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火车返回奉天途中，在皇姑屯遇炸身亡，时年53岁。
史称“皇姑屯事件”。
当然，随着历史逐渐解密，张作霖被炸身亡早已经不是个秘密，他因为未满足日本人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为日本人所不满。
张作霖被炸身亡，也标志着北洋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彻底落幕，因为就在张作霖身亡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了北京。
同年12月29日，已经成为奉系军阀首领的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不可估量作用的张学良后来在评价他父亲张作霖时，用了这么一句话：
“有大略而无雄才。”
对张学良而言，一生中有两个时间节点至关重要。
一个是1928年，这一年张作霖身亡，他成为奉系军阀首领，一个是1936年西安事变，就此结束了政治生命。
两个时间节点，两段不同的人生。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也经历了两个世间两个不同的变化。
一
在前半段人生里，张学良对父亲是充满恨意的。这一点源于张作霖对于妻子儿女的“无情”。
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是张作霖与赵春桂结婚的第六年，在他上面还有个大姐张首芳，再往后还有个弟弟张学铭（1907年出生）。
张作霖和赵春桂结婚后不久，正是他嫁入绿林打拼的时候。
1901年腊月三十日，土匪金寿山在腊月三十夜班勾结俄兵，偷袭中安堡，张作霖只能狼狈逃窜，张学良就是出生在逃亡的途中。
张作霖要打天下，就不可避免的要忽视家庭。
张学良小的时候与父亲张作霖见面并不多，反倒是对温柔贤淑的母亲赵春桂很依赖，在他的眼中，父亲似乎并不珍惜母亲。
张学良曾听母亲说过：
“你爸在吉林剿匪，隔山跨水的， 回来一趟不容易，咱也别太指望他，他能隔个仨月俩月地捎钱回来，就是说他心里还有咱们，还没忘了咱们。”
直至长大后，张学良才明白，母亲这话既是安慰他们，也是安慰她自己。
张作霖其实并不是不把他们母子放在心上，但在那个乱世的年代，男人们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老婆，从男女关系上来看，张作霖能够独享妻子赵先桂对他的感情，但赵先桂却只能得到丈夫几分之一关怀。
赵春桂后来对张作霖的确有满腹怨言，张作霖对她也就更冷淡。
1912年4月15日，年仅38岁的赵春桂因病去世。
这是时代所造成的问题。
张学良从新民走向奉天大帅府过程，也是他对父亲恨意逐步增加的一个过程。
张学良走进奉天大帅府里，他确实感受到了父亲的不一样，他母亲赵春桂去世后，葬礼是在老家新民办的，但在丧事当天，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张作霖拜把兄弟及所部连以上军官，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的驻奉领事、商务代办都赶到。
可这一切与他无关。
张学良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
二
张学良所认为的与己无关，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立的。
张作霖虽然有很多夫人，也有不少子嗣，但张学良是长子，他自然要对这个儿子倾注很多心血，张学良还在新民的时候，张作霖就请了名儒崔名耀为儿子开蒙（1906年），1908年又师从金梁（著名满族学者）学习，1915年从师白永贞学习。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张作霖还要求张学良学习西学，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还当过张学良的英文老师。
更重要的安排是，张作霖要自己的儿子与于文斗（吉商泰斗）女儿于凤至订婚（1908年）。
近乎于一个王朝培养皇太子了。
不过，张作霖并没有想到，当时年龄尚不大的儿子需要的只是父亲的陪伴。
那时的张作霖军务繁忙，根本无暇顾及儿子，从某种程度来说，也造成了父子两人的疏离。
张学良晚年时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也坦言：
“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
也因为缺少陪伴，张学良一开始还想过要脱离父亲的掌握。
1915年，张学良告诉父亲，自己想学医，张作霖听后心里十分震惊，但他似乎很了解儿子的脾气，并未当面苛责，而是私底下与亲家于文斗商量：
“让两个孩子早点成亲吧。”
也许在张作霖看来，儿子早点成婚，思想上没准能成熟些。
1916年春，张学良与于凤至成婚，不过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尽管于凤至很是出众，但两人没什么感情，直至成婚后许多年才慢慢培养起来。
对这段婚姻，张学良认为，这是他在替父亲还债，因为张作霖当年尚未发迹时，曾蒙于文斗救过一命。
张学良按照父亲安排成婚后，随即提出要出国留学，但张作霖提出去日本，张学良表示反对，他的逆反心理让老父亲一个头比两个还大。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受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沈阳讲学，而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
当时张学良就坐在台下，听了张伯苓的话更是振奋异常，特别是那句话：
“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1917年，张学良正式进入东北军中服役，两年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并结识了那个令他一辈子难忘的教官郭松龄。
事实证明，年轻时候的张学良同他父亲张作霖在用人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张学良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所带的部队也是奉军中的精锐，包括后来脱离郭松龄以后，他依然能带着奉军精锐作战，然而他不像老帅那样善于平衡人际关系，加重了奉军内部老派与新派，新派中士官派”和“陆大派”的矛盾冲突。
1925年，郭松龄反奉后，张学良才意识到，父亲张作霖在用人方面比他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段时间张学良对父亲的态度也有所改变，父子间的关系也趋于缓和。
很遗憾，也是在这个时候，张作霖却出了事儿。
三
张作霖对张学良，确实是极尽可能的培养，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一定想让儿子来接班。
可民国年间军阀林立，派系无数，真正实现子承父业的，除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就只剩下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带着满身的伤回到帅府，临终前留下的唯一一句话是：
“我不行了，让小六子赶快回奉天，让他好好干……”
在前线得知噩耗的张学良痛不欲生，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忍不住感慨：
“你说是不是老天戏弄我们，我的生日，正好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后来把生日改了，改成了大姐（于凤至）的生日五月初八。”
张作霖当然没算到自己会以如此的方式收场，因此他给张学良留下的只能算是个烂摊子。
不过，也许正是站在了父亲的那个角度，张学良才体会到了父亲的不容易，从此时开始，他和父亲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和解。
对张学良而言，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大帅张作霖留下来的老臣多数都难以挟制，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杨宇霆。
据张学良身边的人鲁穆庭、王理寰、谢珂所撰《张作霖被炸后的东北局势》一文提到，杨宇霆自恃前代老臣的资格，不大收敛，在人前谈及张学良时，口称“少帅”，口吻轻薄。
张学良后来很反感别人称自己为“少帅”，原因也正是在此。
张作霖是草莽出身，所以他很懂得平衡，无论是昔日的对手还是政见不同的部下，都能够做到容纳，张学良显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很年轻，这辈子除了郭松龄反奉那次，几乎没怎么吃亏，所以有些理想主义。
张学良至暮年后，还有很多次提到父亲。
2000年6月10日，张学良四弟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到夏威夷探望，当时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张学良对政治始终闭口不谈，聊小时候的事情最多，每次说的一多，张学良总是会念叨：
“我想我老爹，想我爸，我想回去，我想回家，想回东北……”
谢雪萍对老张家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她很清楚张学良晚年为何思念父亲：
“为什么很想？张作霖是1928年没有的，但是他还没有修好坟，他走的时候，老爷子那棺材还在大帅府家里放着，都没落葬，坟也没修成。‘九一八’以后棺材才移到驿马坊，还是日本给移的，就是现在的坟，我前几年去过。等‘九一八’以后呢，他回不去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以后又被流放多少多少年……”
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他对执笔人唐德刚也无数次的说起过父亲，他认为张作霖是个好父亲。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对父亲还有一句话：
“我聪明，我父亲比我还聪明，他比我厉害。”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现在倒是越来越能领会到这句话中的精神与意义了。
