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公园爆炸案”,朝鲜义士尹奉吉和复旦师生联手策划实施的完美暗杀计划

2024年，我跟复旦档案馆同事去清华大学图书馆，寻访复旦大学新校史馆的展陈资料。此次寻访，与一位名叫“杨庆燮”的传奇人物有关。

杨庆燮是复旦校友，于1931年至1936年入读复旦。这一时期，正是国内抗日救亡浪潮高涨之际，复旦勇立潮头，杨庆燮是其中的一员。他的一举一动，代表了那个年代复旦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

在清华大学，我们见到了杨庆燮之子杨思泽先生捐赠的其父亲的遗物，其中有当年复旦学生义勇军使用的路牌、臂章、领章和奖状等实物，还有有关信函、题词等文献资料。这些遗物，为我们还原当年复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可信的史料依据。

破釜沉舟，请缨从军

杨庆燮（1912—2007），福建晋江人。早年侨居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后移居上海，1929年从光华附中转到复旦实验中学（简称“实中”）读书。他自小爱好体育运动，入读实中后，其长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久，学校成立长跑队（后称“飞马越野队”），他即担任队长。据他回忆，当年飞马越野队几乎天天训练，“无问寒暑，市中心区及西体育会路一带，即为诸健儿角逐之所”。

杨庆燮获越野赛冠军后留影。杨思泽提供

1931年6月，杨庆燮从实中毕业，9月起，入读复旦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他入学不久，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沈阳，进而侵占东北大片土地。消息传到复旦，激起师生们的强烈义愤。9月21日，复旦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李登辉校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大会决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枪口对外，收复东北失地。

此时，作为一年级新生，杨庆燮挺身而出。9月24日，他与从兄杨人伟、杨人倜（光华大学学生）和杨麟毓（持志大学学生）兄弟四人，“痛种族之凌夷，哭山河之破碎”，毅然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请缨从军。电报称：“此次暴日侵我国土，戮我同胞，凡有人心，能不愤痛，国家在此存亡一发之间，与其坐以待毙，孰若背城一战。某兄弟等身受大学教育，愿期一死，效命前敌，以尽国民天职，并以激起全国大学生之猛醒，荷枪实弹，同赴国难，江山不保，誓不生还。至盼钧座至令大军对日宣战，某兄弟等刻即就到谒见，听候驱驰。”

电报发出后，杨庆燮与人伟、人倜、麟毓四人即刻行动。当天晚上，他们赶到福州路时报馆，将身上所有私人用品留下，委托有关部门变卖后捐助灾民，以表破釜沉舟、誓不生还的决心。在场的时报馆人员见状，“莫不声泪俱下”。之后，他们前往北站，乘当晚11时45分的火车赶赴南京请缨。

25日晨，火车抵达下关车站。此时，适逢大雨滂沱，杨氏兄弟不顾积水涉膝、道途泥泞，毅然步行前往国民政府。约三小时后，他们终于抵达国府，即要求面见蒋介石。经卫兵传达，大门内走出两位参事，他们先是对杨氏兄弟夸赞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称蒋介石因有紧急会议，不能亲自接见。杨氏兄弟强烈吁请从军，“不惜生命，以作前驱”。对方则予以婉拒，并劝其立刻返校。相持多时，杨氏兄弟无功而返。

后蒋介石同意会见，但依然重复不抵抗的理由，并称政府正派员训练各地的学生义勇军，劝杨氏兄弟回校参训。杨氏兄弟只能再次返沪，各自回校。

参加军训，宣传抗日

杨庆燮回校后，即参加了复旦学生义勇军的军事训练。

复旦举行军事训练，由来已久。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鉴于日本侵华野心暴露、国势危重，复旦即组成了学生军，以便一旦国家有事，可以组成劲旅、投笔从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登辉校长举行校务委员会，议决成立军训委员会，推举理学院院长、化学系教授林继庸任主任委员，注册主任温崇信任副主任委员；改学生军为学生义勇军，下辖三个大队，另组女生救护队一队。

杨庆燮是学生义勇军中的中坚人物之一。当年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正好由嘉定移防闸北，旅部设在大场。学生义勇军在校训练几个月后，正值寒假，林继庸即向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长提出，让部分学生组织寒假特训班，到该旅实习训练，翁照垣慨然允诺。于是，杨庆燮等三十余位同学即到一五六旅，与士兵们一起生活、共同操练。他因“一学即会，一教即知”，进步迅速，颇得翁照垣及各教官的称许。

十九路军发给复旦学生义勇军的路照之一。杨思泽提供

1932年1月28日晨，复旦学生演习迫击炮方毕，忽然传来了市政府接受日本所提五项条件的消息，大家无不愤慨万状，即向翁照垣提出，“请发给手榴弹攻击日本海军司令部”。翁照垣再三劝解开导，称服从为军人天职，只有加紧训练，才有机会同赴东北，驱逐日寇出境。学生们则称，“在此紧急关头，有枪在手，尚无办法，又何必高唱打倒日本，骂东北军误国”。情到深处，他们“声泪俱下，翁将军为之感激涕零，于是相对而哭，约一小时之久”。之后，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宣传抗日。至晚上十一时，“请市府收回成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在宝山路、虬江路一带此起彼伏，久久回响。

哪里想到，正在此时，日军以铁甲车等向中国防线突袭，一·二八抗战爆发。一五六旅第六团誓死抵抗，激战三四小时，损失惨重。翁照垣急调驻大场之第五团增援，旅部仅留复旦学生义勇军守备，由杨庆燮负责。第二天清晨，翁照垣来到旅部，以击退日军之消息相告。学生们纷纷请战，欲赴前线杀敌，翁照垣于次日率部开往吴淞。杨庆燮事后感叹，“当淞沪激战最烈之日，即义勇军出入枪林弹雨之时，浴血苦战，予敌重创，翁将军以一旅之师坚守吴淞炮台三十四日，中外震惊，待敌自浏河登陆始奉命撤退，粉碎日阀扬言三天之内攻占上海之美梦”。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轰炸上海火车南站本报资料

最后，随着一五六旅撤离，复旦义勇军结束使命，整队返校复课。

研制武器，支援抗战

一·二八战争期间，杨庆燮还跟部分复旦同学一起，在林继庸教授带领下，参与秘密研制武器弹药，支援抗日前线。

林继庸教授时任十九路军军事顾问兼技术组组长，他曾在大世界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等处，指导学生秘密制造炸弹、手榴弹、烟幕弹及防毒面具等，为十九路军抗敌提供军事技术支持。其中有两次活动，堪称壮举。

一是林继庸和学生们曾试制水雷等装置，欲炸沉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出云号”。“出云号”是日本海军旗舰，也是指挥进攻上海的大本营。1932年3月1日，林继庸等实施炸舰计划，却未获成功。据《大美晚报》报道称，因日军防守严密，爆炸处“距出云舰侧约三十米……该舰并未受损”。

二是林继庸等曾协助朝鲜义士尹奉吉，参与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命携带炸弹，混入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炸毙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多人。尹奉吉所用的炸弹，即由林继庸和他的学生们制造。

今日的虹口公园本报记者张春海摄

关于那个炸弹装置，杨庆燮曾回忆说，是林继庸指挥他们做的，“起初我们也不知道用途，我们称它大菠萝。当时有两位爱国老板吴蕴初、胡厥文，提供了场地膳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我们用锉刀把一个同热水瓶大小的铁管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然后用纸糊好，外表还画了个日本美女图案”，由林继庸“每天晚上来组装”。林继庸则称：“我白天在兵工厂指挥做手榴弹，晚上和同学们制造大菠萝……炸弹一定是要我自己亲手安装到位才能达到既定效果。”大菠萝制成后，林继庸亲自把它交到尹奉吉手中，“分别时我握住他的双手，深深向他一鞠躬预祝成功”。

4月29日当天，林继庸和胡厥文等人躲在虹口公园附近，“得知尹奉吉进入会场，手心都是汗，就怕大菠萝失灵”。不久传来一声巨响，他本能地肯定：大菠萝被引爆了！“我欣喜若狂，杨庆燮立刻开车带着我们逃跑，胡厥文说肯定是一锅熟了……”这个“一锅熟”，即指炸死、炸伤多名侵华日军头目的结果。后来，杨庆燮曾自豪地说：“白川身中204块弹片就是我们用锉刀锉出来的！”

报国有心，杀敌无路

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林继庸潜回复旦。他原在天通庵的寓所在战火中被毁，只能暂栖复旦隔壁的燕园（其时燕园尚未命名）。后因日军追查甚急，林继庸不得不离开复旦，赴欧洲避难。与此同时，杨庆燮等学生则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当年11月15日，杨庆燮还参加了复旦飞马越野队与沪江大学越野队的友谊比赛，并以16分30秒的成绩荣获5千米长跑冠军。

然而，杨庆燮从军报国之志，始终未变。

1933年3月，原十九路军一五六旅调往华北，编入张学良东北军一一七师，翁照垣任师长。杨庆燮即与复旦同学吴贤森一起北上，请求上前线杀敌。3月31日晚，他们抵达北平。4月29日，杨、吴二人冒险前往华北前线。他们跋山涉水，先抵滦州，再渡滦河，步行几十公里，终于到达一一七师师部，见到了翁照垣师长。杨庆燮后来向记者转述了翁照垣的谈话：“此次中日战争，我国军人苟非抱绝大之牺牲，抵抗到底，断难得到最后之胜利，今寇兵既退长城之外，卢龙又告克服，正宜进兵出关，收复四省，不意当局下令撤退滦东军队，其中计划如何，余不能为君告，余也不忍为诸君告也……国家至此，痛心极矣。”

1933年3月，驻守喜峰口的我第29军，在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布防。新华社发

翁照垣的叹息和前线的现状，令杨庆燮和吴贤森深感抗日无望，他们只得告别翁照垣，返到上海。5月8日，杨、吴二人一进复旦校园，即被同学们包围。有人这样描述他们：“入校时，身服戎装，手提行李，愁容满面。若不胜其戚戚者。左顾右盼，器宇轩昂，至第一宿舍门口，十数同学，围争问讯，相视愀然……”杨庆燮向大家介绍了此次北行情况，最后感叹道：“余牺牲光阴、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金钱，唯思雪耻复仇，不意事与愿违，报国有心，杀敌无路，夫复何言，生为今日之中国国民，诚堪痛心！”

壮志未酬，组织请愿

杨庆燮虽然返校，但对于自己“报国有心，杀敌无路”，一直耿耿于怀。

1935年7月25日，《时事新报》曾刊出一则题为《杨庆燮将赴法学习飞机》的消息，消息称：“中距离（长跑）健将杨庆燮君九一八时曾一度投笔从戎，后以种种原因未果。当时杨君虽壮志未酬，但其宗旨则始终如一。杨君近感国势之凌弱,而空军尤为国防上急切之需要，为贯彻初衷起见，拟于最短期间赴法学习航空，练习各种战斗方法，现正从事补习法文……”杨庆燮是否去了法国？我未查到下文。但是，此消息对于他“壮志未酬”的心境，做出了准确的刻画。

同年12月，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上海，杨庆燮又一次站了出来。12月19日下午，他与同学刘志敏、何宏器等一起，自发召集全校学生大会，议决举行游行示威，向市政府请愿，并提出“取消华北变相的伪自治组织”“释放北平被捕学生”“讨伐汉奸殷汝耕”等要求。会后，学生们即整队组成请愿团，向市政府进发。

在复旦请愿团的影响下，自12月23日起，全市大中学校学生约七八千人一起行动，这些学生中，有交大、同济、大夏、沪江、暨南、中国医学院和上海法学院等校的大学生，也有部分中学的学生。24日下午，请愿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将火车开出。据次日《立报》报道：“警察立于两旁，学生均将头伸出窗外，高喊叫嚣，并高呼‘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打倒走狗’‘中华民族万岁’‘全国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一部分车上同学，且有悲痛哭泣者。”场面宏伟，气氛悲壮。

这次请愿活动，杨庆燮全程参与，这大概是他在校期间参加的最后一场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