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李木生：孙犁的鲁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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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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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鲁迅年表

□李木生

没有鲁迅，孙犁的文学之路也许会是另一种气象。没有孙犁，鲁迅便会失去一个堪称伟大的知己。

孙犁的一生，都在以鲁迅为导师，即使对于鲁迅的某些观点存有不同意见，但在精神的最深处却始终如一的产生着持久的根本的契合与共鸣。孙犁是鲁迅思想、精神与文学遗产的继承者、普及者、开掘者与捍卫者，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对鲁迅之爱，罕有匹敌。

循着孙犁的鲁迅年表，我们可以看到一前一后两位中国作家忧愤深广的心灵史，又可以领略并见证百年中国的跋涉史。

三四十年代：“建树一个高大的生动理想”

孙犁早在1931年18岁在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二的时候，就开始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及译作，并从此与鲁迅结下了71年之久的不解之缘。

从“九·一八”开始的抗日战争与对于当政者的不满，都让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与日益展开的“革命”二字，成为孙犁理解并热爱鲁迅的最初路径。而鲁迅对于历史、旧文化、民族劣根性与现实黑暗的批判，更令孙犁歆慕共鸣。

1936年，23岁的孙犁在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便订阅了鲁迅曾任主编的《译文》杂志，并通过邮政代办所汇款到北京、上海购买包括鲁迅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除了抄写作品中的警句贴在墙上，还在给学生们讲述日本侵略之下的国家的危亡之时，介绍鲁迅与鲁迅的作品。

而真正深入研究鲁迅、宣传鲁迅，则在他1938年春季正式参加抗日革命之后。参加抗日革命当年的12月，他便在冀中《导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有关鲁迅的第一篇作品《鲁迅论》。这篇5000字的长文，虽然已经佚失，孙犁却并没有忘却，40年后的1978年10月6日，他在《平原的觉醒》一文中，又郑重地回忆：“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1985年8月1日又在《 <善闇室纪年> 摘抄》提到，“在《冀中导报》发表《鲁迅论》”。1939年10月10日，孙犁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单行本发行。书中有这样炽热如火的话：“记起中国文学伟人鲁迅吧，我们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个真实。在他一生的文章里，汹涌着，号啸着的正义感和对人类的热爱，记起那些充溢着血泪、抗议、热情的文章吧。”从鲁迅哪里，他挖掘出这样的宝藏：正义感，热爱，以及“充溢”着血泪与抗议的文章。

1941年初，孙犁动笔写作青少年文学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2月25日，于滹沱河北岸写成《 <鲁迅、鲁迅的故事> 后记》，称其为“不能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敬爱于万一的小书”。他在《后记》里这样表达写作的初衷：“编一本通俗的鲁迅人生读本，叫少年们或念书不多的成年人们阅读，或当作小学教师，民众学校教师课外讲述的材料。”这与此前他所写的《关于鲁迅的普及工作》一文，有着相同的用意，即将鲁迅与其著作普及起来，“普及到农村，使男女老幼对鲁迅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使他们很熟悉鲁迅，像他们熟悉孔子一样”。当年9月《鲁迅、鲁迅的故事》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列入“青年儿童文艺丛书”第一辑。这本不厚的书只有63页、包含27篇文章，此后虽然并未再版，也没有收入孙犁的作品集，但从该书的目录，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个简略的全貌：第一部分：救救孩子（一）、救救孩子（二）、小兄弟、闰土、写在《祝福》里的中国妇女、母亲、一件小事、二员闯将、最大的故事（一）、最大的故事（二）；第二部分：美丽的夜晚、长妈妈、郭巨埋儿、看会、看戏、兔和猫的故事、赵七爷、九斤老太、散媳妇、长明灯、香胰子的故事、续香胰子的故事、贤良女学校的西洋景、阿Q（一）、阿 Q （二）、阿 Q （三）、阿 Q （四）。这本书，康濯曾经有过收藏，赠给孙犁，孙犁又题赠给冉淮舟，刘宗武说是孙犁嫌文字有些粗糙才没有收入文集。沙可夫为此书写序，序里说：“这对于小孩子和大孩子们是容易消化而且富有养料的很好的食粮——灌输鲁迅精神的补品。”1948、8、28致康濯信还有些念念不忘：“牢寒同志寄来一册《少年鲁迅读本》，我觉得过去的东西，现在印出来看看也不错。因此，我想起了以前写的那本《鲁迅的故事》，请你代我登报征求一下，如能找到，如能重印，请你代我删节一下，删去那些不带劲的部分，保留那些有‘创作’意味的部分吧。”直至1981、8月，孙犁写《书衣文录·为姜德明同志题所藏 <少年鲁迅读本> 》,“此书虽幼稚浅陋，然可见我青年时期，对鲁迅先生爱慕敬仰之深情”。第二年的1982、12、4日，孙犁还在《 <青春遗响> 序》里谈到这本书：“《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一篇，是过去存下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九四一年在晋察冀边区印刷的，字迹漫漶已甚，我几次想整理修改，都知难而退，因之不能再版。现存录此篇，是为的说明当时所做的这件事，也是启蒙之一种。”

1941年2月5日，孙犁与沙可夫、远千里、田间、周魏峙等一起，组织成立“鲁迅研究会”。在10月19日《冀中一日》蜡纸刻印完毕就要印刷之际，组织同意并实施孙犁“出一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特辑》随《冀中一日》同时发行”的建议。

1941年，在孙犁的鲁迅年谱中是重要的一年，同年他还写下过另一本流传广泛的关于鲁迅的书《少年鲁迅读本》，共14课：家、姥姥家、小伙计、私塾、图画书、童话、环境、科学知识的重要、老师、为了拯救祖国、完全解放了我们、格言、他写下少年们的历史、战术，连载于晋察冀的《教育阵地》杂志。这本书1946年6月由张家口教育阵地社出版单行本，1949年4月由天津知识书店再版(4月14日写下《 <少年鲁迅读本> 再版小记》），收入“新少年读物”，1950年5月重印，1982年3月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孙犁文集》第五卷，2004年7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孙犁全集》第一卷。他这样描述少年的鲁迅：“一个有志气的少年，在美丽的年华里，建树一个高大的生动理想，一直奔向社会，奔向人生的战场去了。”他再次强调鲁迅对于这个国家的爱，强调挣脱牢笼去争取自由，并给鲁迅以“中国革命的急先锋”、“名副其实的这样一个战士”的定位。第二年亦即1942年第5、6期合刊的《晋察冀文艺》上，刊出过孙犁的一篇名为《诗言志》的文章，用鲁迅先生自已的话再一次强调首先要做一个“革命人”：“结果，是鲁迅那句老话，不管你写什么，先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人’，喷泉里出来的总是水，血管里出来的总是血。”

1949年10月19日《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孙犁文章《人民性和战斗性——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可说是他三四十年代关于鲁迅的一个总结。人民性、战斗性，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也仍然是确切的又是急需的吗？孙犁的回顾满含深情，在那“战争的十几年”里，“不管怎样困难艰苦，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还是举行了对先生的追怀和纪念”，而且还有两次是直接从纪念会的现场奔赴反“扫荡”的战场。对于鲁迅的伟大、鲁迅思想与文字的深刻性与不朽性，孙犁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要从“民族的、人民的斗争历史”、“以及他所起的作用”来认识这样一位“一代革命的文化思想的大师”；更“应该记起：在段祺瑞的黑暗时代，他怎样声援了‘三·一八’；在蒋介石的漫长的血腥统治年代，他怎样声援了革命人民；他怎样亲自到德国领事馆，抗议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残暴；他怎样号召了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仅要有与民族的、人民的斗争历史相统一的作品，还要有如鲁迅一样的在具体事件中的具体的行动。这篇文章的最后，孙犁总结道：“先生不只是中国人民革命文化的伟大启蒙者、思想家和作家，他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坚强的旗手和严肃的战士。”鲁迅不会接受“旗手”这个称号，但对于“严肃的战士”的称谓，鲁迅当会吸一口常叼的烟卷，微笑地点头。

五十年代：“真正为人生的艺术”

早在四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孙犁，并不顺利，甚至数次遭到批评、攻击、甚至批判。

1946年7月31日，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谈到一个叫白桦的人在《在晋察冀日报》副刊对于孙犁《碑》的激烈批评（此白桦不是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以左的腔调责备孙犁“没有同情”、“没有敌忾”等等。1947年11月，中共冀中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孙犁作品在土地会议期间受到批判。甚至“随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孙犁《善閣室纪年摘抄》）。散文《一别十年同口镇》《织席记》，小说《新安游记》，同时遭到《冀中导报》批判。《一别十年同口镇》写土改后富农家庭的人们参加劳动，被指责为“立场”问题，《织席记》被指责为“丑化农民”，小说《新安游记》因将实际生活中的城西南方向写为东北方向，被指责为“客里空”。段华所编著《孙犁年谱》这样记载：“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发表刘敏的《孙犁同志在写作上犯“客里空”错误的具体事实》一文，对孙犁作品进行了不顾事实的无端攻击，差点置孙犁于死地。”在同年8月8日至19日召开、有薄一波、周扬出席的华北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又遭到批评。

越是遭到不公正的攻击与批判，鲁迅也便越能给他力量，他也更加地亲近与理解遭受过更多的围攻与诬陷的鲁迅。

《果戈里——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是孙犁1952年2月28日写下的文字，文中重点谈的是鲁迅。我们都知道，鲁迅几乎倾尽生命的最后的力量，将果戈里的经典名著《死魂灵》做成翻译的典范，孙犁称为“两大才能交相辉映，中译本确切地传达了果戈理的精神，保存了原作文字的锋芒”。这种锋芒，当然是他们所共有的讽刺的锋芒，是对于旧制度与旧制度下黑暗的不妥协的批判与否定的锋芒。但是绝不能止于讽刺，讽刺本身与讽刺之后，必须要有爱与热情做基础。孙犁的高人之处，正是看到鲁迅与果戈里讽刺的核心处：“根据鲁迅先生的界说，讽刺的生命是热情，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是对民族弱点的慈善智慧的鞭策，是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热烈的仰望。讽刺作家，必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没有现实主义的负责的认真的努力，就不会成功讽刺。讽刺作家对现实的人民生活，尤其要有全面的了解，他不只能指出那些落后的腐朽的方面，更必须抱负医治的热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孙犁称鲁迅“是中国新文苑的扶犁人”。

1952年10月17日，与战争年代一样，又来到纪念鲁迅的时刻，孙犁写下《鲁迅的小说——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说鲁迅的小说，也是在说整个文学；说文学，也在说人世间的正道。孙犁特别敬慕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并指出这正是鲁迅著作不朽的最根本处：“长期的生活考察，不断的思想追求，真正为人生的艺术，这就是鲁迅小说成功的基本点”，“他的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鲁迅作品中所包含的讽刺，他当然知道其中的反抗与不满，但孙犁的独到处，是他发现这种讽刺之所以伟大，是在于“产生自对于生活的熟悉和对于生活的热情”。文中还说到鲁迅的小说是“白描的杰作”，而孙犁的小说与散文，又何尝不是白描的上品，其中的血脉正在前后相通着。1953年10月19日，孙犁又写下《全面的进修——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七周年》的文章，再次肯定鲁迅的开创性意义，“严格说，中国新文学创作是从鲁迅开始的，他是中国新文学园地的拓荒者、播种者、介绍先进经验的人”。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让我思之再三的话：“关于纪念刘和珍和柔石、白莽等，大家都知道那是千古不能磨灭的充满鲁迅的血泪的文字”。孙犁总是有一副别样的眼睛，他当然会以高屋建瓴式的逻辑力量概括鲁迅，但他更看重或者更加铭记与推崇的，是鲁迅的“血泪的文字”。

整个五十年代，孙犁与鲁迅还有多种交集。1950年1月15日给康濯信，并上寄一本《少年鲁迅读本》请其转给1946年版的插图吴劳，并希望寄来《鲁迅·鲁迅的故事》，以抽出有用的部分充实《少年鲁迅读本》；1952年1月10日写出《托尔斯泰》，谈“鲁迅先生的简朴的生活作风”；1951年4月25日孙犁告诉王林：到北京一趟，听说毛主席请丁玲吃饭时说，文骨要高，茅盾不如郭沫若高，鲁迅的最高；1951年10月19日下午，在首都影院参加纪念鲁迅逝世15周年大会，晚上去青年宫交谊所参加纪念鲁迅文艺晚会；1953年2月30日，王林收到从北戴河转过来的孙犁信，劝王林学习鲁迅的“韧”；1954年11月3日写下《 <红楼梦> 现实主义成就》，引用鲁迅《小说旧钞闻》；当月11日整理《在一次 <红楼梦> 座谈会上的发言》，谈到鲁迅也认可秦可卿是吊死的；1955年2月13日写有《新的里程——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学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件》，谈起自已学习文学的开始，便接触到“鲁迅先生初期的作品”，并谈到鲁迅和瞿秋白对于胡秋原、苏汶等人的批评；那样的时候，疏离如孙犁，也不能逃过被裹挟的命运，1955年5月21日在《要更进一步揭露胡风》的表态文章，称其“在骗人的‘鲁迅门徒’的旗子下面，进行了反革命的罪恶活动”；1956年10月14日在政协礼堂参加纪念鲁迅座谈会……

五十年代，孙犁是奋进的又是疑惑的，自已也遭遇到比四十年代末更为复杂的境况。1950年3月21日致康濯信谈自已“创作上情绪，最近又不正常”，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同时登林志浩、张炳炎《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和王文英《对孙犁 <村歌> 的几点意见》，指责作家的作品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歪曲地塑造了几个新人物的典型形象”。3月28日，王林与方纪谈论文艺界开始刮起的批判之风，说孙犁认为自己要被扫荡一下。6月23日致康濯信，谈到周扬对其电影剧本的批评一事。早在1949年10月23日，孙犁致康濯信就通告了自己写的电影剧本因为周扬的否定没有通过的事，“我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批语，以为我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中的印象有‘许多’”。在1956年2月27——3月6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周扬在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批评了孙犁的《风云初记》：“但当读者正盼望在第二、第三部看到冀中人民如何英勇地坚持斗争和开辟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时候，作者却把我们带到离开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这就使第二部中的描写成为软弱无力了。”联想1954年1月14日周扬来津找人谈话，王林、李霁野、李何林、劳荣等参加，孙犁却以整理稿件为由不去参加，可知孙犁有着自已坚定的想法，对自已的《风云初记》有着不能动摇的自信。这也就是他在五十年代初致康濯信中所说的“颇有传之其人，证之历史的愤激之情”。虽然1955年6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因胡风案逮捕诗人鲁藜，让身临其境的孙犁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与莫名的恐惧，但是，孙犁还是从鲁迅那里获得着纵观历史总趋势的力量，也就是他对王林说过的话：“时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也许已经无法写鲁迅那样血泪的文章，却可以进行鲁迅一样的思考。于是就有了五十年代他的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左批评右创作论》。

带有鲁迅风的《左批评右创作论》写于1956年8月13日，犀利地提出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究竟在这几年里，批评是否粗暴了？以及这种批评是否对创作发生了种种不良的影响——就是所谓障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从创作里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观的逻辑，就给作者定下了这个那个的罪名”；“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只会板‘正确’面孔的个人的武断”。他甚至引用契诃夫的比喻来形容这种粗暴的批评“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怎样解决？孙犁还是提出鲁迅的榜样，“例如鲁迅之于瞿秋白”——孙犁一定想到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和鲁迅为瞿秋白编选的《海上述林》，提倡用“鲁迅采取的办法”——将批评文字与所批评的作品“放在一起发表”。孙犁在文章的最后，有些摊牌性质地说：“这样做，就可以使读者看到耕地的深浅，看到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评是在认真地鞭策，还是在肚皮下嗡嗡！”

阴差阳错，或者还有写成后重读时的担心与后怕，致使这篇文章的真正发表，却要等到23年后的1979年2月4日，载于《天津日报》文化园地。不然，灭顶之灾一定会早早地到来。即使将锋芒掩藏，1959年12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总结，还是把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定为“毒草”。

六、七十年代：“先生一世，惟热惟光”

“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六七十年代，对于孙犁来说是阴霾重重的。最危难的时候，他曾多次想到过自杀，甚至有过触电自杀未遂的经历。当然有着理想破灭时的绝望，但这种绝望，毕竟是短暂的，文学与人生系念着他，战争岁月时的青春也在明灭之时召唤着他，当然还有鲁迅在温暖着他、照耀着他、支撑着他。

1962年，在治病与疗养的时光里，鲁迅总会常常来到他的心上。2月16日下午，他与来访的韩映山说“鲁迅作品在中国最好”；3月4日又与冉淮舟在信中谈到在晋察冀边区印过的《鲁迅·鲁迅的故事》、在晋中的导报发表过的《鲁迅论》。15日冉淮舟来信，表达了希望早日读到《鲁迅·鲁迅的故事》和《少年鲁迅读本》的热切愿望。4月27日，韩映山、阿凤、万国儒、劳荣来看望孙犁，再次谈到鲁迅：“写人物要投入感情，要有同情心，鲁迅、契诃夫就是这样。”10月21日，从河北省办事处搬到颐和园云松巢中国作协修养所，住东院邵窝殿，读鲁迅《嵇康集校注》。有了鲁迅的气息，也就有了穿透表象看清内里的清醒。11月梁斌来访，梁谈及庐山会议叫人学海瑞，要有海瑞精神。孙犁却说：“不要听那个，你一说，他就不干了。”1964年8月3日致冉淮舟信，告诉他“每天在家看点书，近来我又读了鲁迅先生一些著作，似有所领会”。

风雨欲来风满楼，批判的子弹早早地射向孙犁。1960年就有人评《铁木前传》的“修正主义思想”；196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则认为这部中篇小说所写的都是“中间人物”，“严重歪曲了我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1963年，《河北文学》8月号登楚纯白《评风云初记》，觉得小说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展对《铁木前传》的重新批判，有人甚至认为该书是“抹杀党的领导作用，丑化党团干部”的典型；1965年，几位工人作者联合写出了一篇批判《铁木前传》的长文，有人写了全盘否定孙犁作品的文章，投寄《红旗》杂志，被杂志文艺部的浩然以“缓登”的名义压下。1966年终于来了，人被反复批斗，家被反复抄掠，文字稿件全部丧失。淫威之下，“家里又自抄一次，重病的妻子将一些本子、信件、朋友的照片全部投进火炉，住室文字几乎绝迹”（段华《孙犁年谱》）。

但是，鲁迅救了孙犁。在他独创的书衣文录里，鲁迅一次次地出现——

1973年10月1日，写作书衣文于鲁迅的《小说旧闻钞》：“费慎祥印本，版权页有鲁迅印章。雨中……见此书破碎……因为装修焉。”12月21日晚，写作书衣文于鲁迅1932年8月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文末自注：室内十度，外传零下十四度云。文则缠绵悱恻：“此书系我在保定上中学时，于天华市场（也叫马号）小书铺购买，为我购书之始。时负笈求学，节衣缩食，以增知识。对书籍爱护备至，不忍其有一点污损。此书历数十年之动荡，仍在手下，今余老矣，特珍视之。凡书物与人生等，聚散无常，或屡收屡散。得之艰不免失之易；得之易更无怪失之易也。此是童年旧物，可助回忆，且为寒斋群书之最长者。”四年之后，孙犁在《关于散文》中又提到到鲁迅的这部书：“我的书，也经过不少沧桑，这本书却一直在手下，我给它包裹了新装，封为‘群书之长’。”

1974年1月2日，在许广平编的《鲁迅书简》写作书衣文，最后一段尤见与鲁迅一生也化不开的情意：“此书厚重……当人文全集出，书信选编寥寥，令人失望，记得天祥有此本，即跑去买来，视为珍秘。今日得团聚，乃为裹新装。”是家人，是骨肉，是劫后重逢，所以才用“团聚”二字。11月23日，写作书衣文《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值病中无事，粘废纸为之包装。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周作人晚年以写鲁迅为生，功不可没，但在这节书衣文里，孙犁还是在为鲁迅的早逝与所受的家庭窝囊气而打报不平：“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对于周作人，孙犁有厌恶之心，除开恨之汉奸身份之外，因兄弟阋墙造成鲁迅长期痛苦也是重要原因。孙犁在《书衣文录·知堂书话》再写道：“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笔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关于周作人，孙犁多次评说，贬多褒少。1982年1月12日《贾平凹散文序》中说：“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写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文第二天，孙犁又为《越漫堂詹詹录》包裹并写下书衣文，虽挚爱鲁迅，却又表达着与鲁迅不同的观点：“鲁迅先生虽对《越漫堂日记》有微词，然观其文字，叙述简洁，描写清丽，所记事端，均寓情感……喜怒笑骂，都是有为而发。”1981年3月28日，孙犁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中再次表达出与鲁迅不同的意见：“我们只能读些选本。鲁迅反对读选本，是就他那种学力，并按照研究的要求提出的。我们是处在学习阶段，只能读些有可靠注释的选本。我从来也不敢轻视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选本。像这样的选家，这样的选本，造福于后人的，实在太大了。”清醒自主，孙犁的鲁迅观越发显得可贵。实事求是，是孙犁对待他所挚爱钦服的鲁迅始终如一的态度。在“1981年8月30日改讫”的《读萧红作品记》中，孙犁不同意流行的“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的说法，直言道：“先有良马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1982年5月28日的《芸斋琐谈·谈慎》，甚至还揭了鲁迅的“短”：“记得鲁迅先生，在晚年和人论战时，就曾经因把《颜氏家训》上学鲜卑语的典故记反了，引起过一些麻烦。”1983年4月13日，孙犁写出《小说杂谈·小说与三角》，讲当时上海文坛有关张资平被鲁迅批评讽刺后便“马上销声敛迹，一败涂地”时，客观地评价说：“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1986年写的《谈杂文》，同样主张不只局限于鲁迅，“我以为，学习杂文，不能只学鲁迅一家，也要转益多师”、“不能把鲁迅树为偶像”。与鲁迅意见相左的，还有1990年8月29日写的《读唐人传奇记·莺莺传》，“作自名家，后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

让人咀嚼再三的，是孙犁为鲁迅编辑出版的《海上述林》所写的书衣文，不仅长达756字，是《书衣文录》中最长的篇幅之一，而且曲折着民族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时空，以及难言却又言的认知与精神世界的幽深秘境。首述《海上述林》曾是自已在同口镇小学任教时“节衣缩食”所购书中的“最贵重者”，贵重到“秘而藏之，虽好友亦吝于借观也”；为什么如此珍贵？不仅印刷是“空前绝后”的精美，更在于译者瞿秋白“具极大引力”，“编者(鲁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瞿秋白被杀，鲁迅手握一团火，奋起重病之身，亲自校对设计并题写封面，再四处寻找资金与出版者，终于在离世之前见到上卷的出版。出版，欣喜，又亲自为战友与知音的这部书写出广告，“作者既是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无一不佳，足以传世”，当时月薪只有20元的孙犁，就是读了鲁迅的广告立即汇钱至上海购买此书的。这些都在感动着正陷在泥淖中的孙犁的衷肠，不能自已，落笔生辉。怀想鲁迅，也痛惜秋白，“且革命不断，批判及于译者，此书已久为人所忘，青年人或已不知此曾赫赫之书名”。结尾尤其让人吁叹：“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至此已三十九年矣。今日用皮纸粘连此书前后破裂处，并糊补封套如衲衣，亦不觉夜深。”这篇书衣文写于1974年12月29日，虽仍是“大野多钩棘”，但却已从绝望中苏醒，并坚信“时代仍奋进不已”。

“按照《鲁迅日记》中之书账，按图索骥”购读书籍，这是孙犁1975年1月27日写在《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一书上的书衣文，也真实地记录了他晚年追随鲁迅足迹、买书读书的状况。5月14日，写作书衣文《小约翰》，“此书为鲁迅先生译文之原刊本，我青年时期，对先生著作，热烈追求，然此书一直未读……今日为之装新，并思于衰老之年，阅读一遍，以期再现童心，并进入童话世界”。9月11日写作书衣文《鲁迅致增田涉书简》，“黄秋耘寄赠”；1976年的书衣文大多没有注明具体日期，书衣文《小学义疏》，“此即鲁迅先生所记《小学大全》”；书衣文《近思录》：按照《鲁迅日记》书账购书，见于账者十之七八矣；而《鲁迅全集》的书衣文，当是《书衣文录》中最长的吧，多达九百多字，有些悲凉，“在我手中，珍如拱璧”，可在“封建法西斯的邪气”横行的年代，却要“有时与煤炭为伍，有时与垃圾同箱”。关于《鲁迅全集》，1977年12月，他还在《编辑笔记》中提到过，说“再拿我们那一点点成绩来和它比一比，不也是显得那么过于渺小和寒伧了吗”？

1977年，有几篇或专门或重点论说鲁迅的重要文章，分别是7月21日的《关于短篇小说》、8月的《关于中篇小说——读 <阿q正传> 》、10月25日的《关于散文》、12月19日的《创新的准备》，都从不同的侧面对鲁迅作品及其思想与精神内涵进行了独到的探究，开辟出一块以文学视角研究鲁迅的新园地。“读鲁迅小说，要研究鲁迅所经历的时代、生活，要研究他的杂文、日记和书信，才能读懂弄通。鲁迅的短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典范，它会使我们理解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典型创造的方法，小说的结构组织，文字的锤炼运用”（《关于短篇小说》）。《关于散文》写得用情之深，会让人读后掩卷长思。他说“我最喜爱鲁迅先生的散文，在青年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省吃俭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课余是“迫不及待地奔赴图书阅览室，伏在报架上，读鲁迅先生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而且不管鲁迅怎样变幻笔名都能被孙犁一眼认出，甚至“总要读到能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北平流浪，再困窘也要省下钱来买鲁迅的书，“买到一本书，好像就有了一切”；抗日战争的队伍里，“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为什么会“‘五四’以前以后都是无与伦比”的不朽？孙犁概括地回答以鲁迅艺术创造上的真、善、美，并以鲁迅“晚期的血泪之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举例，说“在极端残酷的战争年代，每读一遍，都是要感动得流眼泪”。在《关于中篇小说——读 <阿q正传> 》一文中，孙犁称《阿Q正传》“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这篇作品，不只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成为永不磨灭的艺术珍品，也是我们研究中篇小说创作的最好范本”。《创新的准备》，则从鲁迅“以伟大的革命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前进的途径出发，述说鲁迅“在思想方面，生活积累方面，艺术手段的探索方面”，所作的10项“重大努力”，同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艺术创新的最好的条件”。

七十年代末，还有诸多篇章涉及鲁迅。“鲁迅很注意把国外优秀的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就翻译过像《表》这样的中篇童话。在他所主持的《译文》上还登载过曹靖华译的《远方》，也是中篇。同译者所译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是中篇，也是鲁迅介绍出版的”（《芸斋断简·我读过的中篇小说》）。“当务之急，是先学习鲁迅主持编辑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应该学习他在每期刊物后面所写的‘后记’。从鲁迅编辑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要求”（《关于编辑和投稿》）。“鲁迅先生曾为不少青年作家校正文稿和出版物，他用的名称叫‘校字’”（《谈校对工作》）。“过去，鲁迅先生指出，毁灭作者有两条路：捧杀与骂杀。现在提倡文艺民主，骂杀的机会少了。但胡乱吹捧，尤其容易毁掉一个青年”（《新年，为 <天津团讯> 作》）。“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戏的梦》）。“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一书，已经陈列在那里了。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这本名著”（《书的梦》）。“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画的梦》）。“《子夜》的出版，是中国革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很为这一重大收获高兴……在那一时期，假的马克思主义，即挂羊头卖狗肉的书籍也不少，青年人一时难以辨认，常常受骗上当……这是后来经鲁迅先生指出，我才得明白的”（《装书小记》）。“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经历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如此”（《文字生涯》）。“我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鲁迅同一群青年木刻家的照相中，排在后面，胸前垂着西服领带，面型朴实厚重的，就是马达”（《悼画家马达》）。“我最初读了鲁迅翻译的几本书，即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六集中的那四本书……高尔基、鲁迅的评论文章，直至目前，也很难说有人能够超越。”（《信稿二》）“鲁迅说：有闲不一定能创作，但要创作，则必须有一定的余闲”（《关于 <聊斋志异> 》）。“在三十年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感动得流下热泪。那时我还很幼稚，很单纯，并不知征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险。鲁迅先生对死者的深沉的情感，高尚的道义，教育着我。惭愧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文字，看来我这一生一世，只能是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学习不来了（《近作散文的后记》）。“‘五四’前后，中国的现实主义，由鲁迅先生和其他文学先驱奠定了基础。”（《 <刘绍棠小说选> 序》）。

1979年3月19日，天津市召开文艺、新闻、出版单位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铁木前传》得到重新评价，认为是新中国杰出的文学佳作。孙犁的鲁迅年谱，将会有新的篇章。

八十年代（上）：“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从《秀露集》到《如云集》，孙犁晚年的十部书，有8部是写于八十年代。整个八十年代，是孙犁一生中又一次悟醒并迎来文学生涯的再次持续喷发的黄金岁月。在这十年之中，他更多更深地走进鲁迅，为我们留下许多重要的关于鲁迅的文字，也为我们认知、学习、继承、分析与思索鲁迅，开辟了一条别样的小路。

1981年初春，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鲁迅研究》编辑部派专人赴天津约请孙犁为《鲁迅研究》撰稿。但是孙犁没有应约，理由是：“《鲁迅研究》要理论性强的论文，怕写不了，而且最近身体欠佳，站起来就头晕，只能抱歉了。”（张梦阳《孙犁先生的一封信》）虽没就约，孙犁却在整个八十年代，写下《文学和生活的路》《小说杂谈》《读萧红作品记》《芸斋琐谈·听朗读》《文林谈屑九》《谈杂文》《买 <世说新语> 记》等专门论述或重点论说鲁迅的文章，更在95篇文章里提到或简述鲁迅。其中，《文学和生活的路》最为重要。

《文艺和生活的路》还有个副题“同《文艺报》记者谈话”，这个记者就是吴昌泰。吴昌泰以孙犁为主谈了三天话，根据谈话记录再经孙犁整理而成一万五千字长文，最见孙犁的思想、精神、文学主张与生活道路，文中对现实主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有关人道主义，都有深刻确凿而又新鲜全面的阐释。而这一切的阐释，又常常以鲁迅为标尺。如关于人道主义：“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文章的最后，孙犁重申，“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鲁迅所开辟的文学之路，正是现实主义的源头与主干。对于敏感而又必须面对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此长文有近乎本质性的回答，既是理论的，又是他漫漫人生长途走出来的。像鲁迅一样，他从不摆吓唬人的虚架子：“鲁迅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看到了当时的政治和文艺情况，他写了好几篇谈文艺与政治的文章，我觉得应该好好读。他在文章里谈到，‘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意思是说，政治可以决定文艺，不是说文艺可以决定政治。我有个通俗的想法。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孙犁并不回避自已“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的问题，他的“远一点”就是与“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划清界线，不跟风不图解，更不能扯谎欺骗。孙犁还着重提起文艺修养，提到读书少的“惭愧”，又说到鲁迅的榜样：“我们可以看看《鲁迅日记》。我逐字逐句地看过两遍。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的一部书。我曾经按着日记后面的书账，自己也买了些书。他读书非常多。”

半年之后，吴昌泰与孙犁又有一次访谈，也很重要，放在《澹定集》的首篇题为《答吴泰昌问》，同样说到人道主义，原来的题目甚至就是《人道主义·创作·流派﹣﹣作家孙犁答问》。说到流派，并不赞成，又以鲁迅举例：“‘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及其他几位大作家，在文坛上，都是星斗悬天，风靡一代，也没听说哪一个曾有流派产生。”回答自已喜欢的作家时，“短篇小说：普希金、契诃夫、鲁迅”，是在将鲁迅排入世界经典作家之列。这些作家，当然都是“散兵作战”，所以孙犁主张“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尽管他终因“缺乏热情”而不能续写《铁木后传》，尽管“我多次轻生欲死”、青春之追求几成“痴想梦呓”，但他还是如山不能移般地信奉人道主义，并庆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

还有前一章所提到的《读萧红作品记》，也是一篇特别重要的关于鲁迅的文章，说萧红，更在说鲁迅、说文学的现象与文学的普遍规律。先说鲁迅写的《生死场序》，“文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序，可叹观止”、“对于萧红，评价最为得当”。为什么？“鲁迅的文章，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孙犁冷静而又热烈，他还是在本质上评说，“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是最大的帮助”，“她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但更重要的是她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并由此说开去，“在我国，1930年以后，经过鲁迅和太阳社的论战，文艺创作也渐渐走上踏实的、注意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孙犁对女性有着别样的又是罕见的理解、尊重与爱惜，对萧红尤其如此。他体察萧红，“萧红可爱之处，在于写作态度赤诚，不作自欺欺人之谈”，“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他欣赏萧红的文字，“她有时变化词的用法，常常使用叠句，都使人有新鲜感”；他恤惋萧红的命运，“一代英秀如萧红，细考其身世下场，亦不胜惆怅之感”……

《小说杂谈》由多个短章组成，并分别在“小说的体和用”、“小说的欧风东渐”、“小说的结尾”、“小说与时代”、“谈比”、“佳作产于盛年”、“小说与电影”、“小说与三角”等短章中都有对鲁迅的借鉴与评述。“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这是对鲁迅小说的总述；“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芸斋琐谈·听朗读》，写于1985年9月，并注明“21晨改抄讫”。仍然说的是鲁迅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是自已年轻时最爱读的文字，每次读都“热泪盈眶”，甚至能够“背诵如流”。但是“经历各种创伤，感情也迟钝了”，没有泪水了，甚至“血写的历史”，“也会渐渐褪色”。但是文学不能死，鲁迅还活着，“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他们的形象，鲁迅对他们的真诚而博大的感情，将永远鲜明地印在凭吊者的心中”。这时，曾经绝望甚至被冷漠包围的孙犁，又在鲁迅的那真诚而博大的感情里复活并坚定、平静、“清澈”起来，坚信：“文章与道义共存。文字可泯，道义不泯。而只要道义存在，鲁迅的文章，就会不朽。”

《文林谈屑九》也是写于1985年，从《故事新编》谈起。虽是谈屑却不可小觑，是在“有些人对鲁迅的作品，抱冷漠态度”、更有甚者刮起一阵否定贬抑鲁迅的流行式的大背景下的仗义执言。孙犁毫不动摇，“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其历史知识，文学手法，哲学思想来说，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不去纠缠于枝叶，他从整个历史进程去看鲁迅，“他的心，他的血液，正接连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呼吸。他的一言一动，成为那一时代，对青年最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号角之声”；对于那些当红又横行的大佬们，孙犁仍然以鲁迅为镜去照妖，“鲁迅一生，虽战斗姿态凌厉，但对待文学创作，则非常谦虚谨慎，从未自放狂言，以欺世盗名”。当然，孙犁不仅不回避甚至还迎向前去，分析鲁迅遭遇“冷漠”的根本原因：“把鲁迅奉为主神的陪坐之神，强拉知己，无限制地印刷其著作，并乱加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引出反作用。”

1986年10月20日写下另一篇关于鲁迅的分量不轻的文章《谈杂文》。对于海内外一众人等“以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创作，并假惺惺地为他惋惜”的现象，孙犁从鲁迅杂文的时代作用、杂文的战斗实绩、文章的功力示范，予以正面回应，称“鲁迅成为杂文的泰斗和象征，领袖杂坛”。并顶着“目前已被看作陈词滥调”的时潮，重新确认当年展读鲁迅杂文的感受：“这不只是投枪、匕首；更是号角、战鼓；一字一句，都具备十里埋伏，八面威风，所向披靡的力量。”孙犁虽不张扬，却是当代作家中文化修养最为深厚的。他还从杂文的历史发硎、定名、发展，一一缕述，再用鲁迅的杂文内容为杂文这一文学样式定下一个粗略的边界：“除了杂感随笔以外，还有通信（论创作和翻译），序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二集等），有记人记事的类似小说速写的，如《阿金》，也有完全是散文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此外有记典故的，记时事的，和有关文籍史料的文章。一些严肃的理论，如《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编辑在内。”

八十年代（下）“随便在那里一站就行了，很自然”

孙犁不喜欢照相是出了名的，却有两篇专门谈照相的文章。一篇是《谈照相》，写于1986年4月4日，回忆1956年3月3日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的那次照相。肃穆，排场，不愿抛头露面惯了的孙犁直往后藏，却被“理事坐前面”的喊声牵到了前面。正下着雪，终于等来了最重要的人物，“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9天之后，孙犁又写了另一篇《照相续谈》，谈到鲁迅，慕念之情溢于言表，“过去，在文艺界，是没有这么多讲究的。前些日子，我见到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张旧照片，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愈之，随便在那里一站就行了，很自然”。自在，自由，平等，轻松，肯定自然，还有舒服。

在八十年代关于鲁迅的近百条文字中，虽然五花八门，却又有迹可寻，大多为文化、学术的零星记录，将零星裒辑一处，则又成斑斓的锦绣，加之孙犁的人生际遇，倒也有耐人咀嚼的趣味。

《秀露集》除了《关于纪昀的通信》提到《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纪昀的评价是很高”之外，大多集中在《耕堂读书记》系列中。“《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陆机 <文赋>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三国志·关羽传》）；“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耕堂读书记三·缘督庐日记钞》）；“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那篇文章中，称赞了过去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由于他的启发，我也买了一部，共九册”（《耕堂读书记· <清代文献> 二》）。

《澹定集》有12篇文章、书信提到鲁迅，大多是谈文学问题，亦能显示孙犁的独特眼光。《关于“乡土文学”》，载述是鲁迅先生首先称许钦文初写小说为“乡土文学”，但又明确地表示鲁迅那些写乡土的文字，“已经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民族的瑰宝”。《 <文艺增刊> 辟栏说明》则回忆鲁迅先生当年，于介绍世界名家之创作时，必要求附译其创作经验，由此得出结论：“先生所反对者为‘小说学’，为‘创作方法’，非反对创作经验也。”《我的书目书》讲到自已在解放初期，“是按照鲁迅先生开给许世瑛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而开始了大量购买图书进行阅读的经历。《读作品记》系列，关于鲁迅的有6处：鲁迅说：“油滑是创作之大敌”；文人生活，可以自嘲，但也要有节制，不能流于浮浅，鲁迅、契诃夫都曾自嘲；关于创作规律，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从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的日记、书信、序文等；在斤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师法鲁迅；对生活的淡漠，也不会产生幽默。幽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手法。鲁迅、契诃夫都善于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冷峻地注视着生活，含着眼泪发出微笑的。在致铁凝信和《乡里旧闻·老刁》里，提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译《死魂灵》。

《尺泽集》有《小说杂谈》系列，7处说起鲁迅——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小说的体和用》）；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都是审视中国当前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小说的欧风东渐》）；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始祖（《小说的结尾》）；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小说与时代》）；《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谈比》）；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佳作产于盛年》）。此外，在《芸斋小说·三马》里重提“鲁迅先生有言，真正的勇士，能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乡里旧闻》，“瞎周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豆腐西施”；《文学期刊的封面》谈到鲁迅主编的《语丝》《奔流》以及鲁迅设计封面的简洁，是“非常朴素的”；在《再论流派》里说到“鲁迅所言，文学团体非豆荚之说，乃至理名言”等。

《远道集》的《芸斋琐谈》系列有4条有关鲁迅的消息，分别是《谈忘》，重提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我读着曾想经典就是经久不衰，正如孙犁所说“他虽说是叫人忘记，人们读了他的文章，不是越发记得清楚深刻了吗”；《谈迂》是孙犁回忆非常时期人性非常扭曲的情势下，自已被棚友告密所遭到的折磨与惊吓，使他想起鲁迅对柔石的告诫，“他尝告诉柔石，社会并不像柔石想的那么单纯，有的人是可以做出可怕的事情来的，甚至可以做血的生意”；《谈书》讲鲁迅当年出书赠书的情况；《谈友》则趣味横生，从《史记》中的廉颇讲起，失势客去得势客来廉颇怨，而被“鲁迅呼之为帮闲”的客则曰有势我从无势则去，“有何怨乎”，由此孙犁调侃道：“这些‘客’倒有些可爱之处，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颇，一定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共事的。”之外，《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谈到“鲁迅、茅盾的传统”，《与 <南开文艺> 编辑的通信》讲到拜师风气的严重，说自已“不用说鲁迅，再小一点作家我也没给人家写过信”，《小说杂谈·小说与青年》谈买读小说的大多是青年，“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还有一篇《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再次以鲁迅为榜样谈作家的做人：“鲁迅先生之所以为众人景仰，无异辞，当之无愧，是因为他的伟大人格，对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对文学事业的至死不渝的耕耘努力。”

《老荒集》中有关鲁迅的言说，包含三个系列《芸斋琐谈》《书衣文录》与《小说杂谈》，分别有5处、4处和3处。《芸斋琐谈》有《谈文学与理想》，讲自已青年时代怎样从读尼采、梁漱溟、周作人等人的书过渡到集中精力阅读“十月革命文学和鲁迅的书”；《谈读书》说起鲁迅先生给许寿裳公子许世瑛开的十部书，也许年龄尚小的许世瑛还读不懂，但能“使他知道：人世间有这样几部书，鲁迅先生是推重这些作品的”；《爱书续谈》回忆起战争年代他的“破书包”里曾经装有“《毁灭》《呐喊》《彷徨》，也带过《楚辞》和线装的《孟子》”；《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里再次提到读《大公报》《申报》上鲁迅文章的情况；《谈简要》则是督促写作者“能按照鲁迅先生说的，写好文章以后，多看两遍，尽量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除，也就可以了，不能苛求，不能以词害义”。《书衣文录》的4处是：《为姜德明同志题所藏 <少年鲁迅读本> 》，“此书虽幼稚浅陋，然可见我青年时期，对鲁迅先生爱慕敬仰之深情”；《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有历史的沧桑感，“偶检出此书。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值病中无事，黏（粘）废纸为之包装”；《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此即鲁迅所谓专印劣书之世界书局出版物也”。《小说杂谈》中《小说与电影》则发问：“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小说与三角》谈“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读小说札记》讲到“鲁迅、茅盾等所开创的，表现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传统”。

《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分别有19篇、13篇、4篇文章写到鲁迅，择其要点，综述如下——在世风浇薄的当下谈鲁迅与许寿裳的交友的古道，“许寿裳和鲁迅是至交。鲁迅生前有新著作，总是送他一本的。鲁迅逝世之后，许寿裳向许广平要一本鲁迅的书，总是按价付款。这时许广平的生活，已经远不如鲁迅生前，这也是一种古道”（《陋巷集·谈赠书》）。“鲁迅说，‘五四’时代的小说，都是严肃认真的。这不只是指作家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也指创作态度。那时期的小说，今天读起来，就像读那一时期的历史，能看到现实生活，人民的思想状态，感情表现”（《陋巷集·谈作家素养》）。“一些理论家，热衷于西方的现代，否定‘五四’以来的散文，甚至有的勇士，拿鲁迅作靶，妄图从根子上斩断……人云亦云，摇旗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领”（《陋巷集·散文的虚与实》）。曾经数次想到或竟实施自杀的孙犁，感动于鲁迅对于阮玲玉的怜惜与同情，还有对于造成这种悲剧环境的愤怒，“当名伶阮玲玉服毒自杀，谣诼纷纭之际，鲁迅著文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不然你就去试试。’”（《无为集·谈自裁》）。还有孙犁与鲁迅相隔数十年书写同一佛偈的巧合，也让孙犁深感惊异：“然翻检至末尾，四句偈语，赫然在焉。失望之后，倍增欣喜。恐再遗忘，谨抄存之：一切有为法，如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余为德明书此五字后，见一图片，鲁迅先生曾为日本僧寮书此五字（如露亦如电）。余与先生在文字上能有一点同见与同好，实出偶然。然私心亦不免有所惊异矣。”（《无为集·书衣文录·唐玄序集王羲之书 <金刚经> 》）孙犁曾因为在记人记事、评论序言中的直言而得罪过不少人，但他虽有警惕，却不后悔。在《如云集·谈镜花水月》一文中，他还是以鲁迅为镜：“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

九十年代：“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

九十年代，实际就是九十年代的前6年（1990——1995），孙犁与鲁迅有着更加密切与密集的接触，也是对鲁迅认知与评说尤为重要的时期——在孙犁生命的末尾，却出现了体会与研究鲁迅的最后的高潮，也是对他自已一生追随鲁迅的一个最为扎实厚重的总结。

这6年里，有关鲁迅形诸文字的，共有35篇文章，而专门文章就有《文宗》《读唐人传奇记》《书衣文录·唐宋传奇集》《买 <朱子语类> 记》《理书四记·日记总论》《甲戌理书记·华新罗写景山水册》《耕堂题跋》中的《题 <南阳汉画像汇存> 》《题 <何典> 》《题 <鲁迅书简> 》等9篇。

尤其是《文宗》，几乎就是自已一生认识理解、学习研究鲁迅的一个纲领性的总结，在孙犁有关鲁迅的专门文章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1月9日，只有1100个字，容量却是巨大。初读时看到首先写到周扬，我曾稍感诧异，慢慢地才品出来一些味道来。孙犁这样写周扬：“在延安时，我发表几篇小说后，周扬同志曾到我的窑洞，看望我一次。也没有地方坐，站着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当时我是鲁艺文学系的教员，他是院长。”其实，周扬的光顾，不是因为孙犁，而是因为毛泽东看了《荷花淀》夸奖了一句是位有风格的作家，才让周扬屈尊的。但也只是“站着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而孙犁亦是淡然甚至有些冷漠，他归因于“我自幼性格孤僻，总是愿意独来独往”，其实并不尽然。

也许周扬不会全部知道孙犁已经写下过长文《鲁迅论》和两本薄书《少年鲁迅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但孙犁的热爱与信服鲁迅，周扬不会不知道。可是孙犁却十分地清楚周扬在上海给鲁迅留下的满身鞭痕，甚至加速了鲁迅走向生命终点的那些“奴隶主”式的颐指气使与刁难围剿。鲁迅早早地走了，周扬大大地红了，但是孙犁更加坚定地相信：“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人谁不爱先生？’是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著名信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是30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爱，是无法规定也不能命令的，它是长在人心上的花朵，孙犁心上就盛开着热爱鲁迅的荷花。“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人选，便有了定评，能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是真正的龙门。上溯下延，几个时代，找不到能和他比肩的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不行”，也许孙犁还有一句没有写出的话：周扬当然更不行。接着，孙犁又写下“鲁迅对青年作家的帮助，是指出他们创作的不足”，“鲁迅对青年作家的一些缺点，是很理解，也很宽容的”，以及“鲁迅并不怕别人利用他”等等。在这篇文章里，孙犁用了三分二的篇幅讲鲁迅与青年的关系（周扬那时也是青年），讲鲁迅有时的不愉快不情愿，“以先生对待青年人的赤诚热情，为什么还会有些不愉快呢”？体贴入微的孙犁这样回答：“鲁迅自己说他是一头牛，或甘为孺子牛。青年人如果根据这些话，就围上去，役使他，鞭挞他，挤他的奶吃，就是一头真的牛，也会不高兴，不能那么顺从了。”

《读唐人传奇记》是孙犁的另一篇关于鲁迅的重要文章，侧重于学术，却又写得朴素明了。先是综述鲁迅关于传奇的六则总论，“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再从“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宋代传奇，鲁迅认为“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警世，实亦渲染”、至于“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鲁迅则认为“无涉于传奇”等等，结论为“先生的论述，非常精确，是历久不刊之论。因为他是从作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孙犁还有一篇《书衣文录·唐宋传奇集》，体会鲁迅当年编辑此书的情形：“先生编纂此书时，正值精力、情感旺盛之期，故序跋文字中，颇多妙语。余青年时，都能背诵。”

这6年间，孙犁涉及鲁迅的有三个系列让我瞩目难忘：《耕堂读书随笔》《甲戌理书记》和《耕堂题跋》，撮要简述如下——

《耕堂读书随笔》：“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读高长虹传略》）；“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读 <文笔下的文人> 》）；关于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写有文章，说到他的“浅”与可爱，以及“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读 <刘半农研究> 》）；讲班固的所有著作包括《汉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一朝一姓服务的”，并由此谈到三十年代的“成仿吾与鲁迅，钱杏邨与茅盾，左联与‘第三种人’”（《读 <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

《甲戌理书记》：《妙香室丛话屑玉丛谈》，“此等书见于鲁迅书帐”；《知不足斋丛书（第三集）》，“实开鲁迅编印书籍优良作风之先河。鲁迅于20年代，仍购进北新书局石印《知不足斋丛书》一部，可见其对此丛书之垂青矣”；《蜀碧》，“后先生著文，引此书，谓张献忠等杀人太多”；《华新罗写景山水册》，讲自已后半生与旧书打交道受尘垢污染之害，并想到“鲁迅先生居沪，所逛书店，文明为常去之处。兼售旧书，故有时先生一人进去，留夫人及海婴于店外，恐小孩受旧书尘垢污染也。今日装成，忽忆及此”；《宋贤遗翰》，“印刷精良，为当时先进，鲁迅曾称许之”；《章氏丛书续编》，“正如鲁迅所说，其门弟子编辑此书时，尽量把他们的老师，打扮成当代大儒”；《言旧录》，“内容及印刷，皆为上乘，故当时一经传播，竟引起鲁迅的注意，不惜亲自去刘宅买书。屡遭冷遇，也不灰心”；《越缦堂日记补》，“鲁迅先生曾谓：记上的还抹掉，不记的就更多了。是对李氏日记的微词”；《日记总论》，“例如《鲁迅日记》，简略之极，但还是能看出那一时期的文学史的轨迹。《鲁迅日记》，我购有人文两种版本，并借阅过影印本，可以说是阅读多遍，印象甚深。《鲁迅日记》，只记天气、来往、书信、出门办事、学校讲课、买办物品、出入账目。也偶及大事，然更隐晦简略”。

《耕堂题跋》共有6篇关涉鲁迅，其中有3篇集中说到鲁迅。《题 <南阳汉画像汇存> 》说述鲁迅请托河南的王冶秋访求购买南阳汉画像石拓片，“鲁迅汇款三十元给王冶秋，请他雇拓工，并告诉他一定用中国连史纸，不要用洋纸，还附寄连史纸的标本，以免弄错。鲁迅对这些事，非常认真、仔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在文章中，或致美术青年的书信中，经常提到汉画像，评价很高……夏中无事，翻阅汉画，谨记一些心得如上，也是纪念鲁迅先生，为学博大精深，一言一行，无不惠及后学也”。《题 <何典> 》，在将鲁迅的两篇题记与刘半农和林守庄的序相比较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而鲁迅为朋友作序，却投进全部感情，非常认真。高低之分，就出自这里。鲁迅文章，无论大小，只要有意为之，就全力以赴，语不惊人死不休：必克强敌，必竟全功，所以才得成为文坛领袖，一代宗师。”《题 <鲁迅书简> 》，“此编成于鲁迅刚刚去世，收信者热情献出，内容多有关鲁迅思想、作风，为文学史重要资料，并按人集中排印，看时方便”。

这个时期，孙犁还有几处关于鲁迅的重要的地方，我们应当长记不忘。《庚午文学杂记一·作家与道德》，重提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在《我观文学奖》一文里，孙犁又一次表示文学“常常产生于贫苦困厄之中”。《老同学》一文，言“鲁迅的文学事业，起于《晨报·副刊》，迄于《申报·副刊》，及至卧床不起，仍呼家人“拿眼镜来，拿报纸来”，此先贤之行谊，吾辈所应借鉴者也。”仍是在说致死不移的战士的鲁迅。《文过·文事琐谈之一》：“鲁迅晚年为文，多遭删节，有时弄得面目皆非……例如有一句这样的话：‘我死了，恐怕连追悼会也开不成’给删掉了。鲁迅补好文字以后写道：‘难道他们以为，我死了以后，能开成追悼会吗？’当时看后，拍案叫绝，以为幽默之至，尚未能体会到先生愤激之情，为文之苦。”愤激之情与被删之苦，孙犁是亲历更深的沧桑之后才体会到的。《买 <朱子语类> 记》，也是专谈鲁迅之文，“鲁迅的言行录，没有做成，人们了解他，就得去读他的书，此鲁迅之幸也”。《我和青年作家》：“谈论文章，言不及义，不从文字上立论，反过来在生理上嘲笑老人，这是鲁迅所说的‘粪帚战术’。文格至此，其人可知，尚可与之争辩乎！”这是孙犁晚年所遭遇的“病句纠缠事件”，是非明晰，攻击者是李国文，更甚者是李与天津的几个人上下其手，打上门来，让孙犁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好在孙犁知道鲁迅当年受到过更大规模更为恶劣地围剿，知道鲁迅的反击，从而谨慎一生的孙犁第一次连连出手，写出一批与鲁迅一样带着锋芒的杂文。段华说孙犁写了8篇反击杂文，实则孙犁有十几篇文章都关系到这个事件。

繁华与风雨都一一看过历过，孙犁的眼睛与心，就如明镜一般。他是他们那一代作家中最为清醒之人，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重大历史阶段的认识，比巴金他们更透彻更彻底，写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那座冰山的全貌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透过他对鲁迅及其全部作品一生不渝的欣赏与爱戴、回顾与分析，我们有时似乎可以意会到这座冰山的影子。

孙犁文字生涯结束于1995年7月9日致姜德明信，谈5月中旬晨起散步，偶感风寒，排尿不畅。这年1月30日，写下《 <曲终集> 后记》，最后一句是：“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战士二字，他是在说鲁迅，也在说自已。2月23日，为《清代文字狱档》包书衣并在书衣上写旧体诗一首，全诗为：血泪斑斑文字狱，自投罗网尤可悲。刑部文书今得见，欲加之罪总有词。消息多因小人报，文人处世应细思。文人自古多冤孽，展卷犹闻拷掠声。诗词不过一纸轻，祸发即能倾万家。鲁翁曾经称此书，九卷原印尤难得。”

孙犁有一本特殊的书《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八版，版权页有鲁迅印章），读中学时购买自一家兼营文具的小书铺，是毛边的。经历过抗战之火与非常10年，“抗战前所有书籍，都已化为灰烬”，唯独这本书一直跟随着他。他在《读唐人传奇记·跋》的最后有着无限的感慨：“呜呼，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虽古人称，优于博弈，实亦如鲁迅所云：‘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此亦岂所以善吾生？’有可悲者矣！”林贤治曾评价孙犁“字里行间确实拂荡着一股强健的气息”，但对其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入于艰涩一途，思想大为挫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的评价，却是不准确的。孙犁晚年虽按鲁迅日记书账购读古籍，但他是站在当下现实的大地上，有了自已前所未有的独立思索，产生了新鲜的又是能够透视历史与现实的思想，并用自已进入化境的语言，剖析世情人心、批判倒行逆施，留下了10部可以传世可以警世的著作。

封笔之前的5月30日，孙犁为爱女孙晓玲写下一幅书法，文末自注：余衰病之年，曾君镇南屡作关怀慰勉之辞，近又作五古一首，嵌拙作十书于内，诗有魏晋风神，声音清越，余喜而录之。曾镇南写给孙犁的这首诗，也是对孙犁晚年简洁又深刻的总结：晚华凝秀露，劫后见霜容。澹定就远道，铿然抚焦桐。尺泽连沧海，陋巷接飞鸿。文气如云舒，直声盈苍穹。鸡虱何足道，战士文自雄。虽曰老荒矣，凌云志更宏。无为思有为，芸斋岂茕茕。曲终能再奏，大雅贯长虹。十集成一秩，功如岱宗崇。

孙犁有一只小皮箱，曾经珍贵地盛满着鲁迅先生主持过的《译文》杂志。非常10年杂志全被抄走，只余空箱。孙犁封笔之后曾经嘱咐小女儿孙晓玲，备好几件衣服放在小皮箱内，“准备到时候穿用”（孙晓玲《逝不去的彩云》）。时候到时，他与鲁迅的魂灵，不去天堂，一定同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不已眷恋不已……

（本文刊发2025年第2期《十月》）

李木生，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专家，济宁散文学会、淄博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发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万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新华文摘》等刊物重点推介，并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三百余部选本。散文集《火凤凰》入选《中国散文60强》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