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传》第十八章文武合璧成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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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曹操传》第十八章文武合璧成雄杰

曹操病重，做了遗令，交代曹丕和所有臣下，死后薄葬即可。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可以在高地上建立坟陵地基，但不用封固也不必种树。

我有头疼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就戴着吧。我死后，穿平时的礼服，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安葬之后，文武百官要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们都要各守职位。

特别不允许占有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

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正确的，至于小的忿怒，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

我的婢妾及歌妓，一向勤俭艰苦，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并且妥善地安排她们的生活。

可以在铜雀台堂上安置一个六尺台，施彩帐，早晨摆上果脯、肉类等祭品，每月初一及十五，从早上到中午，让她们向帐中奏乐吊唁我即可。

曹操一生，“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 ，他曾在《内诫令》中说，我的衣被都使用十多年了，年年把它拆洗缝补一下罢了。

曹操在遗令中特别强调节俭，不是害怕盗墓贼惦记，这是和他一生的风格相一致的。

曹操所用的器物，讲究实际，不追求华美，不涂彩色油漆。坏了修理或者缝补，从不轻易更换。

曹操规定家人不得得用朱红、紫、金黄几个颜色作刺绣衣服，不得穿丝织的鞋子。只有一次，他得自江陵的一批战利品中，有各种花色的丝鞋，为免销毁浪费，才分给家人穿了，当时约定，穿完这些鞋子，不准仿作。

曹操在遗令中，针对他的女人们，有两句话，一句是“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可为，可学作祖履卖也” ，一句是“吾厉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香，是平时求神拜鬼时点用的香，除此之外，一无用处，女人们以之换钱还是可以的。

祖，是平时用来戴在头上的簪缨类饰物。履，鞋子。

随侍曹操身边的女人，地位有高有低，但总不会低至婢女一流，在主人逝世之后，她们分到的不是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竟然只是一些神香加上一个“学作祖履”以维持生计的临终指示。

曹操夫人卞氏，跟曹操一样节俭，认为俭朴是美德，曹操死后，卞夫人依旧保持勤俭持家之风，不准子孙们奢侈铺张。

曹操交代完后事，于正月二十三日薨去，终年六十六岁。

曹操逝后，曹丕继承曹操为魏王、丞相，这年十月，汉献帝退位，“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祀辞高庙” ，硬把宝座让给曹丕。

汉献帝让群臣拟写了禅国诏书，又命符宝郎取出玉玺，将诏书和玉玺交给华歆捧着，率领文物百官迤逦来到魏王宫殿禅位。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汉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

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期。历数诏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今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勿辞。

贾诩谏议曹丕说：“不能这样轻易接受，虽然诏书说得清楚，玉玺也送了来，殿下还是得上表推辞一番，免除边远逆臣作乱的借口，便于稳定海内，大治天下。”

曹丕听从了贾诩，命令王朗写作表章，称说仁德菲薄，不敢领命，请皇上另求大贤，以传承天位。

华歆谏议汉献帝再下一次诏书，以使魏王允从。

献帝命再拟诏书，遣使持节奉玺再度送进魏王宫中。

咨尔魏王，上书谦让。朕窃谓汉道凌迟，时日已久。幸赖武王操奋扬神威，刈除凶暴，清定宇内，今王丕继承前绪，德被四海，仁泽八区。

天之历数，实在曹氏，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特使臣持节奉皇帝玺绶，王其受之。

曹丕看到这二度诏书，心中高兴，但又思忖，这样地得到天下未免太过简单、太过草率了，连一点威仪也没有，朝野怎么看待，日后如何治理？

曹丕将心事说给了贾诩。

贾诩说：“好办。再让使者把玺绶拿回去，告诉华歆，教献帝筑一座高台，叫做受禅台。台筑好了，选择吉日良辰，集中大小公卿都到台下，让献帝亲手捧着玺绶，把天下禅让给大王，不就郑重其事、名正言顺了嘛。”

汉献帝听从谏议，选择地址，筑起了三层高台，定下吉期，请曹丕登台受禅。

台下站着朝廷大小干部四百多人，御林禁军超过三万。

汉献帝亲手捧着玉玺，在近臣陪护下，一步一步走上高台，又宣读了一份新的禅位诏书。

咨尔魏王，昔者尧禅让于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者。汉道衰微，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滋成，群凶恣逆，宇内颠覆。

赖武王操神威，拯难于时，保我社稷宗庙，今王丕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宏文武大业。

呜呼，天之历数，在乎尔躬，用率唐典，敬逊尔位，君其顺礼，以承天命。

曹丕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玉玺，受了献帝的禅位大礼，登极为君。

魏文帝曹丕，在洛阳正式建国，定号为大魏，纪年为黄初，随即传令大赦天下，广施皇恩。

整个皇位禅替过程，没有引起社会震动，反而是处一排祥瑞之声。

汉献帝刘协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山阳公。

东汉王朝历经十四个皇帝，存在了一百九十六年，至此彻底灭亡。

汉献帝刘协的晚年，是亡国之君当中最轻松愉快的，也算得上是东汉历代皇帝中享寿较高的一位。

刘协“退位”之后，移居山阳城，与他的妻子，也是曹操的女儿、曹丕的妹妹曹节，以及曹节生的几个儿子共同生活。

刘协所丢掉的，只是皇帝的名义，至于皇帝的生活待遇，并未因此改变。

曹丕给予刘协的，饮食起居，住房装修甚至交通用车，都仍然保持着皇帝的规格，他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比曹家的宗室还要略高一点。

刘协离休，反而甩掉了傀儡的负担，不必担心某一天被人推翻、杀掉，心理轻松了，于是从此幸福地活着，天天散步，锻炼，又活了十四年，终年五十四岁，仅次于他祖先汉光武帝刘秀的六十三岁。

话说曹丕即位，继承乃父的稳健经济政策，治国业绩，比较突出。

曹丕对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清除了东汉末年的破败，宏大的新王朝新皇都新气魄新景象，出现了。

曹魏洛阳，北控邙山，南达洛河，规模浩大，气势雄伟，建始殿、太极殿居中，城内大街纵横交错，周遭共有大夏、清阳、平昌等十二座气魄宏伟的城门。

曹丕登基后，首先平定武威地方叛乱，收回了上庸三郡。多次击败鲜卑侵扰，巩固了北疆的安宁。

曹丕派遣军队在河西一带大破羌胡联军，势力快速西进，收编大量陇西土地，乘胜又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并且设立西域长史府进行管理。

曹丕派大将军毋丘俭征伐高句丽后，朝鲜半岛的一半地区也并入了曹魏版图。

曹魏置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荆、扬等州，北部幽州的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汉、吴地区相接。

魏文帝曹丕的成功开拓，使曹魏的地盘，东达黄海滨及高句丽，北至辽东、山西及河北，西至甘肃及今天新疆南部的广大地区，拥有八十七郡及十二州，户六十六万余，人口四百四十余万。

当时，华夏大地的主要部分基本上归曹魏统治了。只有东吴军阀孙权占据着江东一带，西蜀流寇刘备盘踞在四川一隅。因此，史家又称此一时期为三国时代。

多年来，曹操跟孙权和刘备不断交手，属于一辈人，现在魏国为曹丕领导，曹丕明显低着一辈呢，他与孙权、刘备相比较，能力如何呢？

告诉你，在三国的开国之君中，魏文帝曹丕最为年轻，巩固边疆不用说了，治国也是最有方略，最有水平的。

吴国和蜀国，尤其是蜀国，不断耍政治流氓，挖经济墙脚，曹丕继承乃父曹操遗志，实施稳健的政策方略，先后击败了它们，保持了国计民生的安全与活力，并为最终消灭吴、蜀准备了条件。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不休，直到三国时期，经济还动不动坐过山车，货币购买力忽上忽下，统治者焦头烂额，防不胜防，控不胜控。

曹操是有经济本领的，他在世时，强调一个稳定，所以曹操统治的地区比之江东要好不少，比刘备蜷居的蜀地更是好得太多了。

曹操当年推行屯田令和积谷法等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河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方经济得到比较快速的新生。

军事平定之后，曹操即在中原恢复发行汉制五铢钱。

曹操的五铢钱非常实在，面值是五铢，铸造用铜的重量也是五铢。

这就意味着，即使发行货币的政权势力倒台，钱币面值无法保障了，持有者把钱熔化，至少还存有等价值的铜金属。

当时的金属铜是可以保值的，因为开采量相对无变化。

总之，曹魏实际重量为五铢的五铢钱，币值相当稳定。

但东吴和蜀汉的货币政策就不行了，尤其是蜀汉，政府盘剥民脂民膏变本加厉，货币成了刘备向百姓吸血的工具。

刘备不会治理地方，他和他的结拜弟兄也一直穷困不堪。

刘备在统治荆州时，荆州就出现了“粟金同价” 、“人易食之”的恐怖现象。小米和黄金一样贵，人们无奈交换孩子吃。

打刘璋时，刘备通告士兵们，攻破了城池，官府钱库里的钱财随便抢。

刘备攻入成都后，兵士们把武器一扔，更是不要命地哄抢官家府库。

钱财都让当兵的抢去了，刘备的财政困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刘备听从狗腿子的建议：铸钱，铸“直百钱” 。

蜀汉的一个钱使用十五铢铜。按道理他的钱是“十五铢钱” ，但流氓是不讲道理的，刘备在钱上标示“直百”字样——面值为一百个五铢钱，一个钱当一百个钱花。

也就是说，流氓分子以十五铢的铜换取民间价值数十倍的物资和劳务，“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

刘备的府库充实了，老百姓惨了，连那些抢到旧币的士兵也惨了，他们抢到的钱严重贬值，三十个、五十个才能换得刘备一个钱。

后来刘备称帝，大肆挥霍，同时发动大规模的东征，手头又紧了，便把“直百钱”的重量由十五株减少为五铢。

他一个五铢钱，顶别人一百个五铢钱。这是什么流氓才做得出来的？

曹丕继承了曹操的政策，无论经济如何变化，始终坚持“真实体现经济情况”的货币原则。朝廷再缺钱，也不铸“大钱” ，一个五铢钱仍然是五铢铜的重量。

这样，在曹魏只值一钱的一个五铢钱，到了西蜀重新熔化，再铸成新币，就能值一百个钱了。

按照货币“趋利流通”的规律，曹魏的五铢钱必然要大量流向西蜀。

刘备的西蜀政权贪得无厌，它在经济实力最弱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大钱，不断地榨取治下百姓的血汗，也在疯狂地吸纳魏国的财富。

西蜀“直百钱”疯狂涌入中原，热钱导致曹魏政权治下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粮价暴涨起来，穷人的肚子开始出现半饥饿状态了。

国民经济被西蜀挤兑到了崩溃的边缘。

曹丕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西蜀流氓一样铸虚值大钱，要么让国民经济生生地死掉。

当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吴国时，吴主孙权的选择是铸更大的钱。

孙权铸造的钱更大，“大泉五百” ，“当千钱” ，比刘备的猛五倍，猛十倍，阻止了钱币外流，代价是物价翻着番地上涨。

西蜀跟东吴较上了劲，刘备这个流氓干脆把“直百钱”的含铜量减少为两株半，进一步贬值，孙权一边骂刘备养孩子没屁眼，一边铸造超级面值的货币“大泉五千”来对付。

结果可想而知，东吴和西蜀铸成的不是钱，是空前的经济灾难。

曹丕却很智慧地化解了刘备的经济侵略。

在货币刚开始趋利地流向西蜀时，曹丕就认定不能学流氓铸大面值的钱。过了一段时间，面对严峻的货币形势，曹丕抛出了一个绝招：“停用货币” ，暂时退回到以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的经济状态。

从经济理论上讲，以物易物是落后于货币交易的，但在狙击金融流氓的过程中，这种“退回原始社会”的“野蛮打法”却成了制胜奇招。

曹魏具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基础，曹操和曹丕只把货币视为反映农业经济的一种工具，坚持不通过货币政策来榨取百姓的血汗，曹操和曹丕这种实打实的态度，保障了中原社会的正气和元气不受伤害，成了最终的赢家。

曹丕暂时“停用货币”的战略，使经济危机迅速得到解决。

以疯狂榨取百姓血汗为能事的刘备蜀汉政权，从此滑入经济灾难之中，越陷越深，直至灭亡。

曹丕的文治大于武功，作为文人的他，性格是比较洒脱与随和的，而且是一位有情有义的文友。

“七子”之一的好朋友王粲死后安葬时，曹丕和文友们前往吊唁。

王粲性格幽默，平时喜欢学驴叫，曹丕便即兴提议：仲宣生前喜欢学驴叫，今天咱们都学驴叫，就算是为他送行吧。

于是，大家就在王粲的墓前学起了驴叫。

曹丕是位皇帝，以这种非常“幽默”而独特的方式为亡友“送行” ，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文史佳话。

作为一代皇帝，作为魏朝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曹丕为全国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他本人在文学上的内容、形式创新、对文学理论的探索尤为突出，有学者认为，曹丕是建安文学的真正领导人。

确实，相对于其父曹操的操劳政事，其弟曹植受政治地位限制，曹丕本身具有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身份，都使他在建安文学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曹丕的文学态度是客观的，在他身上，存在着文学自觉、“文人相重”等优秀的文学品质。

曹丕还非常重视创作个性，提出了“文气”说，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

曹丕这些与众不同的理论，在政治文化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由一个封建统治者，一个喜好文学的书生皇帝提出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为促进当时文化的空前繁荣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

曹魏时代的文学，经曹丕的提倡，结束了作为儒家附庸的卑贱与怯懦，开始取得独立的、不低于学术著作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仅此一项功绩，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即无人可以否定了。

陈寿在《三国志》中是这样概括曹丕的：“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文，博文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以旷达之度，迈志存之道，克广德之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

作为魏文帝的曹丕，在文化建设上，组织编纂过《皇览》一书，把先代经传典籍，随类相从，重加编排。

《皇览》全书规模很大，凡千余篇，可惜后人没有保存好。

曹丕恢复建设了洛阳的太学，开张了高等教育，第一批授予博士职称的有十九人。

黄初年间，曹魏洛阳太学不断招生，到魏明帝时，生员已达数千。太学毕业生，通过考试可以走进干部队伍，补为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

曹丕最大的功劳，最重要的政治作为，是确立了公务员察选之法。

曹丕在干部队伍改革上，发明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九品中正法” ，又谓“九品官人法” 。

其制为，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担任“中正” ，中正的秩级为二品，由“中正”来察选贤人，组成预备梯队，供中央任用。

各州的中正叫大中正，各郡的中正叫小中正。

大小中正们，选择后备干部的标准有几条，一是看“簿世” ，家族历史，二是观“行状” ，日常表现，三是组织鉴定小组进行评定，将候选人分成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一级级上报，到中央司徒署，备选。

曹丕的最高组织部，给中正们颁布了评定“九品”的具体条例。

忠：忠恪匪躬；孝：孝顺父母；和：友于兄弟；洁：谦虚清廉；信：诚实可信；学：热爱学习。

中正制度还规定，九品的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三年，要将在册的人才重新评定一次，对于德才有所提高的，就升高其等级，对于德才有亏缺的，就降低其等级。

有人盲目赞美后世的科举制度，认为是选拔公务员的最好办法，读书人十年寒窗，一级级赶考，考上做官，考不上回家复读，再考，考不上，再复读，读一辈子。他们说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不好，“只重家世，不问贤愚” ，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出现了官二代、官三代的畸形现象。

但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君不见，直到二十一世纪的这片天朝上国宝地上，官方还在不遗余力地推崇它和实行它，千万人挤考公务员吗？

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国，长期使用的是“荐举法” ，由现任官员推荐他所认识的人做官。

先秦时期，国家政权是贵族们的私产，几乎全部官位的重职、要职，都由贵族成员把持了。虽然个别年份兴过所谓“乡贤”的选举，但也只是选拔个小小的村官而已。

西汉开始出现察举制度，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察举贤良方正者，还分派有指标呢。

东汉时期，为了纠正开后门等举荐作弊，防止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入干部队伍，开始引入考试程序，但仍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

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干部的基本做法。

两汉干部制度的坏处显而易见，就是各级官员滥用职权，结党营私，贻误贤才，“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官宦世家大量出现，“四世三公”屡见不鲜。

汉未，天下大乱，察举制度已经完全败坏，不堪一提了。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立足洛阳的曹魏中央政府，在曹丕的倡导下开始谋求新的公务员选择制度。

两汉干部察举制度的突出问题是“弄虚作假” ，曹丕觉得，归根结底，是“负责考察的人”和“考察的标准”不够明确。

先父曹操在位之时，先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在急需人才的战争时期，集拢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但在“德”上有亏缺的人才也被使用了。所以，后期曹操又亲定“权立九品”的考察标准，优化干部队伍。

曹丕正是在曹操基本人事政策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发展，推出“九品中正法”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察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如果说比此前的两汉察举法还不如，是不对的。

曹丕的“九品中正制” ，为保障选出真正的人才，在制度上改变了由地方推荐为主的模式，转而由朝廷高官重臣负责具体选拔工作，吏部主管对士人的评定，司徒掌握官职的任命。整个过程的主导者都是朝廷，人才的选举完全掌握在中央手中了。

九品中正法，扩大了被品评者的范围，配套了一系列鼓励和监督机制，这也算是体制上的小进步吧。

九品中正法，在制度上，将职称和任官分别开来，解决了两汉察举制度“士有所举必有所官”的痼疾，被品评者无论获得多么高的分数，要得授官，必须再经吏部的考核。

怎么能盲目地说“只重家世，不问贤愚”呢？

历史地来看，没有九品中正法，是不可能由察举制度直接发展出科举制度的。九品中正法，比前代进步，比后代不如，恰是文明进步重要环节的特色之一。

公元220年，秋十一月，曹丕追尊曹操为魏武皇帝。

曹操自己没有当皇帝，但由于他已经实际控制汉献帝，并为他的儿子正式代汉创造了条件，过去人们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奴役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渲染下，往往把曹操当成奸臣，而加以否定，其实，曹操是一个英雄，至少是一个很有本事的高级军政干部。

曹操的一生，由英名初闻、陈留起兵、逐鹿中原、勤王洛许到攻取河北、挥军南征、平定关陇、加官进爵，一生的活动，对历史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曹操的天下是他自己打出来的。

曹操实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大地区的统一，结束了社会分裂，对人民生活、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

曹操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对社会经济是有利的。

曹操控制朝政，实行开明政策，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的期望，和刘家汉朝末年的腐朽统治相比，是明显的进步。

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赞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

陈寿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袁绍虎视眈眈，占据四州，其强盛没人敢与之对敌。太祖运用谋略，用兵海内，采用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政策，运用韩信、白起出奇制胜的策略，按人的不同才能，授予不同官职，发挥其特长，克制感情，不念旧恶，争取更多人才，终于掌握国家大权，完成宏大事业，这实在是和他深明事理、谋略出众分不开的。

史书评论曹操说：“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算是到位。

《资治通鉴》引谋士荀彧、郭嘉对曹操的评价，说曹操有十胜，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

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公元210年，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同时也揭示他年少志愿：在天下太平后隐居故里，过着夏天打猎、冬天读书的愿望，但身居高位，夙愿难遂。

文曹操和武曹操并行不悖。

曹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

曹操是建安时期国家文联主席，真正的文坛领袖，他广为网罗文学人才，提高他们的地位，调动他们的创作积极性，使建安文学呈现出空前绝后的活力。

曹操本人，给四言诗注入了新内容，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了高峰。

《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上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的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表达了其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有时抒发了忧思难忘的悲哀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怀有统一天下之雄图，《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