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东北局势常年处于紧张状态，战争一触即发。日军在“九一八”期间实施“铁槌般突袭”，事前并非没有征兆。
1931年7月10日张学良曾致信蒋介石：
“盖东北最后非以武力，难于保持安全，如今日本正期望对外扩张，如成为事实，我国亦必须狂省觉悟。”
而蒋介石以“剿共”为首要任务，不允许张在东北造成“麻烦”，于8月16日电示张：“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无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九一八前后中国政府的决策
在张学良和东北当局方面，自从1928年易帜，努力同中央政府政策协调，维护国家主权统一。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对国民政府收回中东路等“革命外交”政策持积极态度，但苏联的武装进攻，使东北军遭受重大损失。张学良不顾南京的反对，对苏妥协，签订伯力协定。此战对张学良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后张在对外政策上总体上听命中央，同时也推行保存实力、妥协避战政策。张学良对日本战略企图也估计错误。按张学良最近回忆，没有估计到日军果真会采取大规模行动，认为日军纵然要用兵，也会受国际条约限制，还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关东军”。东北危机日甚，张学良反将大部分主力配置平津，在东北既无防守兵力，也无防御计划。
上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发出后，张学良将其遍示部下，收束军队避免发生为日所用的借口。“九一八”事变夜张学良得到报告后，即令转告守军不予抵抗，抱“不抵抗主义”。
翌日上午张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10时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并希望“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
9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经过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一致奋起，共救危亡》，南京政府发布《告全国国民书》，确定中国的对策是：在军事方面继续“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要求全国民众“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所期待的解决办法是诉诸国联，“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补救”。9月19日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命向国联投诉，争取由国联“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
国联9月30日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兵，希望两国尽早恢复正常化关系。日军充耳不闻，10月8日以飞机轰炸锦州，11月占领齐齐哈尔，12月大体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军事占领。这期间国际社会对日军的行动继续加以关注，10月10日美、英、法、意四国联合抗议日本轰炸锦州，10月24日决议要求日本撤回铁路区，12月10日决议组成5人调查团，1932年1月7日美国针对日本占领锦州而发表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
这些活动丝毫没能限制住日本不断扩大其侵略行动。国联组织的5人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由于被日方阻挠，延滞到4月才得以进入东北。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政权”独立，而调查报告书10月才在日内瓦发表。
1933年报告书在国联正式通过，美国也发表声明不承认满洲国。而日本不但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不加理会，还进一步扩大战争，攻占山海关等长城要口，侵占热河，窥伺华北。为对抗国际社会，日本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拒绝承担对国联的责任和义务。
日本上述军事与外交活动，完全打破了南京政府依赖国际以解决日本入侵的幻想。
蒋介石曾自己总结道：“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一刀。”
新任国联秘书长爱文诺还对中国人士说：
“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首要的在它自己起来抗战，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他国的援助。…而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
2、军部如何迫使政府增兵？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全东北，是日本军国主义政策和意志的贯彻，其最高统帅部对于关东军的侵略活动给予了批准和嘉许。
参谋本部给本庄繁的回电说：
“1.9月18日夜之后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及处置是合于机宜的，它加强并维护了帝国军队之威信；2.鉴于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方面的态度等状况，阁议决定不要超越处理该事件必要之度的规定，今后军队行动应遵此宗旨而加以妥善处置。”
该电第一条至关重要，它肯定了关东军的侵略行动，鼓动了驻外日军的扩张气势。而第二条却完全没有约束力，日本军政当局很快就明令否定了这一限制。9月19日阁议，币原外相根据外交系统所得情报，指出事件为关东军的谋略行为，军方语塞，阁议遂决定维持现状不扩大事态。20日上午阁议亦未同意增兵。
军部对内阁中的民主派掣肘深感不满，曾试图让陆相辞职，迫使若规内阁辞职下台。板垣征四郎等法西斯少壮军人则伙同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分子筹划进行“十月事变”，企图推翻内阁，建立军部独栽政权。
在军部的压力之下，政党内阁所作出的不扩大决议很快就被取消了。
9月22日内阁决议：
“1.对于朝鲜军的独断越境，…鉴于朝鲜军已经出动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2.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拨予军费。”
军部关于增兵东北等建议，随之得到批准。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一方面强调“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另一方则强调日军的行动是“自卫”：是“先发制人”以“解除中国军队武装”，迫随军部为战争辩护。
年底，若规内阁在困境中下台，组成政友会内阁。首相犬养毅为孙中山好友，对军部专权十分不满，试图限制战争事态，抑制关东军的行动，但毫无结果。他曾宣称：“应与军部协力，积极解决满蒙问题。”军部不加理会，视其为阻扰军部政策的最大障碍。
不到半年，军部法西斯分子便发动五一五事变，杀死了犬养毅首相。其后内阁的组成为军部所操纵，政党失去了单独组阁的地位和势力，走向衰败。日本这期间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是战争之需要而引起的。
从总体上说，政党曾力图以经济和外交手段发展在华权益，如“币原外交”主张与国际裁军与非战潮流相协调，遵守《九国公约》，犬养毅也主张日本以产业立国，不应以战争手段进行扩张；部分激进的政党中的民主派甚至对军部的战争政策给予了十分猛烈的抨击。这些事实都应给予客观肯定。
但政党这一系列活动都失败了，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这说明日本反战力量之弱小，也是日本民主力量的悲剧。
特别需要指出，政党内阁所作出的不扩大决定及其同军部的斗争，是客观的，但更是不彻底的。内阁政府一方面得言不扩大，并向国际舆论保证日本不进行侵略战争，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屈从军部，制定和批准了军部一系列的战争提案与决策，在客观上又为军部的战争起到了掩护即政略协调作用。
这种作用在许多重要时机使日本“能够在国际上维持面子”，所以到后来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被称为“撒谎大使”。
3、殖民统治的方案
日军对占领地的殖民统治方案，按关东军参谋部的设计，其中心目标是“依日韩合并要领合并满蒙”，或建“日满华友好”即“日满华”体制，在必要时候，再“一举攻略南京，占领华中以北各个要点”，或力争进占整个中国，分为7个大区即满蒙、黄河、长江、湖南、南方、西南等，设置7个总督实施统治。
对东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不仅着眼于军事战略，还要兼顾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要建立一套按民族分工的殖民经济体制，即由日本人掌握军事与大型企业，中国人掌管商业与农业劳动，朝鲜人种水田，蒙古人搞畜牧。当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石原莞尔把这种分工誉为“真正的共存共荣”。
1930年10月参谋本部制订《昭和6(1931)年度形势判断》，设计了三种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法：
一是扶植名义上属于中国的亲日政权以取代张学良；二是建立脱离中国的独立国即傀儡政权；三是直接划入日本版图。
日军统帅部将此方案下发关东军讨论研究，1931年定稿形成《形势判断》，准备按其中第一案实施，即“政权方面准备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以取代张学良政权，但置于中国中央主权之下”。
待1931年9月19日正式攻占了沈阳，关东军连夜讨论正式的统治方案，板垣与石原等人强调“现在正是解决问题之大好时机”，应进一步实行直接划入日本版图的占领案。到22日在板垣住所再度讨论，确定其根本方针是“建立接受我国扶持，以东北四省和蒙古为领土，以宣统帝为首领的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在满蒙之各民族的乐土”。
其下规定了5条要领，其首要两条是：
“第一，日本帝国由新政权委托掌握国防外交事务，管理交通通讯等主要事项，其他内政问题由新政权自理；第二，…我帝国负担之国防外交等所需经费由新政权承担。”
在此基础上日军制定了更为详尽的10月21日《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932年1月6日《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案，并着手纠集吉林熙洽、洮索地区张海鹏、哈尔滨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地区的最高伪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由关东军专电，居天津的清廷废帝被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严加“保护”，待东北大部占领完成，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直接策划，1931年11月13日将溥仪胁迫到营口，旋转旅顺静待时机。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准备，先后召开过9次由以上各省伪政权头目参加的进行“关于建设新国家的幕僚会议”和多次“巨头会议”，于1932年2月17日建立了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电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拥立溥仪为元首。2月25日该委员会改称“满洲国”，定都长春，称为新京。3月1日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一个“建国宣言”。3月9日溥仪在长春行“就职典礼”。
溥仪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即3月10日，伪满政权即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国防、交通及其问题”的密约，分别由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双方签字。
其主要内容有：
“一、敝国日后之国防及治安维持委诸贵国，其所需经费概由敝国负担；二、敝国承认将贵国军队凡为国防必需之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将竭力协助；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国民选有之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之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
以此密约为基础，9月15日，日本同伪满政府进一步签订《日满议定书》。这是一个十足的主从条约、傀儡协议，使日本控制满蒙的计划完全付诸现实。
日本战史认为：
“该协议书确认了日本的既在权益，并承认了日本军的驻兵权与日满共同防卫.发动满洲事变的作战目的，由此而得到实现。”
日本于是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两年后，又改称其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成为“皇帝”，年号“康德”。日本在满洲国的旗帜下，推进日满华体制，实施殖民统治，全力将整个东北地区建设为日本扩大对华战争及整个对外战争的战略基地。军部1934年《皇国国防计划纲要》确定：
“我国防方针必须迅速巧妙地将中国本部纳入我控制之下。以此日满华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
4、“一二八事变”的原因
在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同时，日本军部内的海军派也策划从海上侵略中国的方案，而这个侵略地点选择在上海。
早在1869年即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日本就在上海设立了领事馆，这是日本在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领事馆。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上海是仅次于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目标。1904年日本同俄国争霸获胜，在东北的殖民地位得到巩固，遂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中国腹地，对于富庶的江南地区和上海的渗透加速。
据统计，自1914年到1930年间，日本在东北投资增长率为315%，在除东北、上海之外的各地投资增长率为441%，而在上海的增长率为617%。美国人雷麦据此指出：“东北的地位，确实极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上海。因为1914年至1931年间，日人在上海的企业投资，比在东北的投资更快。”
因此，在日军的日程表上，上海是仅次于东北的重要的攻击目标。
但是，日军要完成对上海作战远比在东北更为困难。首先是外交方面的因素，和在上海的英、美等国势力相比较，日本毕竟是后来者。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也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大港，英、美等列强在上海拥有巨大的利益。
日军侵略上海，不能不引起各国最为密切的关注。对中国方面来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国民政府的主要根据地，执政的国民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上海。同时，上海地区工业力量雄厚，经济文化发达，人口密集，抗日爱国热情极高，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都将有利于中国的抵抗。显然，在条件未成熟前，日本不会轻易在上海动手。在日军的历年作战计划中，上海一直摆在东北、华北之后，计划中的初期作战用兵比例，也较华北、东北为低。
然而日军在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之时，便于1932年初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其原因在于，日军在东北迅速得手，极大刺激了日军的扩张野心，力图在上海也进一步扩张其权益。此外，对中国的腹心地区给予袭击，可以压逼国民政府作更多让步，满足日本的在华扩张。再者，日军已着手扶植傀儡溥仪政权，为转移国际视线，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拍电报与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并送去巨额活动经费，以图在上海挑起一系列阴谋事件，挑动战争。
直接的原因还有，为抗议日军对东北的侵占，上海人民掀起了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日本商品在上海商品进口中所占比例，由1930年平均每月的19%降低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3%;1931年12月，除纺织品之外，日资工业部门近9成工厂都被迫停业或关闭，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增加。日本对此十分恼火，企图诉诸武力，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屈服，维护并扩大日本在华殖民权益。
在严重的冲突和危机中，中国政府及上海当局仍然采取妥协外交，全盘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十分苛刻无礼的条件，在解决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炮制的1月18日日本和尚事件，及1月20日由日本宪兵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数十人捣焚三友毛巾厂等一系列冲突事件中，蒙受了极大屈辱，试图消弥战祸。
而日军还是不断增兵，1932年1月28日下午向上海当局发出新的最后通牒，要求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通牒尚未送达，日军即于当晚11时30分派出海军陆战队向闸北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揭开了继东北之后的对上海方向的又一场大规模战争。
斯诺评论道：
日本“在驻上海最高指挥官盐泽少将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争，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