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在我读本科的四年里，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普遍最受中文系学生欢迎，收藏当代文学读本的文艺阅览室，也堪称大学图书馆最火爆的存在。十年过去，我的同龄人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教学的主力军，而坐在台下的听众，也变成了出生于新世纪后的Z世代。我时常想象那些同辈是如何由学生转变为老师，又如何讲述他们眼中的当代文学的。
更进一步看，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为何会选择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他们如何进行别样化的探索，以适应AI时代的要求？在他们的设想中，当代文学课程还能进行哪些开拓化尝试？推而广之，他们对于高等学校中的文学教育，又有怎样的理解和看法？落实到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一面，在现今的课堂中，中文系学生以至选修的其他专业学子，对当代文学课程是否感兴趣，这样的兴趣集中在哪些方面？目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写作，是否影响到学生们的认识和思考？
本期邀请北京大学樊迎春、复旦大学战玉冰和南京大学周琪三位青年教师，他们来自中国文学专业的顶尖学府，这些学校承载着中文系学生的期望和想象。希望他们的实践与探索，能给予同代人以启发，让更多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同时也希望广大青年学生，能看到他们憧憬的学校的一角，燃起向梦想之地进发的勇气。我相信，在未名湖畔、光华楼前和杜厦图书馆旁，他们正在等待着你们，一起聊聊心中的文学。
——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历史化与现场化
文/战玉冰
在以往的文学观念中，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厚古薄今和雅俗之别的倾向，而这二者相互叠加的结果，就是当代的——特别是当下的——通俗文学与类型小说往往处于“鄙视链”最底端，针对其所展开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也经常遭遇到其自身合法性方面的焦虑。这一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等相关课程时就已经暴露出来，其前后所引发的论争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借用严老师著名的发言题目，这可谓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话说回来，这种关于古今与雅俗的刻板印象，其实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作为学者个人的文学研究工作，当然有着更广泛的选择自由；但作为进入大学课堂的文学教育，这些当代的通俗与类型小说何以形成有效的、可以传承的知识的讲授？如果延续传统的文学教育以审美教育为目的，以文本细读作为核心的阅读方法，那么很多当下并没有被经典化，甚至尚未充分历史化的类型文学显然会遭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里或许有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径，一是将当下的类型文学作品放置在某个文学传统之中，以新作品为契机，重启一条隐秘的文学史脉络；二是将具体的类型文学作品与当代大众文化、时代心理相结合，更加凸显出“当下”与“通俗”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不妨以我自己曾经尝试过的两次课堂教学为案例。一次是试图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讲授马伯庸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1次课，2课时），这本2023年才刚刚出版的小说显然同时兼具解读的空间与风险。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将这部小说放在文学史上《西游记》“故事新编”的传统中进行解读，从明代的《西游补》到晚清时期“孙悟空到上海”的谴责小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金猴奋起千钧棒”到80年代的“敢问路在何方”，从世纪之初的《悟空传》到当下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后来又出现了更新的游戏文本《黑神话：悟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西游记》“故事新编”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症候意义，从而为理解马伯庸的这部小说寻找到历史的锚点。这一思路也是受到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另一方面，我选择在课堂上将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和同一时期颇为流行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A Theory）与《规则的悖论》（The Utopia of Rules）两本书进行对读，同时结合动画短片《中国奇谭·小妖怪的夏天》，讨论马伯庸小说中对于当代职场“打工人”日常生活与工作困境的想象，并借此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时代焦虑等问题。
另一次是在中文系本科生课堂上讲授中国当代侦探小说（1次课，2课时），其中课程的设计思路和此前讲授马伯庸小说时大体一致。一方面，我试图将当代各种类型、流派、风格的侦探小说创作放置在更为悠久的世界侦探小说史上进行解读。不管是“本格派”还是“社会派”，不论是追求犯罪心理的深入挖掘，还是沉醉于建筑诡计的宏大想象，每一位中国当代侦探小说作家及其作品背后，都可以寻觅到从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到江户川乱步、岛田庄司、绫辻行人、东野圭吾等一连串前辈的名字。由此，当代文学作品与现象的解读就可以顺利回归到文学史知识谱系的构建当中。另一方面，我也试图从小说文本进入影视改编、综艺节目、剧本杀等不同媒介形式，将文学研究的边界向外拓展，同时提醒同学们注意不同媒介形式在表达“悬疑”和“推理”时自身的优长和局限所在。后来这节课的讲稿被进一步修订为论文《福尔摩斯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五副面孔”》，参加首届“《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并获得入围奖励。
总结下这两次并不一定算是成功的当代类型小说课堂教学经验，我想要在教学中尝试的两种思路，如果说前者是在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努力将当下的类型小说“历史化”，那么后者则是借助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策略，通过文学文本进入时代文本，将其进一步“现场化”。“历史化”是为了说明，一部当代的、甚至新近的文学作品也并非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其背后总有着某种可以追溯的文学传统；“现场化”或许更加重要，一部当代作品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大多情况下并不在于其是否具备了成为经典的价值，而在于其准确捕捉到了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心理，同样身处这个时代与文学现场的我们，也就拥有着某种借助文学作品把握当下的可能性。
研究与教学自身的合法性或许还可以通过研究者与教师的人为努力而不断争取，目前更大的挑战在于教师需要和工作实习、社团活动、私人休闲、游戏、短视频等方方面面来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不论是在课堂上讲授经典文学还是当代通俗文学，都需要学生花一定时间在课前完成必要的作品阅读。而类型小说又特别需要在大量阅读之后，才能更清楚地把握其类型发展规律与特征，但这一点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显得尤为困难。比如我曾经计划开设一门针对本科生的“网络文学研究”课程，但如何保证选课同学在以“周”为教学单元的时间节奏上顺利完成每周读完一本网络小说——比如从《鬼吹灯》到《道诡异仙》——从而避免教师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复述小说故事情节，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我目前采取的妥协办法是，将这部分内容挪到课堂之外，以“小组讨论”或者“读书会”的形式，吸引对此有兴趣且有余力的同学。在没有任何学分反馈和教学工作量计算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都只有出于“真爱”才会加入这一学习和讨论的过程，其最后的效果反馈甚至可能比正规的课堂教学还要好。但在绩效化考核的时代里，这样的形式如何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似乎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