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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8日，南京的天空阴云低垂，刮着北风，天气特别冷。
一辆挂有美国星条小旗的福特车行驶至新街口闹市旁就停下了，一个鬓发雪白、慈眉善目的美国老人正从小车里下来，缓步走在街上的人群中。这个老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司徒雷登的观望
这天，司徒雷登一早就离开使馆外出办事，办完事就煞有介事地让小车在新街口闹市停下，自己有意识地在大街上兜了一圈，以体察民国首都街头的民心。
这天，南京的报纸已经详加报道准海战场“本月十六日国军在天津狠歼中共部队后进行战略转移”、“华北国军固守北平、重创自东北流窜入关之林彪部队”之类的消息。据司徒雷登了解，南京市民已经看懂了这些报道的涵义，就是说：东北的解放军主力已经入关进入华北，天津失守，北平将告失守，随着华北两个最大的城市被中共军队占领，再加上一个多星期前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杜聿明集团在准河流域已被全歼，那么，长江以北包括南京在内很快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他在街头感觉到，一般市民情绪很平静，在沉默中蕴含着期望，而南京政府的官员却面露仓皇之色，熟人之间见面问起的已经是怎么安排后事了。他的消息是很灵通的，这几天他了解到：南京政府已经在考虑迁往广州，蒋介石也有可能在近几天宣告下野。鉴于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后已经迫近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目的是想阻止解放军渡江，争取形成与中共隔江而治的局面。
他外出刚回到美国驻华使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已经派官员送来函件，照会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国民政府将迁至广州办公，要求美国使馆与其他各国使馆随同搬迁。不会儿，电话铃声就连续地响起，司徒雷登接到了英国大使、法国大使先后打来的电话，次日要来与他商议对策。
第二天，1月19日，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驻南京大使匆匆来到美国使馆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他们对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当前局势及对策、对中共政府的承认等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
当时，司徒雷登已经得到华盛顿指示，美国政府决策部门正在酝酿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准备抛弃蒋介石。
这年新年一过，国民政府吁请美、苏、英、法四大国出面调停国共内战。
美国已经决定要调整对华政策，因此，对国民党政府要求出面调停反应极其冷淡。1月13日，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英、法两国也与美国采取了一致的拒绝出面调停的态度。这颇使苏联感到意外，因为苏联原以为这次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调停进行新的国共和谈，是美国人策动的花招。苏联是在1月17日，才由外交部告诉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苏联政府无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调停请求。
19日这天，英、法等国大使坐下，在寒暄几句之后，早已经有所准备的司徒雷登就对英、法等国同行说：“国民党要和是投降，要战亦无法，我们美国只好暂时观变，留在南京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以后再作决定。”
法国大使麦里耶不无担心地问：“中共军队攻入南京后，会不会对我们这些帝国主义的代表采取过激行动？”
司徒雷登说：“人家肯定不会将我们当做高贵的客人而给予隆重的款待了，但我想，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交官也不至于采取太过分的行动。”
英国大使斯蒂文说：“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共政府从农村进入大城市以后，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他们经磋商后认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便可利用这个机会，同中共进行讨价还价，从中获得实惠。英、法等国大使表示愿意与司徒雷登采取一致的行动，每一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和其他随员随同国民政府南下，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观察形势变化。
这些国家大使经请示本国政府，都获准仍然留在南京，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司徒雷登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只派出了路易斯·克拉克代办带几个人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去广州，一面维持与蒋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
到了最后，除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去了广州而将参赞史巴耶夫留在南京外，其他各国的驻华大使都仍滞留在南京城内。
2、司徒雷登的担忧
这里的路灯特别亮。夜深了，路灯映照着使馆那块铜招牌及铜铸的大门。
门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刚刚换岗。这里就是南京西康路甲一号，是当时在中国鼎鼎有名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院子内外表面上看去十分寂静。在月夜树影中的那栋雅致的洋楼里，好几个房间的窗户都还透着灯光。在有要紧事的时候，美国使馆也需晚上工作，因为在南京是晚上的时辰，而大洋彼岸的首都华盛顿正好是上班的时候。目前这些日子，中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对美国驻华大使来说，都是要紧事。
这天是1949年2月3日的晚上。他独自在院子里思索，是因为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引发了他的心事。
华盛顿电报所说的政策内容是他早就获悉了的。去年九、十月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在乔治·凯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题为《重新审核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PPS39)的文件，当时已经在论证之中。
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与财力同蒋介石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美国要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这就是当时通俗而形象的说法，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但在这份文件正式获得批准以前，美国还在进行其注定要失败的阻挠中国革命的活动。1949年新年刚过，中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取得胜利之后，在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才正式批准了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使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NSC34)。
司徒雷登在夜色中苦思着，华盛顿这份电报的内容隐含着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他曾在重庆见过一面的毛泽东，是不是真能成为亚洲的“铁托”？他是心中无数的。这就意味着，他需要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要做一些试探。
这时，有人招呼他进屋。他这才回到屋里来。有人递给他两封刚收到的电报，还帮他拧亮了沙发旁的灯。他立即展开电报来看。
电报一份是上海来的，一份是北平来的。老人匆匆看过上海总领事齐艾思的电报，无非是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涨，其余平淡无事。他这就放下了，而看过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的电报后，神态骤然变得很严峻了。
北平和平解放，中共军队于元月31日开进北平接防以来，他天天都有点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北平总领事馆方面的消息。去年，在中共军队占领的沈阳，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就报告说，解放区中共政府已声明，他们不承认原总领事馆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取的一切权利，对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可以保护其居住安全。紧接着，沈阳军管会又收缴了总领事馆内的多部电台，引起了一场别收缴电台风波。
在中共进驻北平后，已经四天了，处在市中心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总算平静地度过了。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布发来的报告说，中共军队进城后，也来到东交民巷，接管了原日本领事馆和德国领事馆作为军管会的有关机关，只见穿军装的官员与接管城市的地方干部在那里进进出出。
柯乐布报告说，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意外，只是解放军刚进城那天，有人在领事馆的围墙外贴了几张关于“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解放全中国”之类的标语。
司徒雷登在北平生活多年，东交民巷是他常去的地方，极为熟悉。读了柯乐布的报告后，他觉得，中共接管东交民巷的日、德领事馆也算是正常之事，这两个二战的战败国的领事馆早就给蒋介石政权接管了，中共目前只是从傅作义部队的手里接过来而已。
但是，2月3日这天晚上，柯乐布发来的电报报告了两则重要的情况：
其一，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所签署发布的《布告》中有这样的条款：原驻北平的各国领事馆及其中人员不能再享受外交人员待遇，而只是作为居住在北平的普通侨民。这个《布告》在大街上张贴，在电台里反复广播。
其二，今日上午，北平举行了隆重的中共部队入城式，入城游行的部队没有经过北平例行集会的天安门，而专门从外国领事馆区东交民巷穿过。美国领事馆人员可以从窗内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入城游行部队都经过了美国总领事馆的大门口，队伍中的坦克、装甲车、大炮，几乎全是崭新的美式装备。据说入城的官兵们常爱说的俏皮话，是称这些美国装备都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特别供给的。
他反复揣摩柯乐布这封电报传达的信息。第一条，说明了中共领导人不买美国人的账，中共军队占领沈阳时也是这么宣布的。当时，他初听闻时感到很惊愕，觉得难以接受，曾想到要提抗议，后来仔细一想，人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美国方面也无可奈何；因为至今美国政府与中共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中共与国民党政权是死对头，人家当然不把原来的美国外交官当做外交人员；可是这次还没有听说中共在北平采取类似在沈阳拘捕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使他在茫然与遗憾中稍许有一点安慰。第二条，中共军队已经用几乎全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并挖苦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他内心的痛楚。
他还想起1月16日晚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在天津的美国人不幸地看到，几乎全部用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部队攻占了天津，据悉，那些武器和装备都是在满洲里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交给中共军队的。这些武器和装备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近一段时期，随着中共从东北至长江以北的节节胜利，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几天前，他见到相熟已久的中国著名的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郁芳。吴郁芳是中国的巾帼精英，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早年在美国留学，几年前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和她相聚喝咖啡聊天，因为司徒雷登不久前也是大学校长，相互间很熟，她就直言不讳地问起他两个问题：
其一是，你好端端地当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驻华大使？
其二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支持这个臭名远扬的蒋介石呢？
3、司徒雷登的转变
司徒雷登是一个独特的美国人，有其独特的经历与独特的风格。
他经常在嘴边挂着三句关于中国的话：“我爱美国，也爱中国。”“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能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熟读中国经史百家的国粹，在美国人当中，算是一个罕见的中国通了。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由于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旧巢，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马歇尔就想起了司徒雷登。
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了一封信来，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由于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应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尽管他舍不得苦心经营的燕京大学，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会谈。
但是，局势发展得太快了！解放军经从1947年夏天发动战略反攻，至1948年底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援源源不断，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美国人援助蒋军的这些现代化装备，真是很顺利地就“转运”到了中共的部队那里去了；中共的军队如虎添翼，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军有的高级将领甚至埋怨说：依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与其说是援助与装备蒋介石的部队，还不如说是援助与装备中共的部队！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援助蒋介石已经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对于他曾经崇敬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感到此时的国民党领导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说：
“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之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
“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在此前后，他还公开地在南京进行倒蒋活动。
11月下旬，蒋介石派宋美龄飞去美国面见杜鲁门总统恳求援助，杜鲁门摆出一副冷面孔说：“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当时，国内一片反蒋的浪潮，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步步紧逼要蒋介石下台。12月中旬，蒋介石抱着一丝幻想派张群前往美国使馆探询美国人对其去留的态度。
司徒雷登明确地答复说：
“我所接触的大多数美国人印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委员长作为停止战争的一个重大障碍，应当从他现在的权威地位引退。而中国人民所想的和所要的是形成我们政策的因素。”
司徒雷登辞去校长职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短短的时间内，从全力支持蒋介石，又很快地转了一个180度的弯而要抛弃蒋介石，使他在美国充满矛盾陷入泥潭的对华政策中，充任了一个悲剧角色。
他就在这样很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滞留在南京，等候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企盼着有机会与中共的领导人接触。他对此虽然没有确实的把握，但凭他在中共党内有不少过去的燕京学生，他相信应该有这样的机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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