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但若计之无方，则社会必承其重。
针对当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困境，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张大冬在两会期间提出两条核心建议：
1.制定《未成年人惩戒法》，对未达刑责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实施分级矫治，如强制心理干预、社区服务等；
2.明确家长赔偿责任，要求家长必须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将履行情况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以此倒逼监护人履行教育职责。
该提议迅速引发社会关注与热议。绝大多数网友持支持态度，认为此举能填补“法律真空”；不过也有少数反对者，担忧可能加剧贫困家庭负担。
争议面前，事实或许更具有说服力——
数据显示，70%-80%的低龄犯罪者来自留守、单亲或隔代抚养家庭，家庭教育缺失已成犯罪主因，血的教训已太多太多，法律介入家长责任实为必要。
2021年，湖南沅江12岁少年因索要游戏充值费未果，持刀弑母。由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少年被收容教养三年。
但其父常年在外务工疏于管教孩子的背景，未被纳入法律追责范畴。被害人娘家至今未获分文赔偿，外公因郁结成疾离世。
2022年河北邯郸某黑恶势力胁迫13名未成年人参与故意伤害、敲诈勒索，主犯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漏洞，指使未满14岁成员实施暴力行为。
案发后，11个家庭拒绝赔偿，受害人累计230万元医疗费无人承担，多名受害者家庭因债致贫。
这两起案件暴露出残酷现实：施暴者享受“年龄特权”，被害人承受“二次伤害”，法律在保护与惩戒的天平上严重失衡。
无数血的现实，共同凸显了该议案的深远价值：它撕开了“法不责幼”的温情面纱，将监护责任从道德高地拉回法治轨道。
他山治玉，可以攻石。针对未成年人的法令完善刻不容缓，但在立法的具体细节上，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一下国外已有经验。
例如，美国部分州实行“家长责任法”，要求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违法行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甚至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英国通过“养育令”制度，强制失职家长参加家庭教育课程，否则将面临罚款或社区服务；日本《少年法》规定，监护人需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并接受家庭法院的监督指导。
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法律对家长责任的明确界定，不仅能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还可推动家庭教育改善。反观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矫治措施，但执行中常流于形式。
当法律沦为无牙老虎，失职家长便有了践踏正义的底气。张大冬代表的议案，绝非简单的“连坐”逻辑，而是社会治理的精密补充。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对于“无力赔偿”的质疑，是否可以由政府先行垫付赔偿金，再向监护人追偿？针对责任认定争议，是否可引入“过失举证倒置”原则，由家长自证尽到监护义务？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从来不是简单的法律议题。它是家庭教育与社会契约的碰撞，是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博弈，更是文明社会对“恶的萌芽”的集体救赎。
既不能让受害者家庭独自承受苦难，也不能让贫困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既要承认人性的复杂，也要拒绝向失序妥协；正视现实的困境，但始终坚持对正义的追求。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前额叶皮层至25岁才发育成熟，这意味着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必须以监护人的责任补位为前提。
当监护责任成为不可逾越的法治红线，当失职代价变得清晰可见，那些沉睡的良知才有可能最终被唤醒。
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那句箴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