浇水，却似乎听到了一种响动，是那种“嘭”的一声，往上一看，菩提树爆出了新芽！我那时真的是浑身都激灵了一下，但没有大呼小叫，定定地看着新芽，说：“啊，你还是要长呀！你是憋了劲要长吗？”它是在憋了大劲往上长，一个月里竟长出了两米。现在，菩提树已经是四米二三了，枝干还只是纸烟粗细。三根木棍儿接起来都无法够着它了，我换成了一根特长的竹竿来扶持。我把竹竿叫“韦驮”。书房初成那时，我给书房起名“上书房”，意思是要华贵，我就是“上书房行走”。后来知道了自己身份和现状的卑微，又有一点清高。欧阳修有“平山堂”，我在书房看到城南的秦岭，也想起名“平岭堂”。如今，书房里有了菩提树，却什么名都不愿起了，书房就是读书写书的一间房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