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6日清晨，广州军区烈士陵园的铁门在晨雾中吱呀作响。通信员张发成捧着团长朱富钧的遗物箱，手指在染血的笔记本上反复摩挲。七天前，他亲眼看着越军的火箭弹洞穿山洞岩壁，将那位总爱把“坦克兵就该横着走”挂在嘴边的山东汉子，永远定格在39岁的春天。
这场震惊南疆的惨烈牺牲，要从二十天前的那次誓师大会说起。2月17日黎明，广西龙州边境的薄雾里，朱富钧踹开弹药箱跃上坦克炮塔。他抖开作战地图时，牛皮纸边缘的毛边簌簌作响。“看见没？复和糖厂这地形就是个铁棺材！”他拍着59式坦克的装甲板，“但咱偏要开着铁棺材，给那帮白眼狼送葬！”前排的驾驶员小王脖子一梗：“团长您就瞧好吧，咱们的炮弹专治各种不服！”
可谁也没料到，越南人早把糖厂变成了死亡陷阱。2月19日正午，当朱富钧的钢铁纵队碾过界碑时，越军特工队正往RPG-7火箭筒里填装破甲弹。这些经过苏联教官特训的“丛林毒蛇”，把糖厂周边的榕树气根改造成了天然射击孔——我军装甲兵后来才明白，热带雨林里的每一片芭蕉叶后都可能藏着索命阎罗。
战斗打响三小时后，步坦协同的致命缺陷开始显现。125师步兵被纵横交错的甘蔗田切割成散兵线时，朱富钧的坦克团成了活靶子。某辆编号307的战车刚转过弯道，潜望镜里突然出现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反坦克壕。等车长反应过来，两侧棕榈树上已跃下六个肩扛火箭筒的越军。炮手老李临终前拉响的最后一发炮弹，至今还嵌在糖厂车间的砖墙上。
有意思的是，我军当夜召开的战术复盘会，竟是在辆抛锚的坦克舱内进行的。朱富钧咬着铅笔头在作战地图上画圈：“看见没？越南猴子专挑45度斜坡设伏。”他的手指划过等高线，“咱们的59式爬坡时炮管朝天，可不就是给人当活靶？”这话让在场的参谋们后脊发凉——他们这才惊觉，我军引以为傲的装甲洪流，在丛林山地竟如此笨拙。
3月4日的救援行动成了最后的悲歌。当朱富钧带着残存的4辆坦克冲向弄哥地区时，无线电里突然传来刺耳的电流声。“见鬼！地图上标的大路呢？”驾驶员猛踩刹车，眼前哪有什么坦途，分明是条被藤蔓掩盖的断头路。更要命的是，随车携带的1968年版作战地图，误差竟达两公里之巨。这个要命的疏忽，让钢铁战车径直撞进了越军的“铁壁合围”。
最揪心的时刻发生在那个潮湿的山洞。通信员张发成永远记得，腹部中弹的朱富钧是如何用绑腿捆住冒血的肠子，把染血的笔记本塞进他怀里。“告诉许司令...步坦协同...得加侦察无人机...”团长的声音越来越弱，却仍死死攥着冲锋枪扳机。等张发成带着援军返回时，蛆虫已在团长怒目圆睁的眼眶里筑了巢。
战后统计的数字冰冷刺骨：782辆参战坦克中，彻底报废的达48辆，平均每推进十公里就要留下三具钢铁残骸。但鲜为人知的是，朱富钧牺牲前绘制的那张战术改进图，后来成了我军首部《热带丛林装甲作战手册》的蓝本。1985年，当张发成站在军事科学院讲台上，向将军们展示团长用血描摹的无人机侦察构想时，满座将星无不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